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王先谦改编的现代学林点将录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室名虚受堂；湖南长沙人。

论清末民初的湖湘学术，必推王闿运（湘绮）、王先谦、皮锡瑞（鹿门）三氏为大老。湘绮学博而浅，实属文苑中人，可置不论。葵园、鹿门之间，仅以经学造诣而论，皮远胜于王，王尝谓：“读皮先生《经学通论》，令人愧汗无地。”[1]然皮氏宗今文经学，未脱门户之见，终属传统式的经师；而王氏格局广大，荟萃群说，可视为清代朴学的一大总结，故举之为近世湘学的代表。[2]

王氏同治四年（1865）考取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曾典云南、浙江乡试，分校顺天会试；复任江苏学政，数年后上书弹劾太监李莲英，以疏上不报，遂辞官归里。先后主持思贤讲舍及城南、岳麓书院。

王氏曾仿姚鼐（惜抱轩）《古文辞类纂》之例，辑《续古文辞类纂》；又在江苏南菁书院奏设书局，仿阮元（芸台）《皇清经解》之例，主编《皇清经解续编》。此皆一代学术文章的总汇，王闿运评曰：“《经解》虽不能抗行芸台，《类纂》或足以比肩惜抱。”[3]在个人著述方面，则兼及四部文献范围：于经，有《尚书孔传参正》、《诗三家义集疏》；[4]于史，有《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未刊）、《元史拾补》；[5]于子，有《荀子集解》、《庄子集解》；[6]于小学，有《释名疏证补》；[7]于地理，有《合校水经注》。[8]多属总结性的厚重之作。

大体而言，王氏用力勤，著书多，然多非自出心裁，惟善于梳理群籍、贯穿百家耳。故李肖聃指其著作“不外续、纂、选、辑四者，如《十一朝东华录》为续蒋良父书，南菁书院《经解》为续阮元学海堂书，《续古文辞类纂》则承姚氏而作也。如《骈文类纂》、《十家四六文钞》、《湘中六家词》皆选也。各书《集解》皆集（辑）也。章太炎谓其本无心得，而通知法式，斯言得之”[9]；甚至门下的叶德辉（奂彬），私下于其著亦“以类书相讽，谓其非著书，乃抄书”。[10]然而王氏亦非都无己见，且权衡取舍，汇辑群书为一书，不失为著书一法，盖其意本在承前启后，切于实用也。其一生所著，以《尚书孔传》、《诗三家》、《汉书补注》、《荀子集解》最为精审，尤其《诗》、《汉书》两种，至今仍无可替代。

按：现代治《汉书》者，以杨树达、陈直为两大家。杨恭维王著“取精用宏，便于学者，几于家有其书矣”，[11]而实际上则多所订正，其《汉书窥管》即缘此而作；[12]陈则谓：“王先生之优点，自己创见并不多，以本书引证本书，于读者以极大便利。王先生之缺点，是各注家之精华……采摭均有未备。且剪裁截合，往往与作者本义相违背。”[13]但两人于王书纵有指摘，仍深受其惠。且杨为叶德辉门人，与王氏实有渊源，早年亦曾拜谒王氏；而陈的伯父、父亲皆受知于王氏，亦可称其徒孙辈。[14]则百年以来，凡研读汉史，几无不瓣香其人其书者。

王氏历任学官山长，无不大力扬榷学术，培育人才，尚有清儒毕沅、阮元的余风，故拟为梁山泊掌管帅字旗的险道神。[15]

王氏思想守旧，戊戌维新时与叶德辉沆瀣一气，反对康梁变法，其言论略见于《翼教丛编》。然改良不能成功，对于保守派如王氏者，似福而实祸；盖此后革命狂澜尤甚于改良，辛亥之变，王氏亲所目见，当其时，纵欲求改良亦不可得矣。惟王氏死于北洋时代，不及见国共赤潮之勃兴，尤不及见叶德辉之被祸，尚称善终，又可云幸也。[16]梁启超1927年挽康有为联云：“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幸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17]王氏在戊戌时与康圣人为思想政治之敌，但世局迁变，此联若移以挽王，又何其切当。

堂弟王先慎有《韩非子集解》，弟子苏舆有《春秋繁露义证》，其体裁旨趣亦近于王氏诸书。

诗曰：翼教难回世局新，诗疏汉注是功臣。后来大难公知否，饮血刑场叶奂彬。

注　释：

[1]《与苏阜康书》，据李肖聃《湘学略·葵园学略》引，岳麓书社1985年版。

[2]关于此三人的学术评价，参张舜徽《清儒学记·湖南学记》。按：近人杨钧有云：“吾姐云：‘读《汉书》遇不可解处，偶翻王先谦之《汉书补注》，彼亦茫然，所可解者，彼亦明晰。补注之功，果在何处？’因此可以悟好名者之喜著书也。汪容甫云：‘读书十年，可以不通。’王先谦、皮鹿门则看书五年，无所不通。究其实在，无一可通，自欺欺人，殊不可必。湘绮亦尝言不通，俗人多不能解。非读书有得，又能虚心者，不肯出此言也，然而难言之矣。”（《草堂之灵》卷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杨钧为杨度之弟，亦王湘绮门人，则其贬斥葵园、鹿门，独尊其师，自不免阿私矣。

[3]陈灨一《新语林》卷三。

[4]皮锡瑞称许《尚书孔传》“兼疏今古文，详明精确，最为善本”（《经学通论·书经》）；今人推崇《诗三家》“体例博洽严谨，用心精密，使三家诗说之辑集达到完备程度”（吴格《诗三家义集疏·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87年版）。(www.xing528.com)

[5]叶德辉曾说：“……《新旧唐书合注》在上海缪艺风（荃孙）先生处。见《经籍》、《艺文》两志底本，托先生校补。不久先生亦物故，后遂无从问讯矣。”（《葵园四种跋》）其书今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谢保成《一部研治两〈唐书〉的集大成之作——王先谦〈新旧唐书合注〉》，《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今人谓《荀子集解》“集释之功多而发明创见不足”，但“汇集了清儒重要校释成果，其体例之完备、校释之详审，前无可比。它不仅代表了当时荀书校释的最高成就，也是其后百余年尚无人超越的集大成之作”（王天海《荀子校释·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7]张克强称《释名疏证补》“书卷太少……所引叶德炯说尤为鄙妄”（《声训学杂论·论〈释名〉毕王注之纰缪》，《张建木文选》，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

[8]梁启超谓《合校水经注》“以聚珍板（即戴本）及赵本为主，参以诸家，虽无新发明，而最便学者（王氏所著书大率如此）”（《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章）。

[9]《星庐笔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页69—70；另参李肖聃《题王葵园所著书》、《与蒋袁美论王葵园所著书》，《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按：李氏《湘学略·葵园学略》论其人又有言：“长沙阁学，季清巨儒，著书满家，门庭广大。予尝论其尊崇经学似仪征阮相国（元），厘正文章拟桐城姚郎中（鼐），校注群史若嘉定钱宫詹（大昕），考证诸子如高邮王观察（念孙）。……综兹四部，集诸一身。纂述鸿编，发扬巨业。其名驰于域外，其书传于寰中。湘国灵光，皕年寡两。”然则《星庐笔记》所评固未免抑之稍苛，而此处又未免尊之过甚，文人弄笔，何其上下若是耶？

[10]《郋园学行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九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据黄兆枚忆述，叶氏又称王“不出桐城古文范围，经学有中年出家之弊”，“葵园兢兢持矩矱，与郋园契好，而郋园能于商量邃密之余，烛其症结所在，虽葵园亦不能不服之”（《叶郋园先生传》，《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李肖聃亦指王氏“服郋园涉览之博，多取其长……注《释名》、《水经注》、《世说新语》、《汉书》，采叶吏部德辉说最多”（《湘学略·葵园学略》）。按：王、叶两人的实际关系当在师友之间，但以科举惯例而论，叶可谓王的再传门生（参叶德辉《挽王葵园阁学太夫子》，《观古堂诗集·还吴集》），故王逝世后，叶仍自称“门下晚生”也（《葵园四种跋》）。

[11]《读王葵园先生后汉书集解》，《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12]《汉书窥管自序》。黄侃尝谓：“遇夫于《汉书》有发疑正读之功，文章不及葵园，而学问则过之矣。”（据白吉庵《杨树达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八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13]《汉书新证·自序》，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又，胡适亦批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都不算是好书，因为王益吾本人的见解太不高明，所见的板本也不多，所收的诸家旧注也没有经过好好的整理”（胡适1943年致王重民函，据《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上册页51）。

[14]王啸苏《记杨遇夫先生二三事》，《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汉书新证·自序》。

[15]章太炎论近代湖南经学，指王氏“说经之书甚少……若别入显贵提倡传中，兼附著述，似为得之（南菁书院之设，与诂经精舍相近也）”（《与支伟成论清代学术书》），意谓王氏之于南菁书院，亦如阮元之于诂经精舍耳。

[16]沈其光称当日“湘省宿儒之罹祸者有叶氏焕彬（德辉）、彭氏鲁青（述）、萧氏漱筠（荣爵），均年登大耄。叶壬辰进士；彭丙戌传胪，前湖北主考；萧乙未传胪，前广西主考”（《瓶粟斋诗话初编》卷六，《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第五册页547），可知死难的名士非仅叶氏一人。

[17]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页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