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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降将乔道清高本汉:现代学林点将录

时间:2023-11-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高本汉,又译珂罗倔伦;瑞典人。自此,中国古汉语研究遂开始所谓高本汉时代,[5]后来者或引申,或修正,或驳难,但罕能超出高氏规范的笼罩。[14]赵元任初见高氏,高用纯熟的山西腔汉语说:“我姓高,名字叫本汉,因为我本来是汉人嚜!”惟其自足可当之无愧耳。与高氏同时,马伯乐亦用西方语言学之法治汉语音韵,著有《唐代长安方言考》;两人在学术上颇有论难,而不免于意气之争。凡此之论,今日已不值一辩。

河北降将乔道清高本汉:现代学林点将录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又译珂罗倔伦;瑞典人

古音韵研究为有清一代的绝学,但限于传统方法,仅以分辨古音音类为能事;迨至近代西洋语言学引入本土,始能突破樊篱,对古音音值进行拟测。[1]二十年代初,胡适译出俄人钢和泰《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汪荣宝受其启发,利用梵汉对音及日译吴音、汉音资料考订古代音值,有《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之作,是为近世音韵学史上的小突破;[2]稍后高本汉完成《中国音韵学研究》,更凭藉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构建起中古音的完整体系,国人莫不风闻景从,是为近世音韵学史上的大突破。[3]

受瑞典方言运动影响,高氏在中学时代即参与方言调查;后就读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又专攻北欧语及希腊语,遂奠定深厚的语言学基础。大学时有意学习日、汉语,盖欲避熟就生,在语言领域另辟天地。他经过短期的汉语训练,于1910年来华,在太原大学堂任外文教师,期间调查华北方言三十余种;两年后复往巴黎深造,师从沙畹,并结识伯希和、马伯乐。此后获乌普萨拉大学博士学位,历任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及校长、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馆长、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

高氏以博士论文为基础,陆续以法文写出《中国音韵学研究》一至四卷,至1926年出齐,后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为中文。此书借鉴瑞典方言学分析汉语方音,并参证古代的反切、等韵(韵图)及外语借词材料,对于《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作出详细构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学术创获,也堪称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创世纪。随后他更进一步,主要通过内部拟测,由《切韵》音系向前推求上古音系,撰有论文《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赵元任译),[4]专著《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汉文典(修订本)》(潘悟云等译),影响亦极重大。自此,中国古汉语研究遂开始所谓高本汉时代,[5]后来者或引申,或修正,或驳难,但罕能超出高氏规范的笼罩。[6]

按:清代学术的重心经学,尤在小学,又尤在音韵学,王国维1917年自旧学立场声言“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小学之中……尤卓绝者则为韵学”,甚至说“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7]殊不知天外有天,王氏作此语时,高著前二卷实已横空出世,足以令清代音韵学为之失色,王所谓“后无来者”云云,遂成为严重的失言。而林语堂称许高氏“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胡适更指“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工夫……三百年的古音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张世禄也称“他是把中国语文学成为科学化的最大的功臣”,[8]皆足见他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奇峰突出的地位。因为他能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地带另树研究范式,引发学术革命,有若爱因斯坦物理学上超越牛顿体系,故于中国学术史有绝大的意义与影响也。[9]

高氏研治汉语的专著尚有《中国语与中国文》(张世禄译)、《中国语言学研究》(贺昌群译),皆概论中国语文的特征及其研究法,《汉语词类》(张世禄译)则探讨古汉语的语源,《先秦文献假借字例》(陈舜政译)则汇辑汉以前的假借字实例,其他中译的单篇论文尤多。[10]

语言学之外,他另有两大贡献:一在古籍真伪与年代方面,发挥语言学家之长,通过统计、归纳助词与文法的例证以判断文献形成的时地,在方法上为古籍考辨(辨伪)开辟一大蹊径,其论述见《左传真伪考及其他》(陆侃如译);[11]一在殷周青铜器方面,从铭文、形制、纹饰风格各方面综合地区别铜器的时代与类型,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实有不约而同的旨趣,但至今尚无中译。[12]此外,他对《诗经》、《尚书》、《左传》、《礼记》及《老子》等先秦要籍皆有注释,侧重辞义方面,与其语言研究相贯通,也体现他对中国古籍的基本素养,自有参考价值。[13]

单纯论学识的渊博与坚实,近世以来,群推伯希和为西洋汉学家的第一人,高氏较之亦有所不及,然而论方法的创造性与成就的突破性则掩过之,故尊之为汉学家首席,拟以梁山泊额外头领之冠。[14]

赵元任初见高氏,高用纯熟的山西腔汉语说:“我姓高,名字叫本汉,因为我本来是汉人嚜!”[15]虽属戏言,亦可见他对中国的感情,甚至可见他在中国研究上的自信。他晚年曾对友人表示:“我想我现在已经掌握了中国古代典籍。”[16]此话看似平常,似谦虚,实则似轻而重,亦甚自负自傲。惟其自足可当之无愧耳。

与高氏同时,马伯乐亦用西方语言学之法治汉语音韵,著有《唐代长安方言考》;两人在学术上颇有论难,而不免于意气之争。[17]

诗曰:语音发覆竟千年,方法西来似悟禅。盘古开天已先手,后来不过补苍天。

注 释:

[1]冯蒸在回忆王静如时谈及:“我在阅读高本汉书和先生的有关论文时,对他们能够熟练地写出语音变化的过程和拟测古音音值的本领最为钦佩。因为遇到那些情况,他们多能够做出顺理成章的音理解释……先生说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受过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训练,所以能够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受过这门训练的人便不知所措。”(《大匠示人以规矩——从王静如先生教我音韵学看王先生的治学方法》,《冯蒸音韵论集》,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

[2]此文引发章太炎一系的反击,然支持者更多,被称为“古音学上的大辩论”(魏建功《古音学上的大辩论——〈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引起的问题》,《魏建功文集》第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陈垣指出《切韵》的作者陆法言、注者长孙讷言皆鲜卑后裔,并诧为奇事(《〈切韵〉与鲜卑》,《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则异族或异裔治中国音韵之学,实古已有之,固不自钢和泰、高本汉始矣。故章太炎暗斥汪荣宝谓:“浅者且取异域侏离之语以求古音……傅会以滋谬。”(《音韵学通论题辞》,《太炎文录续编》卷二下)而马宗霍亦指高本汉“远人代谋,而望謋然理解,其亦不自量度哉”(《西人之中国古音学》,《音韵学通论·古音篇第三》附论,台湾鼎文书局1972年版)。凡此之论,今日已不值一辩。(www.xing528.com)

[4]此文引发王静如、林语堂、李方桂的批评,何九盈将此与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引出的公案相提并论,称之为现代古音学的两次大辩论(《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页286—291;参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14—16)。

[5]张贤豹谓:“张琨教授夫妇合著的《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是20世纪初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问世以来最值得重视的汉语音韵史著作。1972年是汉语音韵的分水岭,1972年以前是高本汉时代,1972年以后是张琨时代。”(《张琨教授古音学说简介》,张琨《汉语音韵史论文集》代序,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所谓“张琨时代”,不过门下的私言,似嫌夸大,但“高本汉时代”则可谓学界公论。

[6]王力指“当时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甚至接受了他的观点、方法,然后从枝节的地方去纠正他”(《中国语言学史》第四章第十七节);聂鸿音称:“我国语言学界对于高本汉,从表面上看是批评多于肯定,可是从实质上分析,比较中肯的批评往往都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而发,而高本汉古音构拟的原则、方法以及他大略的构拟格局,则基本上被绝大多数人接受了。”(《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前言》,齐鲁书社1987年版)艾葛乐也说:“尽管高本汉的构建在所有的领域里遭到修改,但是那大的脉络以及承载他的理念的巨大机制,是不可动摇的,并构成这个领域里所有正规研究的出发点。”(据马悦然《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页213)按:对高氏批判最严厉者,似为葛毅卿的《对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批评》,但文章撰写于五十年代以后,在立场上不免受政治气候的干扰(见《隋唐音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周代金石文韵读序》,《观堂集林》卷八。

[8]林语堂《左传真伪与上古方音》(《语言学论丛》,开明书店民国22年版);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张世禄《高本汉与中国语文》(《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按:林语堂另称“今人所考成绩,远驾于顾炎武、钱大昕、段玉裁江永、戴东原诸大师之上”(《说高本汉》、《无所不谈合集》),后来董同龢谓:“从西洋人把他们的语言学介绍到中国来,中国古音研究的进展,真是可观。我们可以说,近几十年间中外学人的收获,足足抵得上,甚或超过清代三百年间许多大师的成绩。”(《汉语音韵学·序》)皆近于胡适所言。另,胡适又曰:“中国向来研究古今声韵沿革的学者,自陈第、顾炎武以至章炳麟,都只在故纸堆里寻线索,故劳力多而成功少;所分韵部只能言其有分别,而不能说明其分别是什么样子;至于声母,更少精密的成绩了。珂先生研究中国古音,充分地参考各地的方言,从吴语闽语粤语以至于日本安南所保存的中国古音,故他的《中文解析字典》详列每一字的古今音读,可算是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而下开后来无穷学者的新门径。”(《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而马宗霍有言:“瑞典有支那学家珂罗倔伦者,尝究心中国语言之学,新著《中文解析字典》一书。……一二好奇之士,乐其简而易晓,不遑审其中(得)失所在,遂称其书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且谓中国自来治古音者,但寻之于故纸堆中,故劳力多而成功少,所分韵部,只能言其有分别,而不能言其分别如何,至于声母,更少精密之成绩。斯乃务为夸诞,怪旧艺而善野言,固荀子所谓‘近为蔽’、‘浅为蔽’也。”(《西人之中国古音学》)则显系针对胡适而发。

[9]库恩提出科学发展的“范式”概念,余英时曾借以描述红学史,朱晓农复借以描述音韵学史,称顾炎武代表传统范式,而高本汉代表新范式,是“当代中国音韵学的正宗”(《方法:语言学的灵魂》第十一章《顾炎武范式——古典学术的典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高氏著述目录见《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附录,但人名错译不少;其著述中译目录可参马军《中国学术界译介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篇目汇编》(《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胡朴安云:“瑞典人珂罗倔伦,著《左传真伪考》,用统计方法,统计《左传》《论语》《孟子》中之助字,为考据学者辟一新门径。用统计法,为训诂之推测,能得比较可靠之训诂。如统计儒家之‘道’字,而知儒家之所谓‘道’者,是人伦日用事物之常;统计道家之‘道’字,而知道家之所谓‘道’者,是宇宙之本体。又如统计助词之用法,可以认清各个时代语法之例,为辨别古书真伪之助,如《左传真伪考》是。”(《中国训诂学史》,商务印书馆民国28年版,页359)对高著作出具体回应或申论者,有胡适《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冯沅君《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见《左传真伪考及其他》,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林语堂《左传真伪与上古方音》及张以仁《从文法、语汇的差异证〈国语〉、〈左传〉二书非一人所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以后杨伯峻考辨《列子》成书年代,萨孟武区分《四书》的先后,夏含夷推断两周金文及《尚书》的时代,皆用其法(《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杨伯峻学术论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杂谈历史·〈论语〉没有“此”字》,《孟武续笔》,台湾三民书局1970年版;《略论今文〈尚书〉周书各篇的著作年代》,《夏含夷古史异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又,刘笑敢考订《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何炳棣考订《孙子》早于《老子》,曹广顺、遇笑容考订《旧杂譬喻经》并非康僧会所译,方一新考订可疑、失译佛经的翻译时间,皆由词汇使用情形推测文献年代,亦属高氏方法的延伸(《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版;《从语言的角度看某些早期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以〈旧杂譬喻经〉为例》,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从译名演变看疑、佚佛经的翻译年代》,《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按:高著最重要的见解,是认为“于”、“於”两字在《左传》中用法有别,卫聚贤、黄子雍、闻宥、张克强先后质疑此说(《跋左传真伪考》,《左传真伪考及其他》;《珂罗倔伦左传真伪考驳议》,《斯文半月刊》第三卷第十、十一期;《“于”“於”新论》,《闻宥论文集》,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1985年内部发行;《论〈左传〉里的“于”跟“及”》,《张建木文选》,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而近时研究者根据出土文献指出“于”、“於”在语法上虽然一致,但在使用上确有区别(风仪诚《战国两汉“于”、“於”二字的用法与古书的传写习惯》,《简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2]作为青铜器研究权威,李济评价高氏“找出来了殷铜器与周铜器的基本分别……他所作的比较工作,不但将器与器比,并且把每一器的个别部位,及构成每一图案的文饰细目,都作了极详尽的分析,极仔细的较量,故他归纳出来用作分辨各期的标准,要算是极实质,极缜密的了。这是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古器物一个最有贡献的成绩,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3]《诗经》、《书经》、《左传》、《礼记》四种有台湾刊本,前者董同龢译,后三种陈舜政译。

[14]胡适曾言伯氏“是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册页257);又言高氏“在西洋的支那学者之中,除了法国的伯希和先生,他要算是第一人了”(《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

[15]《中国音韵学研究·译者序》,商务印书馆民国29年版、1994年缩印版。

[16]《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页311。

[17]贺昌群云:“高氏的结论,我国学者不少接受的,在欧洲则惟马伯乐氏常与之处于对立的地位,高氏谓上古中国语有语尾变化,马氏反之,高氏分别古音的韵类,马氏亦多所商榷。数年前高氏据敦煌本《切韵》残卷而考证第六世纪之音,马氏亦尝为文驳论。”(《中国语言学研究·译者赘言》,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版)另参张静河《瑞典汉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页99—100;[加拿大]蒲立本《欧洲的汉语音韵学研究:第一阶段》,《国际汉学》第九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页100。按:高氏对马著《长安方言考》的反驳,见林语堂译《答马斯贝啰(maspero)论切韵之音》(收入《语言学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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