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短星出林龙邹渊、冯家昇

冯家昇（1904—1970），字伯平，生于山西孝义。

出于华夏中心及王朝正统观念，中国旧史家较忽视边疆民族及其史迹；清人稍重之，而迄于近世，受西方汉学刺激，风气更为之一变。傅斯年在创建史语所时特别指出：“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1]辽（契丹）史为“虏学”一大分支，民国以来，推冯家昇、傅乐焕、陈述三氏为斯学名家，而冯所成更不限于此。[2]

冯氏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史学系，师从洪业、顾颉刚；硕士毕业后任教于燕京、北京、东北诸大学，又与顾颉刚合编《禹贡》半月刊。1937年应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之邀赴美访学，至1947年返国，后历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冯氏于辽史方面，有《辽史源流考》、《辽史初校》、《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皆系对《辽史》的文献学梳理，曾汇辑为《辽史证误三种》；[3]又有《契丹名号考释》、《太阳契丹考释》、《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则是对名物制度与信仰观念的钩沉；另与魏特夫合著《中国社会史：辽》（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负责史料汇编及注释部分。

按：三四十年代，亲苏亲共的（美）太平洋学会开展“中国历史研究计划”，当时居美的冯氏即参与此项工作，与魏特夫合作。[4]魏原为德共党员，受马克思学说熏染甚深，在学术上长于理论，负责《中国社会史：辽》总论部分；他盛赞冯氏“对于《辽史》的精湛知识和他所补充的原始史料，对于我们核对事实的准确性和理解制度程序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在我们著述工作的两个方面的不知疲倦的兴趣，为人们树立了志趣相投的合作典范”。[5]可谓中外学术协作的佳话。但因为魏对共产党反戈一击，五十年代后自成大陆政学两界的公敌，冯于此事，遂默尔不言矣。

此外，冯又与美国富路德合撰《关于中国火药之西传》，自撰论文《火药的发现及其传播》、《伊斯兰教国为火药由中国传入欧洲桥梁》及专著《火药的发明和西传》，博引中外史料以互证，考定火药的发明及传播路线，无论对于科技史、军事史或中外交通史，皆深具价值，并有声于国际学界。

因东北沦陷的现实刺激，冯氏的治史范围遂由契丹史扩张为东北民族史，原拟以十年之力撰著《东北史地》；而赴美后，其重点复由东北民族转向西北民族，并因此研治维吾尔族早期使用的回鹘文及突厥文。[6]以后撰有《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回鹘文契约二种》及《一九六○年吐鲁番新发现的古突厥文》；另主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虽仅名曰“史料简编”，而纲举目张，有概论有引语，再附以原始文献及前人论著，实为特殊体例的维吾尔史长编。[7]

总而观之，冯氏平生成就，主要在辽史、火药史、维吾尔史三项，而多侧重于史料考订层面，表现出典型的民国学风。其论文的精萃见诸《冯家昇论著辑粹》，而集外文字尚多。[8]

冯氏六十年代又参与《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北部分的修订，故郭沫若撰《李白与杜甫》，在考证李白出生地（中亚碎叶）时曾向他请教，然书中只字未及；冯氏遗孀晚年遂指郭剽窃冯著，詈之曰“骗子”，此亦当代学林一小公案也。[9]

冯氏治学勤苦，生活草草，在友朋中有“文呆公”之号。[10]留美十年，而了无洋派习气，平日饮食所好，不过虾仁、青菜、面汤，并每言：“只要有这样的生活，我就非常满足了。”[11]因专注于《地图集》的课题，虽有心脏病而不顾医生警告，终致血管破裂而逝。[12]

诗曰：冷淡生涯是此途，契丹史事费描摹。学林双剑谁联手，反共名流魏特夫。

注　释：

[1]《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另，据吉川幸次郎回忆，胡适1927年在京都演讲，曾在黑板上大书“虏学”二字，并有类似傅氏之见；王汎森认为胡可能即受傅的影响（《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另参陈庆隆《释“虏学”》，《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年版）。按：梁容若有谓：“外国人研究中国学术，恰好跟我们正统的学风相反，因为欧洲人研究世界史，视线从西向东，由近东的埃及、波斯，到印度、中央亚细亚，再到远东的中国。日本人研究东洋史，从东向西，由朝鲜、满洲、蒙古，扩大到大陆和西北。他们注意边疆问题，比内地早，所以二十四史的《四夷传》，《文献通考》的《蛮夷考》，我国人读历史不很注意的部门，他们特别推敲得仔细。……”（《欧美与日本的汉学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贺昌群亦曾言：“……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正统史事之研究，吾人当可上下其是非得失，相与周旋。至于西域、南海、考古美术之史的研究，则吾人相去远矣。”（《日本学术界之“支那学”研究》，《贺昌群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可与傅说参照。(www.xing528.com)

[2]单纯论辽史研究，以陈述著作最多，傅乐焕考辨最精。按：日人鸟居龙藏、法人闵宣化于考古，梁思成于建筑史，魏特夫于社会史，亦多涉及辽代。另，粤人黄任恒民国时刊有《辽痕五种》，含《辽代年表》、《补辽史艺文志》、《辽代文学考》、《辽代金石录》、《辽文补录》，然取径属旧史学的范围，今则无人重之矣。

[3]罗继祖有《辽史校勘记》，与冯氏《辽史初校》颇有不约而同处，重版时遂删去约四分之一，盖冯著已着先鞭，以示不敢掠美也（《辽史校勘记·重版说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而冯自编《冯家昇论著辑粹》，则将《辽史初校》剔去不收，盖罗著后出转精，以示退避三舍也（《〈冯家昇论著辑粹〉跋》，《冯家昇论著辑粹》附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又见《夏鼐文集》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两人皆有学者风度。

[4]参与“中国历史计划”的中国学人尚有王毓铨、瞿同祖，同时在太平洋学会供职者有陈翰笙、冀朝鼎（参张铠《太平洋学会的中国精英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海外中国学评论》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王、陈、冀三人皆持唯物史观，治学取向与冯氏迥异。按：胡适日记1943年7月21日：“冯家昇（伯平）治《辽史》颇勤，近年忽得心病，终日疑四面皆暗探监视，甚至疑其友人，疑其医生，每夜不敢在床上睡，在空中吊被单，爬上去睡。……”（《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530；参冯家昇1948年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下册页302-303）可见他在美生活之一斑，姑附于此。

[5]《中国社会史：辽》总论第十一章，收入《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6]张秀龄（冯夫人）谓冯氏系当时世界上研究突厥文仅有的三位专家之一，曾帮助苏联马勒夫解决古突厥碑铭问题，苏联学界为之轰动云（《冯家昇传略》，《冯家昇论著辑粹》附录）；夏鼐则称冯为中国回鹘文研究的开创者，但指他“缺乏普通语言学的基础，未能掌握语言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他也不谙现代维语，不能利用现代维语以阐明古维文的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冯家昇论著辑粹〉跋》）。

[7]其书体裁实近于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登原《金圣叹传》、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钱穆《国史大纲》，今人有《辽夏金元史徵》（分辽、西夏、金、元四卷），亦此体也。

[8]参曾贻芬、崔文印《可敬的“书生”——读〈冯家昇论著辑粹〉》，《籍海零拾》，中华书局2010年版。

[9]张秀龄称冯氏撰有关于李白身世的论文，为郭窃取并发表，或系年老误记，未必有其事；但冯曾向郭提供见解，则可以确定（有关回忆及争论皆见丁东编《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按：郭氏旧撰《十批判书》，于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亦有巧取（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则郭之于冯，亦不免顺手牵羊欤？

[10]《〈冯家昇论著辑粹〉跋》。

[11]《冯家昇传略》。

[12]顾颉刚日记1971年2月6日：“家昇已于去夏以工作过劳病死，真可痛也。”（据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