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1910—1985），字作铭；浙江永嘉（今温州）人。
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山，门下济济多士，而最杰出的人物，前有夏鼐，后有张光直。[1]五十年代后，在惟危惟微的处境中，夏氏长期为大陆考古掌门，苦心经营，自有劳绩；晚近张氏挟西风以东渐，声势已远过于夏氏，惟隔岸观火，于田野考古终隔一层。论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张终不及夏也。
夏氏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蒋廷黻习中国近代史；毕业后考取清华留美公费，因仅有考古学名额，遂转以实习生身份参与殷墟发掘。其后改赴伦敦大学深造，获埃及考古学博士，返国后入中研院史语所考古学组。1949年见机而作，拒随史语所迁台，以后北上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按：当风雨苍皇、河山易主之际，史语所考古学家群体亦随之一分为二，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渡海赴台，从此仅能进行所谓“案头考古学”的工作，以殷墟遗物的精细研究闻名；而夏氏则与梁思永、郭宝钧留在大陆，虽政治气候肃杀，然仍能延续“锄头考古学”的事业，数十年间，在文物发掘与整理上超迈古今，使考古一门成为大陆人文学科最有成绩的领域。[2]
夏氏早期兴趣广博，于历代史事多有涉猎，远者如《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秦代官制考》，近者如《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3]初露头角，已显不凡。以后专注于中国考古，但眼光仍甚开阔，于一般考古学、史前考古、历史考古皆有论列；如《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首次由地层学确定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一举纠正安特生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的误说，意义甚大。[4]而最专精、最特出者，则在中国科技史、中外交通史的考古研究两大领域：前者包括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星图、玉璇玑等天文史问题，幻方等数学史问题，丝织品（尤其是丝绸）、织机等纺织史问题，马车、古船等交通工具问题，铜矿、肉红石髓、瓷器等物质文明史问题；[5]后者主要以波斯、东罗马、阿拉伯金币为中心考述中外交流。视野开放，材料坚实，论证谨严，是其作风；而特别重视小型遗物的研究，积小见大，是其特色。
按：夏氏留英时博士论文为Ancient Egyptian Beads（古代埃及的珠子），[6]又有论文《若干埃及出土的玻璃分层眼状纹珠》、《几颗埃及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皆以微小饰物为题；此后他的治学重心虽转向本土，但在方法及旨趣上，实滥觞于彼时。
夏氏著述以散篇论文居多，曾编集为《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与科技史》，身后汇辑成《夏鼐文集》三大册。专书仅得《真腊风土记校注》一种，可见其治中西交通史，在文物材料之外，亦绝未忽略文献材料。另，演讲《中国文明的起源》尝以单行本刊行，为影响广泛的普及之作。
夏氏为人处世，似甚干练得体。四十年代在史语所时，颇受傅斯年赏识，傅赴美治病，他以副研究员身份代理所务，并能干预中研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7]尹达（原名刘燿）藉其由史语所而延安、由考古学而革命的红色资历，五十年代在考古所主持大局，夏仅能屈居其下，故陈梦家在鸣放时尝逼问夏氏：“你是不是有职有权！”又谓；“尹所长脱离实际太久了，以后夏所长能决定的事根本不用去问他，过去你跑的太辛苦了。”[8]但夏、尹之间，仍相安无事，稍后夏更由尹介绍入党，至1962年终接任所长一职。[9]
“文革”后，张光直拟促成哈佛与四川大学合作，在西南地区作农业起源考古，却因夏的极力反对而罢。盖夏氏始终拒绝中外合作，曾当面对张表示：第一、外国人的考古技术发达，中国人很难赶过，如在中国境内一起考古，中国人的成绩一定不如外人。第二、外国人不能相信。张后来指“这种心态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心态……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一个脚注”。[10]则夏长期身处上层，绝怜高处多风雨，老来自不免暮气矣。
诗曰：三十馀春作主持，殷勤地下觅新知。史观史论俱刍狗，考古终究不过时。
按：历史学受意识形态干扰甚巨，当年连篇累牍，今日可作覆瓿；而考古学终不离实物，相对远离意识形态，所以价值不废也。
注 释：(www.xing528.com)
[1]1960年李济访美，中共欲行统战，当时夏氏曾拟一函，请李济之子李光谟转给有关人等；李先请尹达过目，函中援引南朝丘迟《与陈伯之书》，意在劝降，尹乃谓：“夏作铭好糊涂！”遂扣留未发（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86-187），尹达之意，似谓夏氏招降其师，未免不敬亦不智耶？
[2]当日夏氏与高去寻商量：高为行者，保护迁台的殷墟文物；夏为留者，继续大陆的田野考古。郭宝钧回忆有谓：“作铭给我说，我们不要走，我们还有前途，我们留下还有许多事情要作。”（石兴邦《夏鼐先生行传》，《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另参石兴邦《尽瘁于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忠诚战士——夏鼐同志的学问、道德和事功》，《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3]夏氏另有《道光十六年刊本马太传福音书跋》、《新旧遗诏圣书钦定前旧遗诏圣书校勘记》，未收入《夏鼐文集》（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
[4]石兴邦指出：对安特生考古文化分期的纠缪，“是从出身于史语所的几位先生的工作中突破的，这就是梁思永的《小屯、龙山与仰韶》（即后岗三叠层）而开其端。尹达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继其后，而夏鼐的《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则定其论。”（《夏鼐先生行传》）另参徐苹芳《我所知道的夏鼐先生》（《学林往事》下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
[5]参杨泓《夏鼐先生对中国科技史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6]全文未发表，《夏鼐文集》收入第一篇第一章的中译，题为《古代埃及珠子的考古价值》。
[7]若非夏氏介入，郭沫若恐不能获院士候选人资格（潘光哲《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天方夜谭”中研院：现代学术社群史话》，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罗丰《夏鼐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中华读书报》2003年2月19日）。夏事后有评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对院士群体进行社会学论析（《观察》第五卷第四十期；未收入《夏鼐文集》）。
[8]见《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编印，页82。
[9]夏氏甚至称：“郭沫若是结合古文字和古铭刻学的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尹达是结合考古实物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悼念尹达同志》，《夏鼐文集》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可见两人的交情，然其言则未免阿私耳。按：考古所所长最初由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梁思永、夏鼐为副，梁逝世后尹达兼任第一副所长；或问郑氏非考古学家何以得任所长，夏推测：“郑先生是兼任，所长可能是给李济先生留下的。”（《夏鼐先生行传》）然则李师之位，弟子终得之，可谓楚弓楚得，在公在私，皆应幸得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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