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屈万里

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别号书佣；山东鱼台人。

民国前后，中国学术的重心在史学，而史学的重心在上古领域；[1]与此呼应，中央研究院的部门以史语所为首要，而史语所尤为上古史的重镇。试看史语所前五任所长，傅斯年最长于古史，董作宾、李济、高去寻皆攻殷墟之学，而屈氏为第四任，亦以先秦史料整理为业；此后丁邦新治汉语史，杜正胜治社会史，仍不脱上古范围，惟管东贵治汉代及民族史、黄宽重治南宋史、王汎森治学术思想史，为例外耳。[2]

屈氏中学毕业后，曾任鱼台县图书馆馆长，又供职山东省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后应傅斯年之聘，入史语所研究甲骨文。[3]抗战后重返中央图书馆，并随馆迁台；至1966年任馆长，1973年兼史语所所长。以长期任职于图书馆，乃自号“书佣”。

屈氏撰著甚丰，前期论文自编为《书佣论学集》，引证详尽，考论平实，并善作总结，已可见其一生论学的气象与规模；其余论文及评论资料，身后汇辑为《屈万里先生文存》六册。所编纂的专著亦多，于《易》有《读易三种》、《先秦汉魏易例述评》、《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于《书》有《尚书集释》、《尚书异文汇录》、《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于《诗》有《诗经诠释》，于卜辞有《殷虚文字甲编考释》，于史料有《先秦文史资料考辨》，于目录有《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初稿》。《屈万里先生全集》合计十六种二十二册（台版）。[4]

其论学重点，丁邦新分作文字学、经学、史学三方面，门人刘兆祐分作经学、古文字学、史学及文史资料考辨四方面，[5]《文存》更细分作经学与儒家思想、古文字学、史学、金石器物学、图书文献学诸项。实则简而言之，经学（六经）或文字学（甲骨文），在屈氏皆上古史料耳；其一生所从事者，则无非古史研究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而已。大体而言，他在材料上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地下”与“纸上”并重；而在方法上则更受顾颉刚“疑古”作风的熏陶，特别重视对史料真伪及年代的考订。

按：屈氏有《尚书中不可尽信的材料》之作，为徐复观所驳，屈氏复撰文回应，文末引徐氏言：“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疑古派，对世界古代史研究发展的情形，对古代社会研究进步的情形，多半是闭目不睹；而只凭个人想像所及，随意否定历史上的资料；合于自己想像的便以为是真，不合于自己想像的便认为是假……”屈氏对此表示：“这是很警策的议论。我觉得‘疑古派’三字之下，如果加‘和复古派’四字；‘随意否定’四字下，再加‘及肯定’三字，则和近几十年来的风气，似乎更切合些。我愿意并且希望以徐先生的这段卓论，作为我们两个人的座右铭。”[6]以其人之言还诸其人，借力打力，绵里藏针，而不失学术风度。此亦可见他对古史史料问题的基本观念。

除文献考辨之外，屈氏又能注重名物与风俗的考掘，如以日本的“御膳”（方形木盘）形制证明“举案齐眉”之“案”，将殷墟出土的兽形石雕解释为古人登车所用的“乘石”，考证中国古代木屐的源流及其在日本、台湾的遗存，比较台湾“偷青”、安徽“摸秋”等婚嫁或生育风俗，皆堪称精彩。[7]顾颉刚四十年代的《浪口村随笔》已颇以民俗证史，屈氏于此，岂亦受其启发欤？屈氏平生最受傅斯年提携，与顾颉刚则素无渊源，然而在学问取向上，实近于顾也。

诗曰：书佣事业已忘年，解字研经秦汉前。史学一花开五叶，薄今厚古是心传。

按：“一花开五叶”语出禅宗，指达摩以下五祖，姑借以比拟史语所前五任所长耳。(www.xing528.com)

注　释：

[1]梁启超1920年已指清代学术呈“古学复兴”之势，至光绪年间，“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陈寅恪1931年有谓：“近年国内本国思想史之著作，几尽为先秦及两汉诸子之论文，殆皆师法昔贤‘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者’，何国人之好古，一至于斯也。”（《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又谓：“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张孟伦亦称：“人心好奇，世固有便凿空，图骋臆，竞言古史，而为世人所喜诵者矣。”（《宋代兴亡史·自序》，商务印书馆民国37年版）钱穆后来也指“当时学术界凡主张开新风气者，于文学则偏重元明以下，史学则偏重先秦以上”（《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169）；又，杨向奎回忆，三十年代初“北大的历史系，应当称作中国古代史专业（先秦史专业）。和中国古代史有关的课，有顾颉刚先生的‘尚书研究’，傅斯年先生的‘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马衡先生的‘金石学’，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唐兰先生的‘中国古文字学’和吴承仕先生的‘三礼名物’，范文澜先生的‘古历学’。所以，当时出来的学生，也是以治中国先秦史的人为多”（《回忆钱宾四先生》，《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至1958年，陈伯达代表官方批判：“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最主要的缺点是言必称三代（夏、商、周），脱离革命的烦琐主义。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企图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欢讨论几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年前的事，对几千年前的事津津有味，对现实问题不感兴趣。哲学、经济、历史等等都如此，这是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风气。”（《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人民日报》1958年3月11日，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引，三联书店1995年版，页234）足见其时余风未绝。按：古史研究风气独盛，实亦事出有因：先秦时代为中国文明的滥觞，国人喜论三代，亦犹西人言必称希腊罗马耳，此其一；中国传统学术以儒学为正宗，以经学为主流，而经学作为文献正涵盖上古时代，故由（清代）经学转向（民国）上古史，实属顺理成章，此其二；近代有殷墟甲骨的发现，新材料更刺激旧学问，此其三。因此之故，民国学问大家，如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傅斯年固不必论，即如梁启超、胡适、钱穆，论学无不特重古史也。

[2]当第五任所长高去寻请辞，中研院院长钱思亮曾有意请李孝定接任，而李亦专研甲骨文者也（李孝定《逝者如斯》，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页159-162）；又属意陶晋生，则专长于宋辽金史（陶晋生《冬凉夏暖话当年》，《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98年版）；此后才由丁邦新继任。另，林寿晋曾对夏鼐提及，严耕望讲授上古问题特重考古资料，夏答：“不要忘记他是史语所出身的！”（严耕望《治史答问》，《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31）盖严氏治史重在秦汉以下，但于上古史也有兴趣，此亦足见史语所重上古重考古的宗风。按：傅斯年及其领导下的史语所，在治学上重古轻今，亦不愿介入近世政治问题，故素来反对在史语所内设立近代史部门（参王聿均《朱家骅与近代史研究所》，《走过忧患的岁月——近史所的故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版；吕实强《郭[廷以]所长筚路蓝缕创所与辞职风波》，《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版）；及至近代史研究所设立后，史语所元老如李济，仍极表轻视（参《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页263、页360-361、页434-435）。后来近史所群体怨气满腹，甚或垄断“南港”（中研院所在地）名义，以“南港学派”旗号自高身价，即意在压倒史语所耳（参《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页150、页201；另参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另一方面，在治学入门方面，近代史自远较上古史为易，故沈刚伯在七十年代已感慨台湾“各大学的历史研究所，差不多都是研究近代史的人多，研究古史的，真是少之又少”（《如何鼓励青年从事本国古代史之研究》，《沈刚伯先生文集》，台湾中央日报出版部1982年版），则“竞言古史”之风，终亦盛筵难再矣。

[3]屈氏有评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一文，推崇其书“能以客观之态度，据真实之材料，以演化论之观点，作历史的研究。故其结论，多正确可据”（《〈性命古训辩证〉》，《屈万里先生文存》第一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则稍后傅招屈氏至史语所，亦不无投桃报李之意乎？

[4]另有《读胡适的〈考作象棋的年代〉》、《读〈入声考〉》两文未收入《全集》（见《屈万里书信集·纪念文集》，齐鲁书社2002年版）。

[5]丁邦新《屈翼鹏先生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刘兆祐《怀念一生献身学术著作如林的“书佣”——屈万里先生其人其书》，《屈万里先生文存》第六册；又见《屈万里书信集·纪念文集》。

[6]《对于〈与五行有关的文献〉之解释问题敬答徐复观先生》，《屈万里先生文存》第一册。

[7]《案》、《说乘石》，《书佣论学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木屐》，《屈万里先生文存》第三册；《“偷青”和“摸秋”》，《屈万里先生文存》第五册。按：黄遵宪《日本国志·礼俗志》：“屐有如丌字者，两齿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织蒲为苴。皆无墙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绠或纫蒲系于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故袜分两歧。考《南史·虞玩之传》：‘一屐著三十年，蒵断以芒接之。’古乐府：‘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知古制正如此也。”（又见《日本杂事诗》卷二“声声响屧画廊边”一诗自注）已考订日本木屐源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