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1893—1984），原名希汾，字绍虞，室名照隅室，以字行；江苏苏州人。
研治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大体有两种取向：一为历史梳理，在文献基础上辨析其特征，钩索其源流，即“文学批评史”模式，是为民国以来的主流，以郭氏为代表人物；一为中西比较，凭藉西方现代理论阐发中国古典观念，即“比较诗学”模式，为海外后起的新潮，如成就于北美的刘若愚、叶维廉、张隆溪皆是也。[1]
郭氏早年仅读过小学及中等工业学校（未毕业），以后辗转在中小学、出版机关及报馆供职，编纂有《战国策详注》、《清诗评注读本》、《中国体育史》，然不过为稻粱谋，非深造自得之学。后得胡适、顾颉刚推荐，任福建协和大学中文系教授，遂以小学学历而一登龙门。
郭氏1927年任教燕京大学国文系，开始讲授文学批评史课程。正在此年，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为斯学草创之作，而内容简略，未足名家；郭氏继踵其后，在史料上远绍旁搜，求深求广，费二十年的时力，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两大册，不仅远过陈著，且迄今仍系最详尽最权威的专著。[2]
按：三四十年代可称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兴盛期，郭著以外，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联翩问世。大抵而言，方著突出重要关节与新异观点，朱著以人系目、略远详近，但相对皆显单薄；罗著史料丰富，惜仅至两宋而止，未成全史；郭著则以问题为纲，考掘之丰富，思辨之谨密，体系之完整，皆能胜人一筹。故一般虽称郭、罗、朱三家并峙，而又推郭为第一人。惟郭氏禀承正统文学观，于古代批评重诗文而轻词曲，重理论而轻技巧，又未涉及晚清诸家，是其缺憾。[3]
其他散篇论著，大体汇辑为《郭绍虞文集》三种：所论仍多以文学批评为中心，如《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问题》、《文笔说考辨》及《蜂腰鹤膝解》，皆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两编；语文研究则收入《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随笔序跋收入《照隅室杂著》。此外，资料辑录或叙录有《宋诗话辑佚》二册、《宋诗话考》、《清诗话续编》四册（与富寿荪合作）、《万首论诗绝句》四册（与钱仲联、王蘧常合作），另主编多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于《沧浪诗话》、《诗品》，于杜甫、元好问论诗绝句，又各有笺释。凡此可见他在古典文学批评方面深厚的文献基础。晚年另有巨著《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两册，虽非当行，亦有可观。
五十年代后，时移世异，文化学术深受官方意识形态渗透，作者或积极地迎合世风，或消极地回避禁忌，多修改旧著以趋时应世。如吴晗以阶级斗争学说改写《朱元璋传》，陆侃如、冯沅君以党化政治标准删削《中国诗史》、重编《中国文学史简编》，刘大杰以儒法斗争史为主线修订《中国文学发展史》，皆其显例。[4]而郭氏亦未能免俗，先将《批评史》缩写为一卷本，更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为线索另撰《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不仅如此，王元化回忆“文革”后，郭曾“略带微笑地向我说，他曾经也想用儒法斗争的观点去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文革’结束了”。[5]刘大杰迫于形势重写《文学发展史》，甚为时人诟病，[6]则郭氏可谓幸矣。然由此亦可见，在政治潮流裹胁之下，能不为所动，能不为刘大杰者，岂易事哉。
杨明照、王元化先后带艺投师，问学于郭，而皆专精于《文心雕龙》。
诗曰：追溯文心到孔儒，搜罗诗话笨工夫。专攻方始成专业，一盏何妨只照隅。
按：郭曾自谓：“我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然而终于知难而退，终没有更大的勇气以从事于这巨大的工作。《文心雕龙·序志篇》之批评以前各家，议其‘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在我呢，愿意详细地照隅隙，而不愿粗鲁地观衢路。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7]故他后来编订文集，即取“照隅”为室名也。[8](www.xing528.com)
注 释：
[1]今人将王、钱视为“中西比较诗学”的先驱（曹顺庆主编《中西比较诗学史》，巴蜀书社2008年版），至少对于王氏并不恰当。王虽有西学背景，但其《人间词话》系中国本位的札记式批评，而非西方本位的理论比较，故不属“比较诗学”范畴；钱沟通中西，然《管锥编》所重者在个别的语文修辞层面，而非抽象的文学理论层面，严格而言似亦有异于“比较诗学”。
[2]郭氏自谦不过是陈钟凡的追随者（《我是怎样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照隅室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但朱自清称许郭著“还得算是开创之工，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按：日人铃木虎雄有《中国诗论史》（旧译《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实已近乎“文学批评史”，虽甚不全面，但写作则在国人之先也。
[3]参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前言》（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董乃斌《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成就与贡献》（《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学境——二十世纪学术大家名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另，方光焘曾指郭氏“长于分析而短于归纳”（见周勋初、余历雄《师门问学录》，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页142）。
[4]陆、冯论及旧版《中国诗史》有言：“在讲到诗歌的萌芽和现代的诗歌时，我们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引用了布哈林与波格达诺夫的错误理论。……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的谬论，我们不止一次地移植了过来。”（《中国诗史·自序》，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凡此违忌之处新版皆作删略；而刘大杰1957年重刊《中国文学发展史》，亦完全删去对胡适、布哈林的征引（参陈尚君《刘大杰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恰不约而同。按：小说创作在此时期亦有修订旧作的现象，而且更为普遍，五十年代初乃至形成“长篇小说修改浪潮”（金宏达《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第一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5]《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页195。
[6]参陈四益《关于刘大杰先生》，《臆说前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吴中杰《刘翁得马，焉知非祸——记刘大杰先生》，《海上学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周勋初、余历雄《师门问学录》，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页61。
[7]旧版《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按：朱自清尝征引郭著《中国文学史纲要》稿本中《韵文先发生之痕迹》一节，可见郭氏于文学史的编纂曾有部分成稿（《中国歌谣》讲义第二章，《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8]《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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