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孟武（1897—1984），原名本炎，字孟武，以字行；福建福州人。
近世学人好为雀战者，前有梁启超，后有萨孟武。梁有名言曰：“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1]而萨氏之钱财“黑板中来，白板中去”，亦传为笑谈。[2]
萨氏早年留日，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系。二十年代末曾主编名噪一时的《新生命》月刊，与周佛海、陶希圣、樊仲云皆自社会学立场承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又追随国民党，在学问上趋左，在政治上向右，自成营垒，时有“新生命派”之目。[3]其中萨、陶皆以中国社会史为论学取向，惟萨侧重政治，而陶侧重经济耳。
萨氏早期广泛涉猎社会学、政治学、宪法学，著译杂多：引介西洋学术，如《阶级问题》、《现代政治思潮》、《西洋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概论》、《政治学与比较宪法》、《宪法新论》；讨论现实问题，如《三民主义政治学》、《中国社会问题之社会学的研究》；另译有《新国家论》（孟杰）、《社会革命论》（考茨基）、《社会主义社会学》（波格丹诺夫）、《法律与阶级斗争》（平野义太郎）、《近世民主政治论》（森口繁治）。虽多属“拿来主义”性质的工作，而亦因此，得以奠定其现代学术根柢。
自三十年代始，他即由西而中，由今而古，致力于研讨古代中国，至六十年代完成《中国社会政治史》四册，由上古至明代，以政治为重心，其特出之处，在于以现代社会科学眼光观察史事，实能在诸家中国通史之外独树一帜。[4]又撰《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乏史料之功，更有分析之力，与《社会政治史》合而观之，则中国古代政治理想与实际间的交错图景，亦可以得其大要矣。
不过，萨氏平生最有奇彩、也最负盛名的作品，自数《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政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三部曲。此三书皆援古典小说名著入题，展开对传统社会诸现象的分析，文字浅出，见解深入，实为别具一格的社会史专著，绝不可以通俗读物视之。[5]其中《水浒》一种，论世态论人情，穿透纸背，尤具史识。[6]
按：《水浒传》蕴含深刻的政治社会信息，于中国民间社会亦深具影响，如清代天地会摹仿梁山泊的理想制度，毛泽东活用《水浒》于方针政策，皆其例。[7]萨氏于此顺风添火，宜乎其一纸风行。又，冯友兰借宋江纵谈领袖的道与术，钱穆由梁山好汉申论中国人的英雄观，其思路亦与萨氏相通。[8]
此外，萨氏晚年尚有《中国法治思想》，亦史亦论，尤其注重君权及其制衡问题，关涉甚大。又有《儒家政论衍义：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体系及其演变》，以孔、孟、荀三家学说为纲，藉中西思想发其奥义，藉古今历史辨其源流，将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政治现象三者打成一片，在中土学界更可谓空谷足音。另重写《西洋政治思想史》，并大量附注中国先哲的言论或事例，大有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之风，实可作比较政治思想史读也。
其散论杂著，多收录于《孟武自选文集》、《孟武随笔》及《续笔》。集外如《民主政治的本质》一篇，融贯西学，提纲挈领，亦能见其大。[9]
在文化观念上，萨氏曾与陶希圣、樊仲云、何炳松等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鼓吹恢复中国本有的文化特征；在学术观念上，他立足于社会科学，反对繁琐的考证作风。[10]凡此二端，皆与胡适一系针锋相对，形成学界之“暗战”。
按：1960年，胡适在美接受采访，对雷震被捕深表不满；而萨氏针对胡的言论，复公开反驳。当日论者谓萨非有仇于雷震，乃有怨于胡适：“远因中，最为人熟知的一桩，是台湾大学前校长傅斯年因病逝世，当时萨教授是法学院长，是传闻颇有继任台大校长呼声的一位，但是听说胡适博士却力荐当时的教务长也是他的干女婿钱思亮博士继任。在近因中，最使萨氏气愤的一件，据说是去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时，萨教授虽被提名，在开票后，却发现他未得一票，因此，听说他一气之下，竟辞去了已担任多年的台大法学院长。”[11]若然，论为人，萨氏假公事以报私仇，自失学者风度；而论治学，其时萨氏《社会政治史》、《政治思想史》两大专著皆未完成，未获院士，固事出有因，然一票不得，确可见胡适派对他的排斥，此亦不平事也。
诗曰：早年心事近陶周，唯物思潮共逐流。小说洞明皆学问，西游水浒更红楼。
注 释：(www.xing528.com)
[1]据梁实秋《麻将》。另，梁氏记胡适、潘光旦、罗隆基偶尔也作方城之戏；而李方桂自幼即习之（徐樱《方桂与我五十五年[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页7-8；胡有瑞《非汉语语言之父——李方桂博士》，《现代学人散记》，台湾尔雅出版社1977年版）。
[2]胡有瑞《狂狷斋的主人——访萨孟武教授》，《现代学人散记》。按：傅乐成亦好赌而多败，杜维运记云：“秀实（按：傅乐成号秀实）先生的傲骨，发挥到赌场上，也是惨败。我们教书圈有文酒之会，大约每隔一两个月举行一次。酒后的方城之战，秀实先生极乐意参加，但极少胜利。他喜欢坐〈做？〉大，不信邪，不知变通，正当他高唱‘学生学生要立志’的时候，别人已将战局结束了！输钱时，他表现的优雅风度，无人能及，一挥千金，毫无一丝不怡；赢钱时，嚣张之气，得意之情，完全流露，各种小调，一齐出笼，直唱到天色苍白时为止。不少朋友说，与他共赌，是一种享受，既可赢钱，又可娱乐，更不会伤和气。”（《一生傲骨，十年沉疴——史学家傅秀实先生鳞爪》，《听涛集》，台湾弘文馆出版社1985年版）此与萨氏的“白板中去”，正相映成趣。
[3]其论著略有《民生史观》、《布尔扎维克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与孙文主义之比较》、《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与马克斯之社会革命之比较》、《中山先生之不平等观》（参《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七册，辽宁大学哲学系1982年编印）。按：论者有云：“萨孟武，是与周佛海、樊仲云办《新生命》时露了头角的，他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一书是颇下些工夫的，他总是不生不死的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风云际会说CC》，《中国内幕》，新中国报社民国30年版）
[4]参汤承业《读萨孟武师中国社会政治史感论》，见《萨孟武传记资料》（一），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5]萨氏回忆录《中年时代》有“旧小说新解释”一章，于《红楼梦》、《三国演义》、《封神榜》、《七侠五义》、《西厢记》、《桃花扇》各有简要论析，亦可视为“小说三书”的补白。按：萨氏以前，胡适曾谓《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我可以预言：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社会风俗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经济史（如粮食价格，如灾荒，如捐官价格，等等）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政治腐败，民生苦痛，宗教生活的学者，也必定要研究这部书”（《〈醒世姻缘传〉考证》），已明白指出小说的社会史料价值；萨氏以后，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引唐宋传奇、元曲、明清小说为据，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引小说、谚语为据，漆侠《〈三言二拍〉与宋史研究》、黄仁宇《从〈三言〉看晚明商人》、尹伊君《红楼梦的法律世界》皆以小说为主要材料讨论专门史，皆足见小说的史料功用。
[6]唐君毅谓：“台湾的萨孟武先生，他研究《水浒传》，著有《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水浒传》是文学著作，他研究《水浒传》是想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了解各阶级的关系，解决社会史上的问题。以研究一门学术而解决另外一门学术的问题，这也是纯学术的研究态度之一。”（《研究中国学术的态度——在新亚研究所所会主办学术演讲会上的讲词》，《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参罗尔纲《〈水浒传〉与天地会》，《罗尔纲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董志新《毛泽东读〈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按：满清入关立国，颇得力于《三国演义》一书（李光涛《清太宗与〈三国演义〉》，《明清档案论文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与天地会借鉴《水浒传》恰成有趣的对照。
[8]冯友兰《新世训·应帝王》；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页52-53）。又，今人王北固从权力关系观察梁山泊群体（《水浒传的组织谋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自是萨著之续；而司马璐从政治角度解析《红楼》，复透过《红楼》观察中共政治（《红楼梦与政治人物》，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近时王怡也从政法立场解读武侠小说（《不服从的江湖》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实亦萨氏之流亚耳。
[9]收入《民主论丛》，正中书局1962年版。
[10]萨氏尝谓：“由于考证学之盛行，于是研究文史的人往往不就大处着眼，而只对小处推敲。这个版本是什么字，那个版本是什么字，由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观之，不甚重要。”（《由她字谈到文化复兴》，《孟武随笔》，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版）又谓：“余不反对考证。但认为考证只能助人于研究学问之时，解决一些问题。即考证在学术上只居于协助地位，而为一种手段，其本身并无单独存在的价值，所以吾人不宜为考证而考证，满足于考证。自胡适之先生考证水浒传，红楼梦之后，此种研究作风影响于吾国史学界者甚大。许多学者喜致力于考证历史上微乎又微的事件，而又不能由这微末事件的考证，求出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考证的两个例》，《孟武续笔》，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0年版）
[11]《萨孟武卷入雷案漩涡》，原载台湾《时与潮》杂志，据《雷震回忆录——〈我的母亲〉续篇》引，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8年版，页243-246；另参汪幸福《胡适与〈自由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页339-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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