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以著史而赢得雅俗共赏者，有黄仁宇、唐德刚、高阳、吴思诸家。黄藉《万历十五年》名动一世，动辄“大历史”，而以今律古，强牵史事以就己，实为历史目的论；[1]高有《清朝的皇帝》、《同光大老》、《清末四公子》，皆出入文史，惟往往信口开河，流于附会，终嫌“野史”作风；[2]吴以“潜规则”概括官场黑幕，以“血酬定律”解释帝国起源，亦声名鹊起，然近乎“厚黑学”一路，仍不脱民间智慧。[3]即以史笔而论，亦皆不及唐氏之生龙活虎也。
唐氏抗战期间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受教于金毓黻、顾颉刚、沈刚伯、缪凤林、贺昌群、郭廷以等名师。[4]1948年留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以后留校任教；曾兼任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及亚洲学系系主任，授课极受追捧。
唐氏以通俗化、本土化的历史写作驰名，所著以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最为重要，亦最有影响，《晚清七十年》（台湾版分作五册）尤称代表作。[5]其书突出关节，分论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袁世凯与辛亥革命四大主题，每穿越时空，以异代的人物史事相比拟，打通古今，知人论世，是其特色，虽非史学正途，却非正途史家所能为；下笔更信马由缰，虽稍显枝蔓，甚至流于油滑，然议论跳脱，嘻笑成文，无疑是最引人入胜的中国近代史。另有《袁氏当国》，述论北洋政府时代，实即《晚清七十年》之续，然见解多承前作，笔力亦有不逮；《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则以时代太近，隔海论政，不免道听途说，粗枝大叶，尤等而下之。至于他提出中国历史的两次转型论，并将近世至今的第二次转型比喻为“历史三峡”，则大抵不过西方现代化史观的山寨版，亦不无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意味，其本人虽津津乐道，而理论思辨终非所长。
唐氏又是中国口述史学的开创者，五六十年在哥大先后整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皆民国史不无或缺的参考文献。[6]其中《胡适口述自传》一种，更以杂文笔法为注解，借题发挥，指东打西，可谓文献注释史上的别体。[7]另有《胡适杂忆》，亲切生动，亦为就近观察胡适的奇作。其他学术杂论，复多见于《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两编。
唐人刘知几论史学素养，特举才、学、识三项；今观唐氏，则“才”、“识”俱佳，“学”虽稍逊，而能另增一“趣”字。其书以论带史，借古说今，处处有我，可称史话（史谭）兼史评（史论）的现代变体。其长处在文笔，在议论，史料则顺手拈来，考订亦偶有粗疏，故不符合今日学院派史学的标准；[8]然在学术趋于枯燥的专业化之时，叙事史的传统自不当绝，史有别裁，不可无此一家也。以其文章诙谐百变，姑拟之为梁山泊鬼脸儿，可乎？
按：台湾半世纪以来，郭廷以创办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重视档案整理与专题研究，资源丰厚，为学院史学的代表；刘绍唐主编《传记文学》杂志，重视个人史料（回忆录）的抢救，号称“野史馆”，为民间史学的代表。[9]唐氏早年科班出身，师从郭廷以，[10]又长期在美讲授史学，著有《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11]但晚年却回归本色，论著多系应刘绍唐之邀而作，大都发表于《传记文学》，盖不入“国史馆”而入“野史馆”矣。
唐氏五十年代居纽约时，与胡适交往密切，但他在学问上自有立场，对胡虽尊重而不迷信。胡当年最喜引用唐代洞山和尚（良价）事教导后辈：洞山极敬其师，而旁人问洞山：“你肯（按：赞同）先师也无？”答：“半肯半不肯。”问：“为何不全肯？”答：“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唐氏由此引申：“胡适之先生讲学一辈子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学生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继承胡学、研究胡学，就千万不能忘掉这一条胡适遗教的中心要义。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12]其意甚是。学林点将，评判前贤，不亦当“半肯半不肯”耶？
诗曰：大历史观殊浪传，血酬定理野狐禅。淋漓那及唐公笔，大话同光七十年。
注 释：
[1]对黄氏观念上的批评，可参胡文辉《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黄仁宇大历史观批判》（《东方》2002年第3期）；史料上的批评，可参李龙潜《也评黄仁宇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暨南史学》第五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又见《明清论丛》第九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2]参胡晓明《是以诗证史，还是借诗造史？——以高阳论“董小宛入宫”为中心的讨论》，《诗与文化心灵》，中华书局2006年版。(www.xing528.com)
[3]参洪振快《吴思没说透：吴思历史解释框架评议》，《亚财政：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按：吴氏所谓“血酬定律”，亦如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乃至姜戎的“狼图腾”，皆欲以单一视角及简单框架解决中国历史的全盘问题，尤显无能为力。
[4]唐氏当时得顾颉刚指导，撰有《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晚清七十年》第一册，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又见《胡适杂忆》[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晚清》综论部分（第一册）多未收入大陆版，但分论部分（二至五册），大陆版仅作局部删削。
[6]唐氏自称所作为“世界最早的中国口述历史”；后来中研院近史所的口述历史系列，也由于唐氏向胡适提议才开展（《文学与口述历史》）。另，唐1990年曾为张学良作口述录音，后整理为《张学良口述历史》，然无关大局，价值平平。按：在史料的性质与价值上，回忆录（个人自撰）与口述史（旁人记录）略等；唐氏早期致力于口述历史，晚年复重视《传记文学》所见的私人回忆，固顺理成章也。
[7]近代译人，自严复至殷海光，多于译著中附以个人议论，唐译实亦此体的流变也。
[8]陈悦谓唐著《晚清七十年》有“基础性的错误”（《北洋海军军舰“主炮晾衣”说考辨》）；张耀杰甚至指他“连最低限度的学术常识和学术规范都不予遵守”（《〈袁氏当国〉的历史谬误》，《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按：唐在哥大曾讲授中国近代史料课程（参《张玉法先生访问纪录》，《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版），只不过他不屑于“以注脚（footnote）做学问之美国式繁琐史学”（《自序：告别帝制五千年》，《晚清七十年》第一册），故落笔之际，往往天马行空，好奇志异，不尽拘束于史料层面耳。
[9]参刘绍唐《野史二十年》，《不容青史尽成灰：刘绍唐文集》，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沈云龙《“野史馆”与“后野史亭”》，《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续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唐盛誉《传记文学》的民国史价值，以为不亚于大陆“文史资料”系列，而刘作为主持者更是“以一人而敌一国”（《“以一人而敌一国”——为刘绍唐先生创办〈传记文学〉二十年而作》）。
[10]唐德刚《中国近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纪念业师郭廷以教授逝世二十周年》，《走过忧患的岁月——近史所的故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版；又见《晚清七十年》第一册。
[11]尚有论文《清朝人与美国佬（1784—1911）》，中译改题《清季中美外交关系简史》（收入《史学与红学》）；《读王尔敏著〈晚清商约外交〉的心得和感想》一文，融贯其国际政治观，纵横古今中外，议论风生，尤为精彩（王尔敏《晚清商约外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按：王尔敏称唐氏为外交史大师，与蒋廷黻并列，似嫌夸大（《鬼谷先生唐德刚》，《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纪念胡适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胡适与近代中国》，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另参《胡适时代·卷土重来——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书缘与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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