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张星烺

张星烺（1888—1951），字亮尘，又作亮丞、亮臣；江苏泗阳人。

十九世纪以降，西力东侵，东西交汇，为中国乃至东亚历史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中西交通史遂成一代显学。[1]而斯学之兴，实由西人开风气之先，国人不过闻风而动，故治此业者，不能不以译介外人著述为急务，其事以冯承钧成绩独多，又不能不以汇辑中西史料为根本，其事则由张星烺一手包揽。

张氏为清末官费留学生，先后于哈佛大学、柏林大学攻读化学，返国后供职于汉阳兵工厂、江苏省公署实业司等处；其父张相文以地学闻名，张氏自幼受其熏陶，对史地方面早有兴趣，故在从事化工职业的同时，即开始涉猎中外交通之学。后因患肺结核病，逐渐不能适应化学工作，至1926年受聘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次年复任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从此遂专以史学为业。

按：近世吾国吾民震于西洋物质技术文明的先进，留学多偏重理工科目；然传统重文之风亦未绝，故又多有弃理从文者。如鲁迅、郭沫若留日时皆习医，胡适留美时始读农学，[2]而傅斯年留欧时也曾学习实验心理学、数学、物理学，皆其显例，不过张氏转行较晚而已。

张氏二十年代编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是其平生的代表作。[3]是书旧版凡六册，引据中文文献二百七十余种，外文文献四十余种，区别为上古时代及中国与欧洲、非洲、阿拉伯、亚美尼亚、犹太、伊兰（波斯）、中亚、印度各编，并附以考辨及解说；虽有讹误，上古部分亦失于信古，[4]然取材浩瀚，条理分明，“自有是学以来，未有淹博若是者也”，[5]实为中西关系史的空前巨著，至今仍不可或缺。[6]朱希祖以清人马骕集上古史之大成的《绎史》与之相提并论，堪称得当。[7]盖其书虽曰史料汇编，但较之一般专著，在价值上实远为过之，在功用上尤无与伦比，亦近于张心澂《伪书通考》、陈登原《国史旧闻》、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之类，皆属为人之学的大著作，不过世人多利用其书而隐没其人耳。况且，洛阳纸贵如《管锥编》，究其实，不亦一高级史料汇编乎？则张氏有此一书，已足以垂世不朽。

在具体学术问题上，张氏最用力于《马可波罗游记》的译述，曾译英人亨利·玉尔的《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及校注本《游记》第一册，并多有增补；又译拜内戴拖（Benedetto）新本《马哥孛罗游记》，另有引论性的单行本《马哥孛罗》。此外，有讲义《南洋史地》，实为以东南亚为中心的东西交通史及华侨史；专书《欧化东渐史》，则系近世西欧文明东被的简明概说。[8]其余散篇论文，除附录于《史料汇编》者外，略有《中国人种中印度日耳曼种分子》，考掘历代异族融入汉民族的线索；《唐时非洲黑奴入中国考》，辨析唐代昆仑奴的人种；《泉州访古记》、《中世纪泉州状况》，概述泉州在中外贸易及交流史上的事实；《中国史书上关于马黎诺里使节之记载》，钩沉元代罗马教皇专使访华的遗响；《斐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hong 之真人考（附林道乾事迹考）》，揭示明代海盗林凤、林道乾拓殖海外的史迹。[9]凡此皆多有可观，惜至今仍散落于旧刊，未编辑为论文集刊行，可见其人身后的萧条。[10]

按：古今世情，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而学人出版文集亦然；其显赫者插架万轴，流为俗学，而冷落者则遗书散逸，无人收拾，亦如香港娱乐圈所言之“跟红顶白”也。近世文史学人如伦明、但焘、邓之诚、瞿兑之、郑师许、钟凤年、陈登原、张次溪、刘铭恕、朱季海诸氏，各有造诣，而亦无论文专集传世，此非今日出版家之责耶？

论者尝以张氏与陈垣、向达、方豪并列，推为民国以来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四大家，自当之无愧。[11]以其苦搜文献，及于域外，大有功德于天下后世，故拟为梁山泊军中走报机密的金毛犬段景住；段最善盗马，与时迁各有所长，今既以时迁配冯承钧，则以段配张，宜矣。

张氏因病症关系，未足四十即须发皆白，面孔却异常红润，台静农回忆：“一次他搭胶济火车，没得座位，张宗昌的兵看他那样的老，居然让座给他。援庵先生喜拿这事向他开玩笑，说他鹤发童颜，张宗昌的大兵都被感动了。”[12]他四十年代后期中风，去世时正值山河变色未久，举世趋新，人事翻覆，宜乎人学俱寂矣。

朱杰勤治中外交通亦称名家，对张著《史料汇篇》重作校订，亦有功之臣。

诗曰：丝绸之路汇西东，史学无非史料功。积腋聚沙岂容易，武林道是嫁衣功。

按：古龙小说《大旗英雄传》有所谓“嫁衣神功”，炼成此功者不能己用，非传予旁人不可。

注　释：(www.xing528.com)

[1]欧洲人之入中国，一由陆路（新疆），相应乃有西域研究；一由海路（东南亚），相应有南海（南洋）研究；此外又渗透西藏，则有藏学。故西方汉学界的中西交通研究虽不失其独立性与实证性，但它作为学科的兴起，确有西方殖民主义的背景在。反顾中国学界，则素来重西域而轻南海（参张礼千《论南洋研究》，《文史杂志》第二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时至今日，新疆仍为我有，且新旧发现的文物史料极丰，故西域之学在域中仍属显学；而东南亚则自成一统，海洋考古发现似亦有限，故国内南海之学久已沉寂，近时虽以“海上丝绸之路”为号召，亦不过稍振旗鼓耳。按：冯家昇曾指出：“日人在东北的考古足与英人在新疆、法人在安南互相媲美。其收获之成绩随其政治势力之前进而推动，如朝鲜之考古始于明治之末，而收获于大正；辽宁热河之考古始于明治之末，而收获于昭和；吉黑之考古亦始于明治之末，而开展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人在东北的考古》，《燕京学报》第十九期）梁容若亦谓：“日本人喜欢研究佛教的遗迹，考究古代音乐、建筑、美术的沿革，因为这些跟日本文化有亲属关系，到现在还是他们国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法国人喜欢研究越南跟中国的关系史，俄国人喜欢研究蒙古的历史和社会组织，英国人关于西藏民族跟喇嘛教有许多著述。”（《欧美与日本的汉学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所论皆属同类现象。可见学科盛衰，实多与国家政治因素相关联，大抵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学问则盛，与本国关系疏远的学问则衰。陈寅恪曾将西域、南海研究称为“近缘学”，即强调其与中国本部的邻近关系也（据向达《悼冯承钧先生》，《文讯月刊》第四号）。又，五十年代大陆批判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是“给帝国主义侵略探路而作”，《澳门之起源》是“为葡萄牙的殖民辩护”（《伯希和——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自属上纲上线，将学术讨论等同于现实政治；但自时代背景观察，西洋人在学术上对南海交通的重视，固与其海上殖民扩张史相呼应也。

[2]胡适当时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农学院，以后曹诚英与他相恋不成，亦研读农学，亦入康乃尔农学院（参沈卫威《曹诚英　胡适生命中的另一个“她”》，《胡适周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岂即爱屋及乌之意欤？

[3]此著原题《中西交通史料汇篇》。

[4]冯承钧评曰：“综观全书，用力甚勤。范围既广，自难免不有遗漏错误之处。此书就搜集材料方面，或可省学子翻检之劳，第就考证方面言，撰者面壁考证，似乎未免太多。”（《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姚从吾尝谓：“张星烺先生的《中西史料汇编》，只是一个起头；自然作的不够，也不是一个人所都能作好的。我想还是一部书一部书整理的好。”（姚从吾1964年致萧启庆函，据王德毅《姚从吾先生年谱》，台湾2000年自刊本，页153）李璜亦谓：“谈中西民族的交通史，对于人名地名的比较，而臆断之者甚夥……在张星烺著之《中西史料汇编》里此类臆断最多。”（《谈伯希和的对音考释》，《法国汉学论集》，香港珠海书院出版委员会1975年版）皆攻其一面，稍嫌苛刻。

[5]语见齐思和《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史学概论讲义》附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6]张氏后来积累材料数十万字，并有增补稿，惜已遗佚（据刘绍荣《张星烺和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风云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又见《辅仁往事》第一辑，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2006年编印）。中华书局七十年代重版时，朱杰勤删去上古部分，虽有理由，终有损于著作的完整；近时中华新版又重予恢复，列为前编。

[7]《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序》。按：陈登原自谓其《国史旧闻》乃仿朱彝尊《经义考》、马骕《绎史》而作（《国史旧闻》第二分册序），则亦与张著体例略近。

[8]对此书的批评见方子铭《评张星烺氏著〈欧化东渐史〉》（收入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华书局2008年版）。

[9]张氏论林凤有云：“林凤率众至斐律宾，后于西班牙人之至吕宋仅三年；虽不幸失败，然为中西两种人最初争殖斐律宾之一段史事，值得注意。荷兰人于明末占领台湾，后为郑成功所逐。郑成功为得意英雄，林凤为失意英雄，成败虽不同，而二人扩张华人势力于海外则一也。……中国历朝不知利用海滨壮士，拓土海外。明朝海禁尤严，下海者即视为奸民盗贼，故中国海外势力不伸，以视英国以前收用海盗德雷克（Francis Dralce）以抗西班牙，获得海上霸权者，诚不啻霄壤矣。”（《斐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hong 之真人考[附林道乾事迹考]》，《燕京学报》第八期）对比古今中西，甚有史识，固不仅钩稽史料而已。

[10]张氏的著译至今尚无编目，可参余秉权《中国史学论文引得（1902年—1962年）》（香港亚东学社1963年版，页222—223）；关于其整体的学术贡献，参王东平《张星烺先生对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学术贡献》（《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三期）。

[11]李东华《怀援庵与亮尘，念觉明与杰人——略论民国以来国人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方豪先生年谱》附录，台湾“国史馆”2001年版。按：另有韩振华，著述甚丰，有史料，有见地，似亦可与四大家并驾，惟年辈较晚，声名不振耳。

[12]《辅仁旧事》，《辅仁往事》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