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裔煊（1908—1988），广东阳江人。
时人论娱乐明星，每有偶像派与实力派之别，而学人亦然：前辈如陈寅恪、胡适，今人如余英时、张五常，皆能兼偶像、实力于一身：如沈曾植，如章太炎、黄侃师徒，如饶宗颐，则近乎偶像派：如洪业、齐思和、严耕望则可当实力派，而戴氏亦其列。
戴氏1929年由中山大学预科升入本科历史系，受知于朱希祖、沈刚伯、朱谦之诸名师，毕业后复入中大研究院深造。因其家乡有双恩盐场，可上溯至宋代，戴氏由此触发，费数年心力，征引官私文献二百余种，撰成《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一书以充硕士论文。钞盐制乃两宋一大要政，为国家财政收入之所系，[1]而此书“试用民族学家提倡的纵横两面探究途径”，[2]阐明钞盐制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与影响，既博且精，论者誉为“是一部闪烁着学术光辉的卓越论著”。[3]
稍后戴氏追随黄文山，赴重庆任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员，转而用力于西方民族学。期间著有《民族学史》，身后易名为《西方民族学史》出版，虽仅述评之作，而内容充实，条理明晰，至今在域内仍不可多得。他更凭藉民族学中文化历史学派的眼光，考掘境内民族史，接连完成《僚族研究》、《干兰——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棉种棉织流传入中国与西南民族的关系》三篇长文，[4]皆视野开阔，史料扎实，可谓平生最特出的著作。尤其《干兰》一篇，详尽梳理“东南亚洲栅居文化”的源流与传布，在本土学界更属稀有，在论题上，已居凌纯声的“海洋民族学”之先；在方法上，又居汪宁生的“民族考古学”之先矣。
抗战后他由渝返穗，自五十年代院校调整，即一直任教于中大历史系。此后他研究的重心，主要在中外关系史，如《宋代三佛齐修广州天庆观碑记考释》，据碑铭证史，阐释宋代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如《中国铁器和冶铁技术的西传》、《中国历史上对石油与天然气的认识利用及其与西方的关系》，亦着眼于技术文明的中西交流；如专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澄清“倭寇”问题的真相，突出其经济史及贸易史的意义，亦眼光独到的力作。而在中外关系史范围内，又特别致力于澳门史方面，如论文《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关于萄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专著《〈明史·佛郎机传〉笺正》，皆为考订细密的奠基性论著。凡此所作，在选题和论说上虽不免迎合世风，突出马克思主义或反帝爱国主义的色彩，然积力深厚，学风不坠，纵时移世异，终不失其专业价值。[5]
按：明代以来，西力东渐的过程可分三阶段，而各以一邻海城市为中心：明清为澳门，晚清为香港，民国为上海。故澳门虽弹丸之地，实为东西方交会的前沿，亦代表中国近代史的序幕，攸关中外贸易史、宗教史及文化史，学术内涵实甚丰富。而当澳门史在大陆尚近乎禁区之时，戴氏不计著作能否发表，奋力而为，堪称当代学术史上的“预流”者。[6]
总观戴氏平生，论成就，在民族史（西南地区）与经济史（宋代）、中外关系（明代）三大领域；而论作风，则一以贯之，题目必求其专，材料必求其丰，论述必求其详，多为第一流的专题研究。惜其《钞盐制度》一书，四十年代因故未刊，迟至五十年代始得印行；而民族史诸篇，又发表在国共内战、江山变色前后，乱世仓皇，亦难获垂注。故他在资望上前不及民国名家，后不及红朝新秀，至今声名黯淡，拟之为地僻星，岂不宜乎？
戴氏与陈寅恪长期共事，自居于弟子辈，而陈亦重之。戴曾为《元白诗笺证稿》补充史料一则，陈后来特别说明：“此条乃戴裔煊先生举以见告者。《论语·子罕》篇云：‘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圣人之言，岂不信哉！”[7]又，据说1956年教授定级时，陈评戴氏云：“三级有余，二级亦可。”[8]今日视之，陈氏此评似仍嫌保守，然试看同系的梁方仲，与戴年岁相同而成名在先，以一代经济史大家，亦不过二级教授而已。[9]则寒柳堂眼中之二级教授，固可敌今之“国学大师”矣。
稍后者有用汝康，于摆夷（傣族）的“摆”（宗教仪式》、明清女性贞节、中国帆船贸易皆有论说，论题独具只眼，亦涉及民族\ 经济及中外关系方面，而身后寂寞，一如戴氏也。
诗曰：考索干兰岂易为，钞盐制度费多时。学林此系实力派，举世追星知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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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氏指出：“宋徽宗崇宁以后，蔡京用事，大改钞法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后，视钞盐钱为国家主要收入，钞盐制极力推行于东南，盐息所入，悉聚于中央。……宋室南渡以后，国用多取给于盐，主要也是依靠钞盐制度下所得的钞盐钱来供给。宋代外患颇仍，战争迭作，军费浩大，国家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中，怎样能够支持三百年以上？特别是南宋，以半壁江山，还支持一个半世纪。我们如果忽视了宋代社会经济结构中引钞盐制这个重要环节在各个时期所起的作用，对问题是不能得到正确彻底理解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自序）高屋建瓴，足以揭示钞盐制在宋代的重要性。
[2]语见《戴裔煊自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八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又载《世纪学人自述》第三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前言》（据章文钦《戴裔煊先生传略》引，《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戴裔煊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按：牟润孙评戴著云：“……于宋代售盐给钞制度之实况、沿革、官员、地区，以及此制度对民生之关系与影响，无不溯其本源，明其流革。考证至为细致，叙述亦颇能得其体要。治宋史与经济史者，苟刁二洞悉两宋钞盐制度，则宋代政治与社会上若干问题，均不易得其解释。作者斯编实以钞盐制度为中心，对于环绕此制度诸问题，均有极深刻之探讨。书成于大陆易手之前，故持论与立场犹未受共产影响。”（《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中国史学论文选集》下册，台湾华世出版社1976年版）
[4]戴著《棉种棉织》—一篇认为棉原产印度，系由南海传入南中国，与西南民族关系密切；而季羡林有《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之作，探讨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也特别重视海路交通。两文皆有关物质文明传播，一入一出，正宜相互参证，以证中印古代的交通往来。
[5]关于《〈佛郎机传〉笺正》一书，章文钦谓：“有些研究澳门史的朋友，或认为书中存在着‘左’的倾向，不以为然。据笔者所知，先生在1970年撰成此书时，却被认为观点太‘右’。”（《戴裔煊先生传略》）
[6]戴氏门下的章文钦，出身中大历史系的谭世宝，外来而长作岭南人的汤开建，近时治澳门史各有成绩，皆可视为戴氏之继者也。
[7]《元白诗笺证稿·校补记》。
[8]据《戴裔煊先生传略》。
[9]参叶显恩、谭棣华《梁方仲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汤明檖、黄启臣《梁方仲传略》，《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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