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业（1908—1968），字丕绳，号庸安，别名童疑；原籍浙江鄞县，生于安徽芜湖。
自顾颉刚祭出古史辨的大旗，争议虽多，而响应不绝，先后入其门下者难以数计；其中童氏学力既深，成绩亦多，且不离疑古宗旨，堪称顾氏最忠实的传人。钱穆回忆四十年代时，顾“尝告余，得名之快速，实因年代早，学术新风气初开，乃以枵腹，骤享盛名。乃历举其及门弟子数人，曰：如某如某，其所造已远超于我，然终不能如我当年之受人重视。我心内怍，何可言宣”。[1]顾氏心目中“远超于我”者，自必有童氏其人，可断言也。
童氏自幼多病，祖父又为前清遗老，故长期在家接受旧式教育，熟读经史；藉其超凡的记忆力，于先秦古籍多能背诵如流。二十岁以后接触顾颉刚著作，乃师其法以治史，功力与方法遂能相得益彰。1935年，顾请他赴京作研究助理，承担燕大、北大及禹贡学会多项工作；因他没有任何学历，开始仅赖顾氏供其食宿，并由个人支付薪酬。[2]
此后至抗战两年间，是他古史研究的勃发期，除自撰论文外，尝与顾氏合著《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墨子姓氏辨》、《夏史三论》、《鲧禹的传说》诸篇，最引人瞩目。另代顾氏编写春秋史讲义，至抗战期间改订为专著《春秋史》，至今仍系春秋之际最佳的断代史。此外，又多有上古地理的论著，为古史学的羽翼。
清人崔述的《考信录》系列，为古史辨派的重要渊源之一；惟崔著止于西周，故童氏当时欲续作《春秋考信录》，与《春秋史》相辅而行。惜战时生活流离，资料零散，而终未成书。[3]至晚年始重理旧业，完成《春秋左传考证》、《春秋左传札记》两种，一繁一简，以后合并为《春秋左传研究》刊行。此著以《左传》史料为纲，而贯通坟典，题目实涵盖上古及西周、春秋时代，为平生考史心得的总结，似可视为《春秋考信录》的替代品；惟在学问上已由博返约，在精力上亦难及盛年，故其论证方式不务周详，但求扼要耳。
童氏以追随顾颉刚起家，其治学以古史始，亦以古史终，看似纯然笼罩于其师的身影之下。然其壮年时代，精力旁移，实际上长期脱离上古史领域。他后来对顾表示：“生过去著述上最大之成绩，实为绘画史之考证，古史之著述不过补订我师之学说而已。”[4]扬此抑彼，虽嫌夸大，亦事出有因。
他早年学画，至三十年代复以疑古方法考辨美术史，如早期的《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及《新考》，颇能廓清中国画史上南北宗起源的陈说；[5]四十年代在上海博物馆工作，近水得月，更广泛涉猎瓷器史、器物史、服饰史领域；五十年代后顺应潮流，复超出考证学范围，从事历史分期、社会形态乃至经济史的探讨；随后因应教学需要，又研治先秦诸子思想。
除春秋史诸作以外，其一生论著尚多，近时由后人分别汇集为《史籍考证论集》（二册）、《历史地理论集》、《绘画史论集》（二册）、《瓷器史论集》、《古代社会论集》，另有专著《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先秦七子思想研究》，范围既广泛，论述亦能深入，前三种考而后信，尤能体现其论学的精义。
中共建政初期，举国批判胡适派，唾弃考证学，作为胡适嫡系的古史辨派，亦受池鱼之殃；当是时，童氏乃撰《“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等多篇文字，对顾师反戈一击，“给予无情之打击”。[6]而顾私下则以为童氏“非存心谤我，乃在思想改造阶段中，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忏悔，犹之昔日以附我为敲门砖也”，又指“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7]
按：在童氏批顾以前，顾本人已有《从我自己看胡适》之作，对胡师作政治讨伐；故童之批顾，亦犹顾之批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皆以形势逼人耳。责人不如责己，又何怨？而对于顾的攻讦，当时海外的胡适表示顾“是我的老朋友”，“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自由意志，我还忍心责备他们吗？”[8]则胡、顾于其弟子皆能作“了解之同情”，可谓善为师表者矣。
童氏早年有神经质倾向，后发展为强迫性精神病（强迫观念症），[9]至五六十年代政治肃杀、运动剧烈，更是杯弓蛇影，事事可畏，乃至无中生有，诬人诬己。如肃反时他向所在的山东大学校方递交《请求书》云：“我现在坦白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因为我的行为的客观效果，已经构成反革命罪行。”更写出长达万言的《童书业供状》交代：大陆隐藏有一个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名的反革命集团，实受美国情报局指挥，以顾颉刚为最高首脑，杨宽、王仲荦、林志纯为各地代理人，他与赵俪生皆系成员，云云。[10]呓语连篇，岂非革命时代之《狂人日记》乎？拟之为地幽星病大虫，正相宜也。
诗曰：学林争说禹为虫，疑古传人属此公。无处可逃党天下，可怜心事鸟惊弓。(www.xing528.com)
注 释：
[1]《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241。按：顾颉刚1965年在病中致童氏函云：“承告五事，具见爬梳抉剔史料之功力，无任钦服。有您这般的功夫和识力，经与子打通，春秋史与战国史打通，发见前人所想象不到的问题。真是出人意外，入人意中。将来您的《春秋左传考证》成书，将发出永久的光辉。……倘使病不能愈，真当衔恨入地。平生积稿，只有赖诸位至交为作整理。你为最知我者，所负之责任亦最重也。”（据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页283-284）老师称许学生，竟有如学生称许老师，最可见顾对童氏的赏识；而称童为“最知我者”，亦等于视其为传衣钵者也。后来更称童著《左传考证》“以他的最强的记忆力和最高的理解力，结合清代的考据资料与现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用能自创新格成此伟著，超轶前人，为二十世纪的一部名著”（顾颉刚1973年致童教英函，据童教英《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298-299），亦推许备至。
[2]参黄永年《记童书业先生》，《树新义室笔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童教英《童书业》，《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第一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春秋史》第一章“西周史略”今存考证性的附注，尚可窥见《春秋考信录》的体例与作风。而晚年另编录有《春秋史料集》，惜未及完成，既无分类，亦少释证，则非《考信录》之体。
[4]《致顾颉刚、辛树帜信·丕绳论周官及左传解经语之时代》，《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下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
[5]黄永年谓：“使我惊奇的是童先生对山水画南北分宗说的否定，这完全粉碎了我原先的山水画史概念，对我思想震动之大，不亚于读《古史辨》。”（《记童书业先生》）足见其突破性。按：南北宗问题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绝大公案，有关讨论可参张连、古原宏伸编《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版）。
[6]此顾颉刚1952年3月12日日记语（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346）
[7]顾颉刚复于鹤年、王树民函（据《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引，页245-246）。按：童氏在交代材料中检举顾氏又谓：“顾颉刚，旧胡适派，是我的先生。解放后在上海时，我去看过他几次，一九五三年返沪，又曾去看过他。他到北京后，我前两次到北京，都去看过他。他请我吃过好几次饭……据说他请我吃好几次饭，是怕我再批判他。”（据《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引，页271-272）可知两人交往不断。以后童先于顾而逝，其遗著《春秋左传考证》及《札记》承顾的推荐方得出版，则顾待其弟子亦仁至义尽矣。
[8]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校订版，第六册页2229。
[9]杨宽指四十年代时，童氏“害怕别人窜改他已发表的文章和未发表的文稿，必须把这些文章、文稿用几层纸包封好，要我在上面签字和盖章，他才放心。……他临睡前还要用绳子把脚绑在床上，说是为了防止自己夜间从梦中起来做坏事”（《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页173-174）。又，童因病结识精神病专家粟宗华，并钻研心理学及精神病学，曾托名出版《精神病与心理卫生》一书。然能医人而终不能自医，亦可哀也。按：王元化五十年代因胡风案受审查后，患心因性精神病（参胡晓明《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页89；桂碧清口述《姐姐眼里的王元化》，《南方周末》2009年5月14日）。
[10]《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页269；赵俪生《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了的人——为童书业逝世二十周年而作》，《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另参童教英《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页207、页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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