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从吾（1894—1970），原名士鳌，字占卿，号从吾，后以号行；河南襄城人。
元朝作为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之一部，在中国史上为最具异族性的朝代；而元史一门，以关涉中外文献，在中国史研究中又为最具国际性的学问。晚清激于外患，西北史地之学勃兴，元史亦成显学。[1]入民国后，旧史家如柯劭忞、屠寄，新史家如陈垣、王国维，著述各有所成，而学力大体限于中文史料范围，所谓“土法”是也；[2]陈寅恪挟西法以入禹域，异军突起，然仅昙花一现。迨至三十年代，留西新锐先后归来，斯学遂成“海归派”的天下矣。
海归一代，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皆问学于伯希和，出手不凡，以后大陆推为元史三家，惜俱后劲不足，有若程咬金的三板斧；[3]而姚氏浮海渡台之后，成绩丰硕，且引领风气，海外扶余，亦足以王也。[4]
姚氏原毕业于北大文学院史学系，复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深造，同时从张相文游，初有志于地理学；1922年通过留德考试，入柏林大学，师从汉学家佛朗克（Otto Franke）、蒙古史家海尼士（Erich Haenisch）。返国后历任北大、西南联大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姚氏的主要著述，已见其自编《东北史论丛》两册、身后所刊《姚从吾先生全集》七册（台版）；其旨趣在北方边疆民族史，早期曾涉猎匈奴史，后专注于辽金元时代，尤以元代为重心。专题论文甚多，于契丹的政治习俗（君位继承、世选制度、捺钵文化）、军事组织、民族（汉城问题），于蒙古的战争、选举制度、民族（南人问题）、人物（忽必烈、元好问、邱处机）、思想学术（孔学）、文献（《蒙古秘史》、《心史》），[5]于辽金元的民族文化（汉化问题），于辽宋关系、辽金疆域沿革、辽金元长城、辽金元通事、金元全真教，于南宋对蒙古的抵抗及相关人物（余玠），皆有踏实而专深的考论。[6]专著则有辽金元三朝讲义，内容扼要，史料充实。另有《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一文，是他平生罕有的通论文字，也是他历史文化观的结穴，虽民族意识过于浓厚，特别凸显本土儒教文化的维系及同化能力，可视为由近世国难而生的文化心理回应，然心之所忧，孰能无情哉。
姚氏早年长居德国，极推崇兰克的实证史学，尤重视伯伦汉所总结的兰克治史方法，一生在课堂上鼓吹最力；其《全集》第一集《历史方法论》，即其晚年最后讲稿，以中土史料为例说明外域史法，简明而能切实。[7]他最重视史源学（Quellenkunde），特别强调“直接史料”，如《阿保机与后唐使臣姚坤会见谈话集录》即贯彻这一观念的代表作；又能重视非汉族立场的原始文献，故有《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张德辉〈岭北纪行〉足本校注》、《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与札奇斯钦合作），亦见特识。[8]
按：傅斯年论历史研究法，亦首先区别“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9]盖傅同样浸淫于德国学风，亦深喜伯伦汉的名著《史学方法论》也。[10]又，陈垣于元史学为姚氏前辈，姚善于综合史料作专题研究，似即继承陈氏作风；而陈亦极推重姚的西学训练，至四十年代多讲授史源学课程，[11]即反受姚氏之影响欤？[12]
姚氏1948年出长河南大学，稍后中共兵临开封城下，乃化装为老农逃脱；[13]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主持辽金元史研究室。李敖曾任其助理，后来有谓：“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看书，就好像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折一根玉米夹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时还只是腋窝下那一根。”[14]令人绝倒。
按：据说钱锺书尝言：“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15]李之于姚，恰如钱之于吴，皆以弟子而嘲笑师尊，才情狂态，堪称无独有偶，在文坛可谓绝代双娇。然以姚氏之笨，而成就如此，固远胜于吴宓之笨，足为世间笨人吐气；而李敖天赋聪明，到底终属文人，在思想学术上又何所成耶？
早期门人有杨志玖、李埏、方龄贵；赴台后，陶晋生继其辽金史方面，札奇斯钦、萧启庆继其元史方面，王德毅继其宋史方面，杜维运继其史学方法方面。[16]
诗曰：元朝秘史久模糊，蒙语还原亦畏途。一任狂生嘲太笨，读书原是笨功夫。
注 释：
[1]梁启超云：“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学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间之竞言训诂音韵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五章）
[2]此陈垣自嘲语（据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励耕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三联书店1982年版）。
[3]参杨讷《鸳鸯绣了从教看 更把金针度与人——记翁独健先生》，《学林往事》下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丁磬石《翁独健师的学术功绩和他的高尚思想情操》，《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刘晓《元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31-36。(www.xing528.com)
[4]萧启庆指出现代以来元史研究有两大取向：“一派着重历史重大问题与趋势之探讨，另一派则偏重以语言学的方法从事于各种语文史料的比勘与译释以及名物的考证，可说是文本取向的。蒙元史研究因牵涉甚多不同语文的史料，如忽视语文考证往往不能扩张史料，而其研究亦必流于空疏以致产生甚多讹误。但语文考证派的学者则多落入见树不见林的窘境，以史料研究取代史事研究，而以语文考证当成历史研究的目的。”（《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代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韩、翁、邵三氏，皆属伯希和式的“语文考证派”，限于国内学术条件及政治气候，久之遂难以为继；而姚则多以事件、制度为中心，即更留意“重大问题与趋势”，宜乎内力绵长，多所创获。按：陈寅恪归国初期治蒙元史，亦用“语文考证”之法，但旋即“捐弃故技”，改治“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亦由于条件所限，不得不另求突破也。
[5]关于《心史》的真伪问题，至今未成定谳（参陈福康《井中奇书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而姚氏折衷其间，不信其尽为郑思肖所撰，亦不信为明人所伪。他自具体内容入手，通过与元代文献的比勘，以证明其价值，似较可信据。
[6]牟润孙称姚氏“治学极坚实平易，态度亦颇谨慎。……不尚考据，不为新奇之说，而识见正大，则殊堪称誉也”（《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下册，台湾华世出版社1976年版）。
[7]姚氏早期尚有《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一篇，对兰克评述较详，但未收入《全集》（参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第七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姚氏指王国维整理的蒙古史料价值虽高，“但是都不能代表蒙古人自己的立场；甚且均与元朝初年，蒙古人的想法与看法无关。……都是拿旁观者的态度，去观察蒙古人与当年蒙古人主持的世界的”（《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引言》，《姚从吾先生全集》第七集，台湾正中书局1982年版）。则区分史料的种族视角，实证派史家早已知之，并非今日后现代史学之发明也。
[9]《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第一章。
[10]傅氏曾反复阅读《史学方法论》，以致翻破其书（据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湾傅斯年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版，页51）。按：邓广铭回忆：“傅先生在北大史学系担任了一次‘史学方法导论’的课程……在他讲过一次之后，恰好又有一位留学德国10多年的先生返国到校，‘史学方法导论’便改由他来担任。他完全依靠德国一位历史学者所印行的一本《历史研究法》，把它译为汉语，然后照本宣科。傅先生所讲授的‘史学方法导论’却绝不如此，他提出的一些治史方法，全是他自己在治学、治史实践中体会得来的，而绝非从某本出版品中照抄来的。”（《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邓氏所称留学德国者当指姚，所谓《历史研究法》即谓伯伦汉之作；然不仅姚氏，傅实亦取资于伯伦汉此书也。
[11]参《陈垣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2]牟润孙回忆：“北洋政府经济困难，官费发不出，姚在德无法继续攻读，求助于援老，援老为他向哈佛燕京社申请补助，姚氏才能完成学业。姚氏归国后，援老大称赞他。一、他在德研习史学方法论，这是中国治旧史学的人所渴望学到的；因为从清末到民初，中国人所学西洋史学方法论，多数从日本辗转稗贩而来，往往是二手货（包括援庵先生所学的在内）。二、他在德国专攻蒙古史，这足以弥补从魏默深、洪文卿、屠敬山、柯蓼园先师到援庵先师治元史每个人都不通外文的缺陷，所以援老对他誉不绝口，要我们以他为榜样。”（《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丰度》，《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可见陈氏在治史方法上对姚的重视，陈反过来向他学习，自无足奇。按：胡适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曾影响梁启超（钱穆《国学概论》第十章；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傅斯年在古史及文学史研究方面曾影响胡适（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皆后辈影响前辈之例。
[13]吴相湘《姚从吾教授尽瘁史学》（《近代人和事》，台湾三民书局1971年版）、《姚从吾译注蒙古秘史》（《民国百人传》第一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按：李敖谓：“姚从吾长得一副中原老农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共产党陷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出虎口，吉人农夫相之故也！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尽瘁史学》中回忆，说姚老师当时‘化装为一老农’得以逃出，我看了，一直暗笑。——姚老造型原装即一老农，又何须化装啊！”（《李敖快意恩仇录·大寒纪》）
[14]《要把金针度与人——从〈中国名著精华全集〉谈怎样读书》，《李敖文集·世论新语》。按：姚氏亦自认资质不甚高（吴相湘《姚从吾译注蒙古秘史》）；但他以为学者气质宜木讷，史学家应“刊落声华，勤谨和缓，多做考据文章”云云（费海玑《追思姚从吾先生》，《姚从吾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
[15]周榆瑞《也谈费孝通和钱锺书》（据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的生平与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页100；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192注[48]）。
[16]方龄贵《记姚从吾先生》（《学林往事》上册）；萧启庆《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杜维运《〈历史方法论〉后记》（《姚从吾先生全集》第一集）、《史学方法论·初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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