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地丑星石将军石勇与王利器

王利器（1912—1998），字藏用，室名晓传书斋、争朝夕斋；四川江津（今属重庆）人。

检点近世学林，论著以征引浩繁著称者，自以钱锺书为代表；而王氏实亦可与之相颉颃，惟学力限于中土旧籍，不似钱氏贯通中外，尤能令人目迷五色耳。

王氏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抗战时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受知于傅斯年，并随中研院史语所于李庄学习；此后任川大文科研究所讲师，又应傅斯年之邀执教北大。至五十年代院系调整时调入文学古籍刊行社（即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人作嫁，故声名不甚显。

王氏平生最用力处，在古籍注疏方面。早年在北大文科所的毕业论文即为《吕氏春秋比义》，约二百余万字，惜已遗佚；[1]北大时讲授《文心雕龙》，遂成《文心雕龙新书》，系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种专著，后增订为《文心雕龙校证》。[2]历年先后完成《盐铁论校注》、《颜氏家训集解》、《风俗通义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汉书古今人表疏证》（与王贞珉合作）、《新语校注》及《孔子家语疏证》（未刊），多属汉唐间要籍，盖先秦经子旧注已多，而秦汉以下较多余地也。惜晚年《文子疏义》一种，匆匆收束，在总体结论上不免败笔。

按：通行本《文子》内容大都与《淮南子》类同，前人多指为驳书或伪书；七十年代初河北定县西汉墓出土竹简《文子》，世人闻之，遂多以为今本《文子》必系真书。殆至竹简公布，始知通行本实与竹简本迥异，大部确系剽袭《淮南》而成。[3]而王著《疏义》定稿在先，竹简本公布后亦未细校，仍想当然以今本为真，指《淮南》乃“櫽括、衍绎《文子》为言”，系“《文子》之疏义”，[4]可谓先入为主，颠倒源流矣。

其散篇论述可分两类：一方面与其注疏工作相表里，广涉传统的四部之学，见于《晓传书斋文史论集》（港版）、《王利器论学杂著》、《晓传书斋集》；其中如《文学古训辩证》、《“家”、“人”对文解》、《释牢盆》、《“上大人”备考》诸篇，疏证名辞，最可见他在文献上的积力之深，举证之富。[5]另一方面则有关近古的通俗文学，以《水浒》、《红楼》为主，见于《耐雪堂集》，所谓“耐雪”，即摘取施耐庵、曹雪芹之名；其中如《〈水浒〉英雄的绰号》、《〈水浒〉留文索隐》、《〈红楼梦〉与舶来品》皆特具手眼，而材料的宏博更不待言。[6]以上论文的精萃又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利器卷》。此外，于人物编纂有《郑康成年谱》、《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于通俗文献辑录有《历代笑话集》及续编、《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于历史文献辑录有《宋会要辑稿补》（未刊）。

总而言之，王氏堪称笺书大家，其人于古籍校释，可比钱仲联之于古诗笺注；虽见解平平，有时论证亦乏条理，然文献积累之功实不可企及，有此一长，足以名家。

王氏1957年被划为右派，据他回忆：“本单位反右运动的当天晚上，党委把我找去，对我说还空一个‘指标’，就请你当右派吧。我不懂政治，也无所谓。我说，看党委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吧。我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当上了右派，既没批判，也没劳改。……从前我忙透了，古籍刊行社就数我最忙，每天岂止八小时工作……这下好了，右派可以‘赋闲’，我就读了很多书。”[7]从此专心致志，甚至“文革”时亦不为所动，“不管说我是白专道路也好，是反动学术权威也好，我都诺诺连声，唯唯听命……甚至把我住处的地板都撬开了，墙壁都凿穿了，片纸只字都搜光了，直至把我关了四年的牛棚，我都泰然处之，随遇而安。每当他们要我交代问题的时候，我枯坐冥搜，象煞有介事，其实我的思想早已开了小差，去悬想我在学术上没有解决的问题。”藉此功夫，“文革”后他即接连交出十多部书稿，友人纷道：“老王这两年大丰收了，创造了奇迹。”[8]

王著由中华书局出版甚多，但中华积稿多，刊行慢，故王氏尝言：“听说贵社尽出遗稿，所以我不想在贵社出了。”[9]然而他注释的《文子疏义》、校点的《绎史》，终仍由中华印行，且真成“遗稿”矣。

诗曰：斗争批判任难堪，万卷胸中我自参。只惜校书偶颠倒，分明文子袭淮南。

注　释：(www.xing528.com)

[1]王氏回忆在北大文科所时：“据昆明来的同学讲，西南联大一位讲《淮南子》的教授，自荐要担任我的导师，被傅先生严词拒绝了。在傅先生指导下，我选定《吕氏春秋》为研究题目，采用集解形式写论文，并取高诱序意定名为《吕氏春秋比义》。”（《李庄忆旧》，《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此自荐者当即刘文典，亦学林逸闻也。

[2]王氏忆其撰作《新书》时，“赵万里先生知余之从事于整理是书也，乃告余曰：‘有黄某者，藏有敦煌卷子《隐秀篇》。’并以《华北水灾募捐展览目录》为证。余闻之大喜，乃走访黄某，重其为北大同学也。彼则坚谓其没有这个卷子。余乃出《华北水灾募捐展览目录》以示之。彼曰：‘《展览目录》搞错了，是敦煌写本《文选序》，不是《文心雕龙·隐透篇》。’余曰：‘《文选序》是治中国古典文学必读之书，怎么会弄错呢。’他说：‘就是弄错了。’”（《我与〈文心雕龙〉》，《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另参《我与〈文心雕龙〉》，《王利器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按：此处所说“黄某”，乃黄文弼。关于黄氏藏有《文心雕龙·隐秀篇》唐写本残卷事，迟至八十年代，吴晓铃、王元化等仍信其有，实为现代学林疑案之一。在“三反”运动中，王氏更因此检举黄，致黄颇受批判，但黄所在的考古研究所几经查证，确定系黄曾将敦煌本《文选序》误作《文心雕龙》，以致讹传（夏鼐1984年致王利器函，据《我与〈文心雕龙〉》，《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详见王世民《所谓黄文弼藏唐写本〈文心雕龙·隐秀篇〉是怎么回事》，《商周铜器与考古学史论集》，台湾艺文印书馆2008年版）。

[3]胡文辉《〈文子〉的再考辨》，《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参张丰乾《出土文献与文子公案》第三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4]《文子疏义序》。

[5]王氏的学术积累主要依赖卡片，他自言：“读书要全靠记忆，哪里记得住许多。……我全是利用卡片来辅助记忆力之所不及，来处理所搜辑的第一手资料。十几二十年来，我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卡片。十年内乱中，我蒙受的损失最大的要数这批卡片。当落实政策时，退还我一小部分书籍，我向北京市有关的某单位当时的打砸抢者清问我的卡片时，他们还‘理直气壮’地答复我：‘你的卡片，我们一张也没有要，都送去造还魂纸了。’天呀！多少年的工夫，就这样废于一旦！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了。”（《王利器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又见《耐雪堂集》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6]周绍良尝谓：“他是一位饱学之士，平生著述颇多，尤精于先秦诸子之书。顾其人喜趋时，置自己所长而不用，总以为退休之后，来日方长，大有余闲作之，遂于盛年搞如《水浒传》注、笑话集、有关《红楼梦》李煦资料等。实则这些俱属浅易之学，指导晚辈为之即可，何必自己动手，这样将会更有时间写作有价值的作品问世。”（《馂余杂记·谈“美食家”》，《绍良文集》中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此指王氏“精于先秦诸子之书”，不甚准确；批评他舍难就易以治通俗文学，亦不无偏见。

[7]林在勇采访《治学、研究要从读书开始》，《王利器学述》代序；参《老运动员》，《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

[8]《王利器自述》。按：裘锡圭在“文革”时亦尽量抓紧时间研治古文字，七十年代后所发表的论著即多得力于当时的读书笔记（《我和古文字研究》，《学林春秋三编》下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

[9]王湜华《王利器》，《音谷谈往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