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如（1903—1990），原名振宇，号净之，笔名斐烈；河北深泽县人。
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王朝，与辽、宋、金鼎足而峙，立国甚久，领土甚广，文教甚盛，然以元人不修其专史，在中国史学上地位卑弱。及至二十世纪初，俄国探险家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现西夏文书近万件，堪比敦煌遗书之发现，西夏学遂渐成国际性的学问，尤以俄、日两国为优胜。[1]国人研治斯学，以罗振玉之子福成、福苌最先，而王氏则后来居上者也。
王氏二十年代就读于北京民国大学语文系，开始接触汉语音韵学及印欧语言学，并得到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的指导；后考取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赵元任、陈寅恪，毕业后进入中研院史语所。
王氏年少力学，进境甚速，二十七岁时发表论文《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以汉语西北方音、藏译音、日本所存汉音与西夏文对照，为域内西夏语研究的滥觞；三十岁时更完成专题论文集《西夏研究》，为其平生最有影响的著作。其书凡三辑，包括佛经雕版、官印、国名、语言的考订，尤其重在通过夏、汉两种佛经文本的对勘以识别文字，[2]虽疏误不免，创获仍多；[3]其中《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一篇，以白狼语与西夏、西藏甚至彝族语言比较，考定其属藏缅语族，亦为重要的新说。[4]当时陈寅恪评曰：“西夏语为支那语同系语言之一，吾国人治其学者绝少，即有之，亦不过以往日读金石刻辞之例，推测其文字而已；尚未有用今日比较语言学之方法，于其同系语言中，考辨其音韵同异，探讨其源流变迁，与吾国语言互相印证发明者。有之，以寅恪所知，吾国人中盖自王君静如始。……虽其中或仍有俟他日之补订者，要已足开风气之先，而示国人以治国语之正轨，洵可称近日吾国学术界之重要著述矣。”[5]王即凭此著，于1936年获法国铭文学院东方学儒莲奖，为第一位以个人身份得奖的中国人。
按：儒莲（Stanislas Julien）为近代法国汉学大家，儒莲奖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誉。1932年中研院作为集体曾以《安阳发掘报告》获颁该奖，1937年洪业以《礼记引得序》获奖，以后饶宗颐（甲骨学）、潘重规（敦煌学）、廖伯源（汉代史）、郭丽英（佛教史）亦先后获此奖。
王氏一生论学，专注于西夏，此后尚有《佛母大孔雀明王经龙王大仙众生名号夏梵藏汉合璧校释》、《新见西夏文石刻和敦煌安西洞窟夏汉文题记考释》、《西夏语音系导言》，并主编《西夏文字典》（未刊）；但观其基本的学术旨趣及方法，实际上在民族语言的比勘，与李方桂、马学良取径略同，皆代表十九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现代中国学界的回响。[6]故其所考，虽以西夏语为大宗，更涉及众多民族的语文：如《跋高本汉的上古汉语中的几个问题并论冬蒸两部》、《论开合口》、《论古汉语之腭介音》修正高本汉的汉语音韵学说，《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契丹国字再释》最早尝试解读契丹文，《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以满文释读女真文，[7]《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通过突厥文探讨早期回纥史，《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重论arsi、argi 与焉夷、焉耆》论证吐火罗语即焉耆语、龟兹语，多属人所不能之作。[8]
此外，尚有政治史方面的《新莽革政及其失败》，经济社会史方面的《西汉的奴隶和佣假》，技术史方面的《论中国古代耕犁和田亩的发展》，虽非其所专长，亦积累深厚，足见其学力又不限于语言学。
王氏生涯平淡，学问冷僻，身后仅刊行《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一册，集外的论文尚多。四十年代有演讲《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以发表于沦陷区刊物，更罕见提及。[9]他三十年代曾访学西欧数年，流连法京，亲炙伯希和，故此演讲于法国汉学家交待详实，并有一定的学术史反思，国人论汉学史，此或为嚆矢欤？[10]
诗曰：西夏文明久化尘，掌中番汉自奇珍。至尊汉学儒莲奖，此是支那第一人。
按：西夏文献有《番汉合时掌中珠》一种，实即夏汉互译辞典，为通解西夏文的关键；而所谓“掌中珠”者，当取袖珍便携之义，与今语“掌中宝”正同，则其书犹今日英汉双解之快译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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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水城西夏文献几为俄人席卷而去，长期以来多未公布，且西夏语文又属畏途，故西夏学的声光远逊于敦煌学。按：朱希祖有谓：“余闻友人陈君寅恪言：‘现代所得西夏文最多者为俄国，德国仅有《莲花经》一种，亦不全，近吾国所出版之《西夏国书略说》及《西夏译莲花经》，即其绪余。至于西夏字典，俄人或已有之，然秘不示人，甚可慨也。’”（《西夏史籍考》，《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此亦陈寅恪早年涉猎西夏语文的逸闻，附录于此。
[2]西夏佛经多译自中原，故早期研究者欲辨识其文字，多由西夏文佛经与汉文佛经的对译入手，如罗福成《西夏译莲华经考释》、陈寅恪《斯坦因Khara—Khoto 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亦如此（参史金波《二十世纪西夏宗教研究》，《二十世纪西夏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俄国名家聂历山批评王氏“大多数著作都属于早熟的和急就的。其中他对几乎所有西夏文献的解读都将一个字与另一个字混为一谈，所下的结论过于匆忙。……试图对很多字进行解读，但他所拟的读音完全没有根据，其中许多只不过是个大概的读音，而某些读音简直就是臆造”（《西夏文字及其典藏》，《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2]，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他以西夏语与羌语、弭药语比较，日本西田龙雄原指其“西夏语推定音仍难使人信服，因此比较研究结果并不成功”（《西夏语研究发展简史》，许章真译《西域与佛教文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史金波亦说他“虽已开始研究《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末发愿文，但却与其中记载西夏译经、校经的重要资料失之交臂；在研究西夏皇帝题款时，将惠宗和崇宗的尊号颠倒，不无遗憾”（《二十世纪西夏宗教研究》）。
[4]马学良《〈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序》，《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5]《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原载《西夏研究》第一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八），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陈氏所谓“吾国人治其学者绝少，即有之，亦不过以往日读金石刻辞之例，推测其文字而已”云云，当指罗福成、福苌兄弟而言。
[6]参冯蒸《大匠示人以规矩——从王静如先生教我音韵学看王先生的治学方法》（《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冯蒸音韵论集》，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又冯蒸《王静如先生治学方法管窥——忆王静如先生教我音韵学》（《学林往事》中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
[7]王锺翰五十年代日记有云：“程溯洛借我《史学集刊》第三集，看王静如《宴台碑初释》，抄自伯希和所讲无疑。从不谙女真文（动词如杜里卜连为中字，又如木忒□黑为成字，其语尾变化之卜连与□黑均一字未提），不谙满文（如嫩斡□朵为内宫或内殿，而误分嫩斡□为殿、朵为内，不知满文内为Dolo，而竟将朵罗作Doro，皆笑话也），可证也。”（《王锺翰手写甲丁日记》，2005年自刊本，页226）王作容有错误，然王锺翰乃推断其为抄袭，似嫌鲁莽；王锺翰当日以掌握马克思主义先进方法自居，于考据派史家如孟森、金毓黻、顾颉刚、谢国桢、陈述皆极表轻蔑，不独于王静如如是也。
[8]参李明《王静如》，《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下卷（第三分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9]载《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二之八（民国32年8月）。按：王氏另有《冯承钧教授传》（《燕京学报》第三十期）、《吐火罗语考·序》（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皆不见于王龙友所编王氏著译目录（《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附录；《西夏研究》第五辑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此前李璜曾编译沙畹的《法国汉学小史》（《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附录，中华书局民国22年版），但并非己作，叙述亦仅至二十世纪初年；而王作则叙述二十世纪以来，即法国汉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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