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1914—2005），字宽正；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
杨氏在学说上多被归入古史辨派，但究其实，他与顾颉刚并无师承关系，见解亦与顾颇有歧异，不过古史辨的盟军而已。[1]
杨氏早年就读苏州第一师范（后改为苏州中学），高中时即开始撰写关于《墨子》的论文；后考入上海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蒋维乔、吕思勉、钱基博，并在蒋的指导及参与下，与沈延国、赵善诒合纂《吕氏春秋汇校》。毕业后曾任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广西梧州）教育学院文史系讲师，期间完成《中国上古史导论》讲义，当时年仅二十四岁，不愧为“疑古”阵营的生力军。[2]
按：顾颉刚揭示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为现代史学的重大发明，但他受晚清今文经学熏染较深，倾向于将此现象归因于“托古”与“造伪”；而杨氏《导论》的要旨，则是自神话学立场，将古史的“层累”现象归因于神话的演变分化。童书业将杨著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上编，并评论：“顾颉刚先生以后，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我以为当推《中国上古史导论》的著者杨宽正先生。虽然他俩在古史上的见解有着很多的不同点。杨先生的古史学，一言以蔽之，是一种民族神话史观。他以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出各民族的神话，是自然演变成的，不是有什么人在那里有意作伪。……他确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观的最高峰！……有了分化说，‘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的真实性便越发显著：分化说是累层说的因，累层说则是分化说的果！”[3]则杨氏堪称古史辨学派的修正主义矣。
杨氏一击而中，但稍后即由上古史转向战国史，由想像的历史转向实际的历史。[4]战国史事年代紊乱，实较春秋史更难梳理，故他一开始即由史料考订及系年入手，以近三年之力编成《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初稿；在此基础上，五十年代写出《战国史》一书，论述周详而深入，至今仍为战国时期无可替代的全史，也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5]他先全面整合史料，再进而撰写专书，实可作为史学编纂的典范。而《辑证》历经半世纪亦定稿出版，洋洋千余页，足见其史料上的深厚功夫；他又主编《战国会要》，将战国史料分类汇辑，与《辑证》一横一纵，正可相辅为用。
五六十年代，他受马克思主义史学风气影响，同时汲取比较史学及民族学观念，又探讨西周社会问题，以社会组织（井田与村社、乡遂、宗法与贵族）及制度（“礼”）方面的论说最有价值，皆见其论文集《古史新探》；后来另编撰《西周史》，容纳《新探》的旧说，但新写部分较简略，内容参差不齐，并非一部均衡的断代史。此外，著有专史《中国历代尺度考》、《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及《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后二种皆关涉建筑考古，互为依赖，用力尤深。[6]历年主要的散篇论著则汇辑为《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从土地制度到行政制度，从年代到文献，从神话到诸子，论题亦甚丰富。
大抵而言，杨氏治学有系统，勤著书，而在考证上未尽精深。童书业曾对顾颉刚表示：“现在人所作历史研究文字，大都经不起复案，一复便不是这回事。其经得起复案者只五人：先生、吕诚之（思勉）、陈寅恪、杨宽、张政烺也。……杨宽所作，巨细无遗矣，而结论却下得粗。”[7]其说未必尽是，然于杨氏则可称知言。
杨氏历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八十年代移居美国后即罕露头角，故著作虽多，终有如大陆学界的游魂。
杨著《战国史》将楚灭越年代定于楚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蒋天枢不以为然，撰文否定之；[8]据说两人因此结怨，蒋有云：“想不到，一篇文章得罪了一个朋友！”[9]足见商榷学术，欲不涉人事，又谈何容易？郭沫若有言：“昔人有一字之师，今人有一语之敌。”[10]此之谓也。
诗曰：古史当年有导论，后来战国最专门。儒林文苑多相忌，恩怨由来为一言。
注 释：(www.xing528.com)
[1]杨氏所撰第一篇论文《墨经校勘研究》，曾投往《燕京学报》，但被顾颉刚压下未刊（《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页71—72）；以后杨作文怀念顾氏，也未自居弟子列（《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顾颉刚学记》，三联书店2002年版；又见《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
[2]顾颉刚谓：“《古史辨》第七册，最应注意的，是一支生力军的加入，那便是杨宽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导论》的发表。”（《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24）
[3]《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二》。另参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页280—288；吴少珉、赵金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第三章第四节（张京华执笔），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4]日本贝塚茂树指出：“以批判旧文献为主要任务的疑古派，决不会对于释古派研究新史料如甲骨文、金文的成绩漠不关心。从疑古派中出现了像杨宽先生这样的人物，在充分摄取释古派的方法和成果的同时，正积极开拓一个可以称为‘新释古派’的新境地。它暗示着一条可以推动现代的古史研究的前进途径。”（《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据尾形勇《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变迁·日文译本后记》引，《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亦可说明杨氏论学取向的转变。按：陈梦家早期探究商代神话，后来亦由虚而实，转向出土文献研究（甲骨、铜器、简牍），与杨氏有趋同处；杨重史事，陈重史料，而皆综述之学也。
[5]此书八十年代修订重版，至九十年代再刊增订版，根据新出考古材料补充论证，并取消“奴隶制”、“封建制”、“地主阶级”之类概念。
[6]杨氏自言两书“可说是关系亲密的姊妹篇。历代君王实行‘事死如事生’的礼制，陵园中陵寝的布局和规格，常常是按照生前所居都城格局来设计的，因而研究陵寝制度就必需研究都城制度。而当我们深入研究都城制度时，却又不得不将它与陵寝制度结合起来探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他以地下的墓葬制度与地上的城市布局相印证，可算一种特殊的“二重证据法”；而分别成书，各有侧重，又可谓一鸡两吃，善为利用。
[7]顾颉刚1958年1月12日日记（据童教英《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198）。
[8]《“楚灭越在怀王二十三年”说平议》，《论学杂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按：李学勤亦质疑楚怀王灭越说（《关于楚灭越的年代》，《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杨氏针对李作曾有驳议（《战国史[增订本]·后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越国灭亡年代的再商讨》，《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但对蒋作则未见回应。
[9]朱浩熙《蒋天枢传》，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页209—210。
[10]见唐兰《古文字学导论·自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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