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损星一枝花-蔡庆周汝昌

周汝昌（1918—），字玉言，别号脂雪轩、解味道人；天津人。

清末民初之际，《红楼梦》渐成显学，旧红学（索隐派）、新红学（考证派）此消彼长，喧闹一时；五十年代后，研红者更满坑满谷，《红楼》与鲁迅并峙，为大陆两大学术热门。[1]在研究取向上，自胡适而后，考证派即独领风骚，虽经历《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而风气始终不衰。受胡氏影响，前有俞平伯，后有周汝昌，为学界两大“红人”；[2]周的文史涵养不及俞，然于红学则专深过之，且更能代表此学问的主流。以红学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声势，水涨船高，周亦宜有一席之地也。

周氏早年就读燕京大学西语系，后因日军封闭燕大而辍学，抗战后重入燕园。当时其兄周祜昌读到胡适《红楼梦考证》，遂去函列出胡氏知而未见之书，让周氏留意；结果在燕大图书馆，周一索即检得《懋斋诗钞》，并据此撰《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从此遂由学“洋文”而转向治“红文”。

周氏博览勤搜，不数年间即完成《红楼梦新证》（原题《证石头记》），至1953年刊行，后来增订为两大册，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也是红学史上最重要的专著。此书特别用力于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实考索，“史事稽年”一章甚至排比出以曹寅为中心的清初历史年表，于脂砚斋批语及小说版本亦有深入探讨，搜集之丰，考掘之深，堪称空前绝后。[3]此后其论著仍多由《红楼》衍生，于作者生平有《曹雪芹小传》、《曹雪芹新传》，于大观园的实际地点有《恭王府考——红楼梦背景素材探讨》、《恭王府与红楼梦》，于小说本文及批语有《石头记鉴真》（与周祜昌合著）；散论的精萃则收入《献芹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另有自传性的《天·地·人·我》及《我与胡适先生》，在红学史上亦不可无之作。晚近新刊的杂著更指不胜屈，然或系重编旧文，普及旧说，在专业角度不过炒冷饭；或属信口开河，以臆测代实证，实近乎索隐派的借尸还魂，尤不足为训。[4]此外，于诗歌（范成大、杨万里）、书法及文学理论亦有撰述。

总而言之，周氏能贯彻胡适的考据方法，将其“自叙传”的红楼观发扬至极致，可谓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与最高峰；而亦因此，又使红学偏离文学方面，而完全倒向历史方面。如余英时所指：“这个新红学的传统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的出版而登峰造极。在《新证》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地等同起来了。……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5]

按：周氏曾假借佛教用语戏言：红学可分“内学”、“外学”，关于作品本身的分析、鉴赏、评论为内，关于历史背景、作者事迹及版本为外。[6]其本人的旨趣，则在“外学”，尤其在余英时所称的“曹学”。他甚至认为，只有家世、版本、脂批及探佚四项，才可算“真正的红学”；易言之，正因为有“外学”或“曹学”，红学始成其为红学也。[7]其论虽偏，然亦事出有因。盖清代考据学盛极一时，民国以来仍承其风气，惟重心则由经学（经部）向史学（史部）转移，而文学（集部）、哲学（子部）受其熏染，亦无不偏重历史考证；[8]故中国文学史研究在整体上皆趋向考据化与历史化，只不过红学领域尤显极端而已。[9]

另，周氏学识不尽通贯，见解多趋于绝对，态度每流于偏执，如谓曹雪芹是“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曲家、大文豪、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代表著作”，汉字在全世界“最高、最超越、最伟大”之类。[10]鲁迅尝谓“专门家的话多悖”，信矣哉。

胡适在红学史上的开山地位，举世无异辞；周氏完全承其方法，成就实在于极力扩张材料。[11]故周之于新红学，可比基督教的圣保罗、禅宗的神会。但他晚年却指胡“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12]贬胡所以扬己，实即暗示唯有他才堪当新红学教主耳。

按：周策纵曾评价《新证》“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周遂藉此自重，并曲解其意为“从《新证》出现以后，红学才真正向前阔步前进”；[13]但周策纵明明称胡适是“‘新红学’的‘老祖宗’”，其《考证》等三篇论文“都是红学史上划时代的，最重要的作品，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14]周氏何视而不见耶？

周氏求学生涯，虽坎坷而实甚幸运：胡适曾向邓之诚咨询《懋斋诗钞》的有无，只因邓故意不言，他后来始能发现其书，是为其接触红学最重要的机缘，此其一；[15]他与胡适素未谋面，胡即青眼相加，并慨然借出海内孤本甲戌本《石头记》等珍籍，他始有条件继续其研讨，此其二；[16]《新证》在1954年《红楼梦》批判前一年印行，可称及时，否则稍迟即无出版机会矣，此其三；批判运动展开后，作为红学考证的后起之秀，周虽受攻击，却由于毛泽东的幕后意见而得到保护过关，此其四。[17]

诗曰：红楼一梦百年过，众议纷纭已厌多。胡公考证开新教，大力君如圣保罗。

注　释：

[1]钱锺书云：“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四册页1401）余英时亦云：“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红学无疑地可以和其他当代的显学如‘甲骨学’或‘敦煌学’等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

[2]俞氏虽受胡适影响，但所重在作品文本；而周氏则一依胡法，所重在作者家世（刘梦溪《红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页74-78）。两人互有不满，此亦一因（苗怀明《哪儿来的“恩恩怨怨”——俞平伯、周汝昌关系考辨》，《风起红楼》，中华书局2006年版）。

[3]周著对文献有不少误解，王利器《〈红楼梦新证〉证误》有严厉驳正（《耐雪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参《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页104）；而周氏自谓：“从小未见过经史子集，更不要说‘读’了。我实际上是由一个只看见过《千家诗》的村童而妄意钻研一点学术的人，不闹笑话，那才是怪事。”（《红楼梦新证·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则非尽自谦也。(www.xing528.com)

[4]周氏后期在方法上提倡“悟性”，在实践上往往有如索隐派的“猜笨谜”（洪涛《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页9-10），宜乎与刘心武一唱一和矣。

[5]《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

[6]《陌地红情——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诗话》、《国际红学会》，《献芹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石头记探佚〉序言》，《献芹集》。

[8]胡适自评：“我对《红楼梦》的最大贡献，就是从前用校勘、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以用在小说上。”（据宋广波《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页479）

[9]钱锺书曾批评：“在解放前的中国，清代‘朴学’的尚未削减的权威，配合了新从欧美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声势，本地传统和外来风气一见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那时候，只有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才算是严肃的‘科学的’文学研究。一切文学批评只是‘词章之学’，说不上‘研究’的。”（《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钱锺书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此虽由钱氏个人的治学立场出发，然亦足见当时学风之一般。

[10]《红楼梦与中国文化》，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页14；《还“红学”以学》，《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书法的本质是表现中华文化的“精气神”·周汝昌访谈录》，曹鹏《大师谈艺录》（一），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11]胡适曾谓周著《新证》“接受我的成分太多”（胡适复吴相湘函，见吴相湘《胡适之先生身教言教的启示》，《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第二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7年版）；余英时亦指：“……就考证曹雪芹家世而言，周君确是后来居上，在‘自传说’典范之下，《新证》足可以当集大成的称誉而无愧。但是从学术发展的观点看，《新证》则显然只是胡适考证的扩大与加深，没有任何基本理论上的突破可言。”（《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注[4]）按：胡有《〈诗经〉言字解》，周《〈楚辞〉中的“予”》一篇即用其法；胡特别重视杨万里诗，而周亦选注《杨万里选集》。则周所受胡的影响，又不仅红学一端。

[12]《还“红学”以学》。

[13]《献芹集·自序》。按：“最重要的著作”一语，周策纵后来自刊文本改作“极重要的著作”（《周汝昌著〈曹雪芹小传〉序》，《红楼梦案——周策纵论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14]《胡适的新红学及其得失》，《红楼梦案——周策纵论红楼梦》。

[15]参宋广成《胡适与红学》，中国书店2006年版，页234注[2]；淮茗《〈懋斋诗钞〉·周汝昌·胡适》，《博览群书》2007年第4期。

[16]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天·地·人·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详参宋广波《胡适与红学》第四章；刘广定《1948年的周汝昌与胡适——从“甲戌本石头记”谈起》，《大师遗珍》，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

[17]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页294；苗怀明《风起红楼》，中华书局2006年版，页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