伯希和：英勇战斗，中亚考察，学术转折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法国人。

法国是近代西洋汉学的中心，而伯氏则是法国汉学的巅峰。他被西人视为“所有时代里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是“为法国东方学吐万丈之气”的“汉学教皇”。[1]就连民族主义情结极为强烈的傅斯年，竟也不计较他猎取敦煌宝藏，而称许他“纠正无数汉学中之错误，鞭策一切治汉学而为妄说者以向谨严，继茹里安、沙畹以建立巴黎汉学派之正统。……此君固中国以外，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者也”。[2]

伯氏曾就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汉语专业，师从沙畹、列维（S.Lévì）、高第（H.Cordier）等名师。毕业后远赴当时的法国殖民地越南，参与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的工作；后该会改组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成为法国汉学人才的渊薮。两年后他奉调北京法使馆，在义和团事变中作战英勇，获荣誉十字勋章。[3]返河内后升任远东学院教授，年仅二十二岁。

伯氏1906年带领法国中亚考察队前往新疆，至1908年初抵达敦煌莫高窟，藉其对中国古籍的素养，在藏经洞披检三周，终以白银五百两择其精华而去，是为敦煌遗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中亚考察不仅令伯氏名震中外，亦是其学术生涯的转折。[4]此前，即越南时期，其重心在东南亚史地、交通及中国宗教史方面，著有《真腊风土记笺注》、《扶南考》、《交广印度两道考》；此后，他继续研讨中外交通，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郑和下西洋考》、《澳门的起源》，然重心则转向中亚史地及蒙元史方面，论著甚多，要者如《蒙古与教廷》、《金帐汗国史札记》、《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三卷）、《卡尔梅克史评注》。[5]其著述中译大都出自冯承钧之手，零散者多见于《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至九编。

据说伯氏通晓汉、梵、藏、吐火罗、粟特、波斯、突厥、回鹘、西夏、蒙古、满、安南等古今语文，为空前绝后的东方语言天才，而他在治学上最明显的特长，就是能熟练地比较异民族的语文材料，运用对音方法（contrastive method of comparative linguistics）解决史地名号问题，可谓历史比较语言学在东方学领域的投影。[6]因此，最能发挥他所长者，乃中国边疆的民族、地理及中外交系史领域，即傅斯年所谓“虏学”，亦即陈寅恪所谓“塞外之史，殊族之文”；[7]而相较之下，他虽亦熟悉中国典籍，但与本土学人相比仍处劣势，故他不治中国本位之学，甚至对于中国人诧为异宝的敦煌文献亦不甚用心。[8]

按：陈寅恪早年论学，亦藉多种古语言以治历史与宗教问题，旨趣与伯氏近似，他自己也承认甚受后者影响；[9]但中年以后，“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10]疑陈氏意中，或视伯氏为大敌，故不能不退避三舍欤？盖以国内的学术传统及文献条件，国人之于斯学，终难与洋人一争高下也。[11]可知陈氏返治本国史，与伯氏回避正统的中国学问，取径虽反，而用意则同，皆欲扬长避短耳。

伯氏平生撰述，以注释的扎实繁密闻名，且注释的篇幅往往超过正文。而在体裁上，则每以散篇论文出之，尤喜以书评形式出之，故戴闻达称“他的数不清的书评有时比评论的书本身还重要”；[12]生前无一专著行世，其蒙古史著作多种及《中亚和远东基督教研究》皆系未完稿，至身后始得刊行。[13]批评者因之颇指摘他驳杂琐碎，甚至其门人丹尼斯·塞诺也称：“他从未能够下决心去写一部综合性专著（synthesis）。伯希和当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且他缺乏从事这一职业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他不能，或不愿去区分何者重要与何者不重要。”[14]然此不过以述史之学衡量发覆之学，以综合之学衡量精微之学，方枘圆凿，鸡同鸭讲，实甚无谓。盖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伯氏的方法与成绩皆堪称考据式汉学的最高结晶，代表一个无法重现的学术时代，后人实已无从追步，虽不为也，亦不能也，所谓synthesis 又岂足以骄人哉？

伯氏为人为学，有唯我独尊之概，对旁人的指正往往不留余地。塞诺回忆：“谦逊绝不是伯希和的强项：这种特点他根本就没有。相应地，他不会容忍自相矛盾，也不喜欢那些在他看来侵入到他领域的人。他完全没有兴趣培养年轻的汉学家。……伯希和只支持那些其兴趣停留在他的私人狩猎区以外的人。”[15]

按：李方桂曾提及“高本汉并不鼓励任何年轻人在他的领域内搞研究。要知道，他批评人如此可怕……”马悦然也谓高“霸占了中国的方言学和历史音韵学领域，这些领域属于他的，别人不能染指。他得意洋洋地告诉女友，世界大战阻止了他最危险的竞争对手伯希和与马伯乐进入这个领域”。[16]则西方汉学两大巨头，在性格上恰有同病，可见大师亦凡人也。

国人中曾问学其门下者，有方壮猷、王静如、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

诗曰：敦煌盗宝到西天，辛苦论文自作笺。堪比剑桥阿克顿，学如渊海欠宏篇。

按：英人阿克顿号称近世最博洽的史学家，而终身未成一部与其学识相副的巨著，仅有若干论文及讲义传世。

注　释：

[1]据《伯希和——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史筠《蒙古史研究概况和国际上蒙古史研究领域的尖锐斗争》，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专业1975年编印，页26。又，戴闻达评伯氏曰：“在最广义上的中国研究的每一个领域，他都是无与伦比的大师。……他不仅在所有中国学研究领域——文献学、语言学、考据学、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史、宗教史等——都是第一流的学者，而且同样是一位杰出的蒙古学家和伊朗学家。”（据《保罗·伯希和》引，陆庆夫、郭锋、王冀青《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2]《论伯希和教授》。按：向达也称伯希和“不仅表现了法国学者研究汉学的最高成就并且也是西洋汉学家中最大的大师”（《悼冯承钧先生》，《文讯月刊》第四号）。又，伯氏去世后，翁独健有谓：“先生之学精湛渊博，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举凡我国之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先生几皆有深刻之研究与精粹之论著。然详绎先生之著作，其所以能超越前人决疑制胜，盖得力于先生之精通亚洲各种语文，注意版本校勘，与新史料之搜求应用。”（《伯希和教授》，《燕京学报》第三十期）此盖套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数语耳。而伯氏之于国际汉学界的地位，亦堪比王氏之于中国学界也。(www.xing528.com)

[3]故大陆五十年代不仅指责他为“文化强盗”，更斥之为“刽子手”（《伯希和——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另，后来有人指责他携回的敦煌文献为假造，他遇见其人时乃怒批其颊，可见其好斗的一面（[法]罗图尔《伯希和传》，《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六辑，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1976年编印）。

[4]参《保罗·伯希和》，《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

[5]黄振华译有《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中的成吉思汗条目（《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23辑，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1982年编印）。

[6]参李璜《谈伯希和的对音考释》，《法国汉学论集》，香港珠海书院出版委员会1975年版。

[7]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陈寅恪《陈述辽史补注序》，《金明馆丛稿二编》。按：梁容若谓西人治汉学，“就研究历史来说，重视边疆、忽略本部”（《欧美与日本的汉学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可知此乃汉学界的普遍风气，非仅伯氏一人如此。

[8]参李璜《关于保禄·伯希和》，《法国汉学论集》。按：内藤湖南诗《送羽田学士留学欧洲并寄法国伯希和君》有“凭君寄语希和子，阅了鸣沙几简青”之句（《内藤湖南汉诗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21），然伯氏于鸣沙遗物实用力不深，故其敦煌遗书编目错误甚多（参《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册页342—343；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另，胡适谈及中国印刷术起源问题时，曾批评“Pelliot 不信元白诗有刻本之说，此真所谓西洋学者之固执自信了”（《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页359），亦可参。

[9]俞大维回忆：“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例如法国的P.Pelliot（伯希和）、德国的F.W.K.Mueller（缪勒），俄国的W.Barthold（巴托尔德），及其他国学者。”（《谈陈寅恪先生》）又，戴密微曾提及陈氏可能听过伯希和讲课（《陈寅恪》，据汪莱祖《史家陈寅恪传》第三章）。

[10]《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

[11]参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桑兵《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页143。按：陈氏早在留学时已知国内缺乏文献积累，难以对“塞表殊族之史事”进行汉学式的研究，曾对家人表示：“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与妹书》，《陈寅恪集·书信集》）故后来虽小有成绩，终亦弃之。

[12]据《保罗·伯希和》，《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

[13]伯氏遗著目录见韩百诗《法国的蒙古学泰斗——伯希和》附录，《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怀念伯希和》，《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版。按：其同情者崔瑞德也认为：“在受到诱惑时，伯希和把他珍贵的天分和渊博的常识浪费在了一些毫无价值的课题上，并且经常会为自己精湛的学术技巧而难以自制，进而使自己的观点消失在那些参考文献的晦涩难懂的评议和言辞修饰之中。”（《关于美国中国学的一场学理探讨·为汉学孤独地喝彩》，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另参路易·勒努《伯希和的传奇学术生涯》，《伯希和西域探险记》；桑兵《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页145。

[15]《怀念伯希和》。不过，伯氏也可能只是习惯性地作从严批评，如有论者云：“有时他的或许过分的批评或者是对于细节要求精确，给他带来了不应有的一个拘于细节的人的名声。但他教导青年一代，并且他本身就给人以那种科学、诚实的高超的榜样；精确的工作应该是那种对事实的严肃尊重，对于一切可利用的事实的热情搜求……”（据《伯希和——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赫胥黎有言：“轰炸旧错误的，其功只亚于揭露新真理的一等，同是有功于世的人。”伯氏足当此语。

[16]《李方桂先生口述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34；马悦然《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页306—307。按：胡适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甚表讥嘲（参周质平《胡适与冯友兰》，《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又收入《解析冯友兰》），亦有类于伯、高二氏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