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
每一时代皆有其“近代”，而每一时代的“近代史”皆为历史学的新疆。民国以来涉猎近代史者，有一显一隐两大流别：主流为学院派，引入西学方法，重事件重制度，重官方档案材料，胜在系统整齐；另有一潜流为掌故派，承续本土的“野史”传统，重人物重故实，重私人传闻材料，虽不免零敲碎打，然补史之功，亦不可忽。近人如徐凌霄、徐一士兄弟，如黄濬（秋岳）、瞿兑之、谢兴尧、高伯雨，皆一时掌故名家，惜乎老辈凋零，今日之域中，几乎尽是学院派之天下矣。[1]而论学院派的开山，则必以蒋氏为首要。
蒋氏幼年就读于基督教背景的湘潭益智学堂，以后留美十年，更系统接受自高中至大学的现代西式教育，至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返国后在南开、清华历史系先后任教授兼系主任，尤其清华六年，为其个人治学与科系规划的黄金时代。[2]
蒋氏留美博士论文为《工党与帝国》，以英国工党的外交政策为主题；此后他因地制宜，遂顺理成章地研讨中国近代外交。其代表作《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打破历来以“蓝皮书”（西方外交文件）为中心的史料限制，自中国本位出发，在浩如烟海的原始文献中下功夫，谨于去取，突出重点，纲举目张，每节引论亦有见解，实可见其通盘性的眼光，非仅史料汇编而已。得此一编，蒋氏遂被视为“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3]
由近代外交，其论学更扩张至整个近代，如他本人所言：“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4]他以撰写一部权威的近代史为终生志业，而最终仅有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后改题《中国近代史大纲》）传世，然论述扼要，眼光远大，亦足不朽；另有专著《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忧世用世，乃有国际视野之作。重要论文有《琦善与鸦片战争》、《东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约》、《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若干，皆以论带史的名篇。
按：鸦片战争为近代中国世变的一大象征，而蒋著《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突破俗见，为琦善翻案，并藉鸦片战争一役重估晚清史的得失，指出林则徐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且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思路明晰，议论警辟。[5]今人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较之蒋氏此文，史料及考订固胜之远甚，而识见则仍有逊色，其胜处在能作实证研究，就事论事，对于大陆数十年来泛政治化的近代史观作一拨乱反正耳。
蒋氏论学，以历史为专业，而实以政治为方向；他不仅是史学家，亦是政论家。[6]他于国际形势胸有全局，所论精辟透彻，且不离中国的具体处境，不作抽象的概念游戏。三十年代前半的《独立评论》时代是他论政的巅峰，也是他一生最有光彩的段落。观其一生遗文，亦以时论文字为多，身后汇编为《蒋廷黻选集》六册（台版）；而真正的专业论著，不过《中国近代史论集》一册（台版）。他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固然使其精力多消耗于史学之外；然而他论史之所以高出群侪，实亦得力于其政治视界也。[7]
按：治上古史，史料太少，且古今语境隔阂，难在考证，非有专门的古典学问素养不能深入；治近世史，则史料太多，意识形态易生干扰，难在裁断，非有史识贯注不能臻第一流境界。[8]故近代史虽成显学，方兴未艾，然从事者固多如牛毛，而大成者仍罕如麟角。蒋氏成绩寥寥，原不足以占梁山泊一席之地，惟拓荒有功，识力亦高，佳人难再得，故仍举为近代史研究的代表。[9]
蒋氏以议政而蒙蒋介石赏识，1935年走向政治的不归路，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台湾“常驻联合国代表”及“驻美大使”等要职，被称为“民国以来学者从政最有成就的一位”。[10]而他虽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但一生始终谢绝加入国民党，[11]并一度拟另组“中国自由党”以挽救政局，则他身在政治江湖，终不失书生本色。
李济回忆，他曾问蒋氏：“廷黻，照你看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蒋当时反问：“济之，现代的人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12]张骞以西汉使节而凿空西域，蒋氏隐以自比，其言下之意，似谓史学家较之外交家更能名留后世；则蒋氏本人终成张骞而非司马迁，亦不能无所憾乎？[13]
五十年代台湾中研院设立近代史研究所，由郭廷以一手筹创，以后成绩丰硕，可谓半世纪以来近代史学的最大重镇。郭氏早期治史亦颇受蒋氏启发，[14]然无论郭氏本人，抑或他培养的近史所群体，皆属于踏实之学，而非高明之学，在学风上固不能继踵蒋氏也。[15]
诗曰：晚清痛史赖重编，一战全输鸦片烟。传世藏山亦辛苦，不如投笔作张骞。
按：第三句典出《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注 释：
[1]五十年代后流寓台港的左舜生、沈云龙、吴相湘、苏同炳（庄练），则兼有学院与掌故两派的作风。(www.xing528.com)
[2]蒋氏主张以历史事件及大势为研究对象，而反对“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如在两汉史方面，就不甚认同杨树达式的文献学取向（《蒋廷黻回忆录》第十二章；参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23）。这最能体现他的史学观念，亦可见他经营清华历史系的旨趣。
[3]语见刘崇
《蒋廷黻先生的治学与教学》，据张玉龙《蒋廷黻社会政治思想研究》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66。按：在蒋氏以前，已有多种中国近代外交论著问世，但多浮于表面，未能发掘第一手史料（张玉龙《蒋廷黻社会政治思想研究》，页66）；惟沈惟泰留美时所撰博士论文《1839至1860年间中国外交政策》，已据新公布的清代档案研治外交史（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至1937]》，三联书店2005年版，页62）。
[4]《蒋廷黻回忆录》第十二章。关于民国时期的近代史学概况，可参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75-77）。
[5]吴相湘评此作“自然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也可能是有感于民国十八年中俄中东路冲突的因果与所谓‘革命外交’的宣传而发为忧愤的”（《蒋廷黻学以致用》，《民国百人传》第一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可知此文的撰写，亦融入蒋氏对其自身所处时代的政治感受。
[6]蒋氏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时，始修新闻，复改修政治，最后再修历史；盖读新闻是梦想“能左右中国政治”，而读历史则是相信“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蒋廷黻回忆录》第九章）。皆不离于政治也。
[7]刘崇
称蒋氏“以政治家的经纶，研究家的功力，来探讨中国外交史”（《国立清华大学》，据李敖《蒋廷黻和他走的路》引），可谓知言。
[8]论基本的学术准备，上古史自远较近代史为难，然近代史亦自不易，谢国桢尝言：“揅治史学者本无年代远近之分别，其解决问题也能影响于社会，其功用则一；惟史迹之年代较近者，则于今日之情况也较切，而影响于现代社会也为尤深。……然治近代史亦正未易言也。虽获有新发现之史料，然必具有丰富之常识及锐敏之别裁，再辅之以社会科学别国方言，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而后治近代史始庶乎可言。若缺其一，皆不足以言治近代史也。”（《清初史料四种·序》，北京图书馆民国22年刊）晚年仍谓：“治古代史不如治近代史，而治近代史或以往有趣味的问题，感觉着更为重要。”（商传《读〈瓜蒂庵小品〉——纪念谢国桢师百年诞辰》，《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谢氏以明史专家，而特别强调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与困难性，甚有说服力。至于晚近治近代史的桑兵声称“治晚近史的艰难与治古史只是方式有别，而程度无异，甚至有过之无不及”（《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则未免王婆卖瓜，过犹不及矣。
[9]邓嗣禹四十年代末评论：“尽管很多学者投身于近世史的研究行列，但是除了蒋廷黻以外没有人堪称高水平。”（《近五十年中国历史编纂学》，《海外中国学评论》第三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10]现代学而优则仕的典型，亲国民党者有蒋氏，而亲共产党者有吴晗（官至北京市副市长），正成对比。按：蒋氏弃学从政，在纯学术立场自属可惜，如钱端升就表示“他如果不去行政院，留在清华教书，他在外交史方面会有大成就”（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页176）；但李敖却自另一角度，对其出仕极力褒扬，称“蒋廷黻是中国学人从政的一个榜样——一个‘清高’的、‘光荣’的、‘最后一个机会’的、‘有很大贡献’的一个标准样品。在
轲颠沛的中国官场上，多少从政的学人都愁眉不展了，蒋廷黻在此必然是个例外，也应该是个例外。只有他的例外，才能延续中国学优则仕的一个传统”（《蒋廷黻和他走的路》）。另，就在蒋氏参政前数月，他在国外演讲时有言：“历史已经使知识分子阶级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无意谦让。”（《中国目前的形势》，据《费正清对华回忆录》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页102）可见其自视之高，抱负之大，然则区区“大使”或“常驻代表”，岂即其所愿哉？
[11]上海档案馆今存蒋介石约请蒋氏参加国民党的亲笔信函（张玉龙《蒋廷黻社会政治思想研究》，页333）。
[12]《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由天津八里台到美京双橡园》，《感旧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参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页140-142；李敖《〈蒋廷黻选集〉序》。按：柏拉图有言：“宁愿作诗人歌颂的英雄，不愿作歌颂英雄的诗人。”蒋氏或可据此答复李济欤？
[13]台湾史家杜正胜曾自言：“政治是变幻的，文化才永恒，对一个年已半百的历史家而言，扰攘的政治真如白云苍狗，瞬息即逝。历史研究和他的生命不能断作两橛，他不但要解答历史客观存在的问题，也要从历史中参透人生的意义。”（《从〈周代城邦〉到〈编户齐民〉》，《古典与现实之间》，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但他终由永恒的文化，转向变幻的政治，就任台湾“教育部长”，亦如蒋氏之舍司马迁而作张骞也。
[14]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例言》。另，费正清早年亦颇得蒋氏提点（参《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页97-107），则今日美国于中国近现代研究蔚为大国，蒋亦可谓其别祖矣。
[15]郭氏领导下的近史所，早期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财政支援，利之所在，颇招物议；吴相湘、王德昭1959年曾联名致函中研院院长胡适，提议以蒋代郭（吕实强《郭[廷以]所长筚路蓝缕创所与辞职风波》，《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版）。胡适亦甚觉不满，私下表示：“近代史所里这一班人实在太弱了，应该趁福特愿意给钱补助所外有成绩学人的机会，把近史所扩大充实起来。为什么要关起门来不多招些学人呢！这几年，史语所里的人看他们不起，外面如某某某某等也看他们不起……”（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页157）若当日以蒋氏主持，藉其资望魄力，或能更上层楼，而稍与史语所抗手乎？又，据全汉昇回忆，胡适曾有意让他接任近史所筹备处主任一职，为其婉拒（《回首来时路》，《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此亦有关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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