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星蔡福与罗尔纲：现代学林点将录

罗尔纲（1901—1997），又名幼梧；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

西哲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若借以形容太平天国史，实最为贴切。盖清季以来，政党势力多将自身观念投射于太平一役，大抵自革命派至国民党一系，皆突出其反清运动，即民族革命方面；共产党则突出其阶级斗争，即农民革命方面。简又文、罗尔纲为斯学两大专家，而各服从国、共两党史观，一右一左，皆有所蔽；简氏著有《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纵横互补，为至今最全面最详实的皇皇巨制；然而论史料搜集之宏富，考订之精细，影响之深广，则必推罗氏为第一人。[1]

罗氏1930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文学系，随后应校长胡适所请，寄居胡家辅导其子；同时协助胡整理学术资料，包括胡父的《铁花遗著》及《聊斋全集》，特别注重文本的对勘与辨疑，由此获得严格的考据方法训练，遂奠定其一生的治学基础。[2]

罗在大学时曾涉猎上古史，有志于撰述《春秋战国民族史》，但胡适表示：“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那是不好的事。我劝你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吧，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3]罗氏得此提示，又机缘凑合，在返乡时发现晚清名将张嘉祥事迹的疑点，乃开始研讨太平天国史迹。是则罗得自胡氏者，又不仅方法而已。

按：胡适治学不专一门，特重方法的启发，其门下不仅猛人如云，且各人所专精的领域，亦不限于胡氏所长。罗氏而外，如顾颉刚、傅斯年之于古史，邓广铭之于宋史，吴晗之于明史，陆侃如之于诗史，俞平伯、周汝昌之于红学，皆称雄一方。[4]足见胡氏门庭广大，处处可通，此其所以为大宗师也。

罗氏前期专著有《太平天国史纲》，为精要的简史；[5]文集有《太平天国史丛考》、《太平天国史考证集》，发明甚多。五十年代后成绩更丰，重要散论汇辑为《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包括记载订谬、史事考、史料辨伪、天历考、史料考释、文物图释、史迹调查及《丛考》甲、乙、丙集；其他杂稿则辑为《困学丛书》两册，另有专著《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多种。以新纪传体编写《太平天国史》四册，更可谓后期学问见解的总结，然论体裁，实不及简又文《全史》远矣。

在太平军本位之外，对于清朝一方，早年有论文《中国近代兵为将有的起源》，揭示有清一代中央兵权的旁落始于湘军建立，为观察晚清军政变迁的大文字；[6]由此延伸，又撰著《湘军新志》（后改名《湘军兵志》）、《绿营兵志》及《晚清兵志》。

此外，编辑《太平天国印书》、《文书汇编》及《史料丛编简辑》，集太平天国文献之大成。

太平天国史料素称混乱芜杂，正是考证的用武之地，而罗氏使尽浑身解数，于文献（如《江南春梦庵笔记》）、人物（如洪大全）、史事（如张嘉祥与洪秀全关系），无不溯其出处，订其真伪。顾颉刚治古史，罗治近世史，古今相去悬远，但皆将辨伪方法运用至于极致，可谓胡适怀疑精神最忠实的两大传人。[7]罗氏早期的旨趣，为彻底的实证主义，相信“一个历史家的任务，是在求真，是在传信……著者的态度必须站在客观的立场，在其著作中，著者不容有丝毫成见搀杂其间”，并自许其书“没有一处地方是根据不曾考订过的史料来写的。至于说到著者的态度，既不歌颂洪杨，也不咒咀洪杨；既不借往事以宣传，也不愿掩饰史迹的真相。著者只求在真确可信的史料中，写出一部真确可信的历史。”[8]即如兰克所谓“如实地说明历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也。

惜乎1949年以后，史学为政治服务，太平天国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自不能不在官方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进行研究；而罗氏亦与时俱进，承认“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9]每以考据为工具，极力美化洪秀全及太平军，丑化曾国藩及清室。惟史料功力仍在，在局部考证上所得仍多，网罗文献之功尤不可没。

罗氏四十年代有《师门辱教记》（后改名《师门五年记》），回顾胡门受教始末，于“适之师”的教导极尽感念及表彰；[10]而至大陆举世批胡运动之际，乃反戈一击，与“胡适反动学术思想”、“胡适反动考据方法”划清界线，[11]此后长期讳言胡适；[12]晚年形势回暖，复撰《胡适琐记》，重新承认胡在方法上对他的影响，然久经洗脑，评价仍不无保留。

按：周汝昌对于胡的前后态度，亦经历类似的反复。[13]则胡适在罗、周的思想发展中，可谓经历正、反、合之辩证过程也。然胡自身始终一贯，反复者不过罗、周二氏，不过罗、周所置身的时代与社会耳。近半世纪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沉浮，不多如是耶？

诗曰：五载胡门辱教多，等闲巨眼辨传讹。平生精力长毛史，其奈胸中党见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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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牟润孙评曰：“罗氏致力研究太平天国，尽精详之能事，辨析问题，毫发不损。……惜乎马列史毛之说深入其心，摘举案牍文字，文致周纳，以为湘乡罪状。反覆辗转求证，以为太平军洗刷，强调其为秋毫无犯纪律之师。以偏盖全，以偶然之举，渲染为长久之事……”（《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下册，台湾华世出版社1976年版）另参祁龙威《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料学》（《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考证学与太平天国史研究——纪念罗尔纲先生》（《困学真知——历史学家罗尔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按：简氏极重视史料，自期于客观，亦一如罗氏；然出于民族史观，极力拔高太平天国运动的意义，甚至称太平军若能成功，中国早已成为繁荣强盛的现代国家云云（《太平天国之盛衰兴亡观》，《金田之游及其他》，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太平天国全史〉导言》，《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绪言》，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版），在观念上的谬妄亦不下于罗也。又，简氏尝借用《论语》“困而学之”语，自称后期“困学九龙”（《我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经过》[下]，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三期）；而罗氏自编论文选名为《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亦不约而同。另，吕实强于研究太平天国史诸家有评论：“萧一山先生因预存有民族主义立场，对太平天国虽有肯定，却多有批评；简又文先生因预存有民族主义与基督教的立场，虽有批评，但肯定者多；罗尔纲先生因为本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则作全面之肯定，于其缺失，多予以辩解；郭廷以先生，则仅本乎人文主义，不先存任何立场，纯然根据资料秉乎个人良知论事乃不能不对太平天国作全面的谴责。”（《郭廷以先生对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与贡献》，《郭廷以先生九秩诞辰纪念论文集》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版）

[2]胡适据罗氏整理的《聊斋全集》目录对照表，撰《蒲松龄的生年考》（后改题《辨伪举例》），对罗氏启发极大，罗谓“《蒲松龄的生年考》是教我做考证的态度，《醒世姻缘传考证》是教我做考证的方法。……如果我的工作还有一点学术上的意义，如果我还说得上是适之师的一个门弟子，那么，我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便是在这一年里亲承师教读了《蒲松龄的生年考》和《醒世姻缘传考证》两篇考证得来的”（旧版《师门辱教记》第二节）。他后来有名的《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一文，即得力于同样的对勘法（参《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重印题记》，三联书店1985年版；《胡适琐记》第十三节）；但他仍用此法考订《水浒传》作者为罗贯中，则橘化为枳，未免牵强矣（《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年版）。按：罗氏有《沿讹袭谬举例》（《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史料失审致错举例》（《太平天国史丛考乙集》，三联书店1995年版），皆考订一事而见治史通例，其命题及方法即仿胡著《辨伪举例》；后来所编《困学集》第二辑，于旧文分别冠以《假设举例》、《本证举例》、《辨伪举例》及《笔迹鉴定举例》诸题，摹仿之迹更为明显。

[3]《师门辱教记》第三节。按：胡适对吴晗也有类似建议：“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上册607-608）

[4]此外，郑振铎治文学史（小说史）实私淑胡氏；王重民、杨联陞在学问上自有渊源，与胡的关系在师友之间；唐德刚系胡五十年代流寓美国时的“小门生”，然论学则异途者也。

[5]金毓黻称罗著“着墨不多，而语语扼要，颇能明其因果演变之迹，后来者不可知，而旧有诸作，殆恐无以胜之”（《中国史学史》第七章）。又，胡适当时称此书“叙事很简洁，是一部很可读的小史”，但缺点是“不免时髦”，盖指罗过于认同太平军，偏于左（罗尔纲《关于〈师门五年记〉》，《师门五年记》，三联书店1995年版）；而后来论者却批判罗美化曾国藩、李鸿章，偏于右（《初步批判我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三联书店1995年版）。

[6]廖伯源撰有《论汉末“兵为将有”之形成》（《秦汉史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疑即受罗氏启发；东汉末年“兵为将有”始于董卓领兵征讨黄巾军，亦犹晚清“兵为将有”始于曾国藩创立湘军镇压太平军。

[7]罗氏曾对胡适称：“敢于怀疑太平天国史料之真或伪，史事之实或虚的，乃学生开其风气，进一步而做考订的工作，也是学生一人披荆斩棘。”（罗1947年致胡函，据《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下册页832-833）后来又谓“研究历史，应该首先作史料的鉴定，而史料鉴定的工作，却以‘辨伪’为第一件大任务”（《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自序》，三联书店1985年版）。按：早期治太平天国史者，谢兴尧亦有劳绩，但他有掌故家作风，考证稍欠精密；如他于“洪大全”其人、《江南春梦庵笔记》其书皆信之不疑（《天德王洪大全传》、《读江南春梦庵笔记跋尾》，《太平天国史事论丛》，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版），而后来罗氏皆力证其伪。

[8]《太平天国史纲·自序》，商务印书馆民国36年版。

[9]《说考据》，《困学集》；参《谈治学》，《困学丛书》第二种，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罗氏又批判自己过去的“纯技术观点的考证方法”及“客观主义的立场”（《初步批判我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错误观点》）。

[10]严耕望称许“此书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实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严1959年致胡适函，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校订版，第八册页2989）。按：三联版《师门五年记》内容多有增改，已非旧观；罗氏以文本校勘著称，而于己作却随意改动且不加说明，殊未能贯彻考据家与史学家的精神。

[11]《两个人生》，《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二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

[12]罗氏不仅刻意隐去师承，更将其治学方法归功于母教：“母亲不认识字，她把她儿时从她母亲听来的故事说给我听，使我百听不厌。我听了她说的故事，总是追问她：‘山熊奶奶怎样会变人啊？’‘羊公公为什么给狼吃掉呢？’‘仙女在哪里啦？为什么我没有见过呢？’诸如此类的问题，看来是把母亲问绝了……这样，她又在我好问的同时，培养成我‘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习惯。二十年后，我才知道这正是乾嘉学派治学的好态度。”（《我是怎样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路子的？》，《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又见《困学集》）以辨伪家而自我伪饰其治学历程，可笑之至。

[13]参宋广波《胡适与红学》第四章，中国书店2006年版；苗怀明《师生之谊还是论争对手——对红学史上一段学术公案真相的考察》，《风起红楼》，中华书局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