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自国共鼎革后三十年间，风刀霜剑逼人而来，学术深受意识形态宰制。相对而言，学科愈热门、愈实用，则人才愈被摧残殆尽；学科愈冷门、愈无用，则学统愈能维持一脉。大抵社会科学领域中，以广义的历史科学保存元气较多，而历史科学领域中，又以考古学与古文字学之类冷门保存元气最多，故而劫波度尽，硕果犹存。[1]
自八十年代以来，古文字学界群推李学勤、裘锡圭二氏为两大中坚。李视野更开阔，影响亦更广泛，惟论学每多急就，作文太易太多；裘作风谨严，厚积薄发，而撰述又稍嫌拘泥。以裘更专精于文字考释，当世称第一人，故举为古文字研究的代表。惟今日所谓古文字学，在实践中不仅打通地下与纸上，亦兼及思想与历史，文字、文献、文物三位一体，非仅说文解字而已。
裘氏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初任胡厚宣助教；因胡调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乃考取其研究生（副博士），随之北上赴京。[2]他原来的研读方向为“甲骨学与商代史”，但个人有志于文字释读，结业前已写出《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一文；加之随后又分配到北大中文系，治学重心遂转向语文之学。
按：裘氏自言：“在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上，受朱德熙先生的影响最深。在研究先秦、秦汉史的方法上，受张政烺先生的影响最深。”[3]故他虽出胡厚宣门下，却身在曹营心在汉，综观其学问旨趣，实更近乎于省吾、唐兰一路。[4]
此后十余年间，学校内外形势动荡，但他尽量利用有限的时间及条件苦学不辍，铢积寸累，及至七十年代后气候回暖，遂能一展头角，压倒时流。
裘氏的治学成绩，首要为出土文字材料的考释方面，包括殷商甲骨、西周金文、战国货币及玺印、秦汉简帛等。而观其前后论著，大致早期侧重于上古，即甲金文字的考证，而晚近则侧重于战国以下，即简帛文献的释读；此盖因七十年代以来简帛材料的重大发现所致，非仅其一人如此，实为古文字学群体的大趋势也。[5]其次为传世古籍的训诂与评估方面，如《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皆出其所长，利用出土材料解决传世文献的疑难；又如《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亦根据新出文献重估古史辨问题，同时对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之说有所修正。此外，他虽以语文与文献为本位，仍能兼顾多方，既保持历史学的素养，撰有《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6]又旁及思想史的探讨，撰有《说“格物”——以先秦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为背景》、《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兼论〈心术上〉〈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更能汲取人类学为己所用，撰有《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杀首子解》。
裘氏著述以论文为多，见于《古文字论集》、《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其中有代表性者另辑为《裘锡圭自选集》，篇幅短小者辑为《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而未结集的近作尚多。专著仅《文字学概要》一种，系由他在北大的汉字学讲义编成。又参与《马王堆汉墓帛书》第一册、《银雀山汉墓竹简》第一册、《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墓竹简》的编校。
裘氏不好交际，惟与朱德熙交往最密切，两人合撰的论文即有九篇；[7]而李家浩问学于朱、裘，学风亦相类似。三人皆当代朴学之典型，曾合作整理望山楚简，裘、李又一同整理曾侯乙墓器铭及竹简，堪称学林的梦幻组合。[8]
裘氏多年执教于北大中文系（古文献研究中心），至2005年忽改换门庭，回归母校复旦大学执掌“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他生长于上海，但论学问则成就于北京，实以沪人而作京派；今日衣锦还乡，顿成海上学术重镇，可谓京派大战上海滩矣。至于近时他突破规章，将三轮车夫蔡伟招为博士生，则不过行其所当行，原无意制造新闻话题；[9]盖不拘一格降人才，在学术上本应有之义，何官员读博，已司空见惯，而车夫读博，乃少见多怪也？
诗曰：古文奇字尽罗胸，满目丘陵此异峰。壮岁京华甘冷淡，如今海上自开宗。(www.xing528.com)
注 释：
[1]裘氏后来表示：“现在看来，我的专业方向从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科学’的历史学转到语言文字学，对我在学术上的发展是件大好事。”（《我和古文字研究》，《学林春秋三编》下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即指文字学较之历史学更远离政治是非耳。按：近半世纪贡献突出的学人，多属用功于此类冷僻学问的专门家，裘氏如是，顾诚（南明史）、郭在诒（训诂学）亦如是，犹自然科学领域之有陈景润也。
[2]裘氏回想，当日若留在复旦，则反右时恐难逃一劫，以后右派黄永年戏言：“你老兄没当右派，真是没天理啦！”（《我和古文字研究》）
[3]《裘锡圭自选集》附《作者简介》，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裘又谓：“在学术的道路上，朱德熙先生对我的帮助最大。”（《我和古文字研究》；另参《怀念我敬爱的朱德熙先生》，《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4]裘氏有云：“后来，我的治学路子跟胡先生（厚宣）不太一样，但他的一些要求，如充分占有史料，要注意古文字资料等，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曹峰《裘锡圭先生访谈录》，《文史哲》2007年第4期）又云：“我50年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读了唐兰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字学》、《古文字学导论》、《殷虚文字记》和《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等书。……正是唐先生的这些书，使我能够在学习和研究古文字的过程里，较快地走上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我与唐兰先生的渊源》，《中国文物报》2001年2月14日）
[5]参胡文辉《早期方术研究的兴起——评〈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春夏季卷。按：饶宗颐于此有言：“自一二大师凋谢，继起者多趋骛乎简帛玺币新史料，视龟、骨如鸡肋，问津日寡。”（《韩文译本〈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序》，《文化之旅》，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然而饶氏本人不亦“趋骛乎简帛玺币新史料”者欤？
[6]裘氏回忆：“我在复旦的时候，读过张先生（政烺）的《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等文章，认为张先生使用古书和古文字史料的水平在古史学者中是最高的，对他十分钦佩。”（《我和古文字研究》）其考论宗族组织与职官问题，即继踵张氏而作。
[7]见《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
[8]《望山楚墓》，中华书局1995年版；《曾侯乙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又，朱氏曾建议将三人考释战国文字的论述合编为一书，惜因循未成（裘锡圭《怀念我敬爱的朱德熙先生》）。
[9]裘氏高足李家浩，早年曾作木匠、瓦匠、染工，也拉过板车；语言学家郑张尚芳曾是渔业机械厂磨工，潘悟云曾是锅炉厂车工；萧旭僻处小城，困于生计，而著有《古书虚词旁释》及古文献笺校数十种。则天涯何处无芳草，又岂仅一蔡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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