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衡（1927—2005），湖南澧县人。
现代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先后以李济、夏鼐为领军人物，运筹帷幄，号令群雄；而始终身处前线，扎硬寨、打死仗者，必以邹氏为第一猛将。梁山泊地嵇星，疑为地稽星之讹，故以掘地稽古的邹氏当之。
邹氏1947年考入北大法律系，后兴趣旁移，转读史学系，师从张政烺、郭宝钧、夏鼐等名家；[1]毕业后，在新成立的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以后任教北大历史系，由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终其一生，皆无职无官。
邹氏平生论述的精萃，见于《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及《续集》两编。《论文集》运用地层学、类型学方法，以考古材料为主体，以文献材料为参证，“由已知推未知”，分别讨论年代分期、夏商文化、周文化问题，虽仅七篇专论，而皆扎实精悍，代表近半世纪大陆考古学的最高水准。《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指出郑州遗址（二里岗）早于殷墟，并初步总结殷墟文化分期；《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更进而依据器物与地层的共生关系，结合陶器、铜器及卜辞三者的演变序列，奠定殷商考古文化的分期体系，其意义可比董作宾对甲骨文的断代；[2]《试论夏文化》区别夏文化及商文化的类型，并论定偃师二里头文化（四期）皆属夏文化，石破天惊，招致四面围剿，而终凭藉后来的新发现而大获全胜；[3]《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提出郑州商城为亳都的新说，历经二十年论战，愈辩愈明，也愈难以撼动。
按：自王国维以下，治上古史者固无不知引据“地下之材料”，然多欠缺考古学训练，不过重文字材料而已；真能从考古学取径，以地层学方法整合文字材料者，实甚寥寥，而以邹氏为最杰出的代表。蒋祖棣称邹著“主导了20世纪后20年夏商周考古研究的讨论，是迄今中国考古学界对黄河流域夏商周考古文化做通盘整合研究的唯一代表”，并将之与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并列，视为近百年古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4]实非过誉之辞。
至于《续集》，篇幅与《论文集》相若，却收录散论五十七篇，且论题仍多系《论文集》的延伸或修正，则以精力衰减，鸿篇不作，亦难脱故步矣。
邹氏最重野外考古，并身体力行，参与或主持的考古发掘难以数计。山西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延续近二十年，培养人材众多，尤费尽心力，主编《天马-曲村》四巨册，亦为考古发掘报告的空前巨著。[5]又长期讲授商周考古学，并执笔编定《商周考古》讲义，为海内第一部高校考古教材。[6]此皆为人之学也。
邹氏于古迹勘探，心思绵密，独具只眼。七十年代初他断定燕国始封地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正逢“农业学大寨”，要将琉璃河一带夷平，他乃向校方汇报，上达国务院农林口及国家文物局，才得以挽回，他回忆：“挖了半年没什么东西。于是我受到北大考古专业的批判，说我是欺骗了中央首长。又过了一个月左右，发现了墓葬……这才不骂我了。”又，他曾确信晋国始封地在晋南天马-曲村一带，当时有人质问：“在晋侯墓发现以前，你怎么能下结论说始封地在这个地方？”而历经十数年持之以恒，果然发现晋侯墓地，为晋国早期都城问题的重大突破。[7]以上二事，堪称考古学史上的传奇；他日若有仿西拉姆作中国版《神祇·坟墓·学者》者，此固不可不记也。
八十年代邹氏应张光直之邀讲学哈佛，返国时为求价廉，乃订购南韩航班，张氏喝之：“你不是没有哈佛给你定购的机票，为什么要贪图这个便宜？不安全。赶快把票退了！”事后方知，此韩国民航竟为苏联战机击落。[8]非张光直一言，则邹氏亦如郑振铎魂飞天外矣。
晚近有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官方斥巨资的学术项目，以邹氏的学术旨趣及贡献，实最有资格居盟主一席。[9]但由于他一介布衣，缺乏学术资源，“首席科学家”多至四位，而竟不与其列，仅任夏代组组长及顾问虚衔耳。[10]然此工程意在张大民族主义，动机不纯，牵强为之，实为“不可能的任务”，邹氏不参与核心，不趟浑水，实免受声名之累，又何憾焉？
诗曰：二里头前辨夏商，那知岁月去茫茫。殷墟文化凭君定，断代功如董彦堂。
注 释：(www.xing528.com)
[1]邹氏在法律系时，曾选修或旁听向达的中西交通史、邓广铭的中国通史、贺麟的黑格尔、郑昕的康德、罗常培的语言学、俞平伯的词选、沈从文的小说习作、郑振铎的小说选读、吴晓铃的戏曲史、胡适的水经注、唐兰的古文字学等课程，得以一窥民国学风的尾声。其兴趣转向历史，亦由于此（邹衡《我和夏商周考古学》，《学林春秋二编》下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参王曙光《“推翻历史三千载”——记考古学系教授邹衡》，《考古学研究[五]：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又邹氏追忆：“胡适虽然是校长，但他开了很多课，胡适讲课脑子很清楚，很幽默，学问也好，基本不看讲稿，学生对他都很崇拜。我听过他的三门课：历史、哲学、与历史有关系的地理（讲的《水经注》）。地理课没讲完，胡适就离开北平了。”（张弘采访《考古学家邹衡：讲义被郭沫若抄袭 欲申诉反挨批斗》）校长开课，今世所无，亦可见民国学界习气之一斑。
[2]参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页184。按：邹氏在铜器分期方面尤有突破性。近人如李济尝以现代方法对殷墟铜器作断代而未成功，郭沫若、容庚、唐兰、陈梦家于此率皆置而不论，陈梦家更再三劝告邹氏：“听说你在搞殷商的铜器分期，我说你别搞啦。我弄了一辈子铜器就没见过商代的铜器能够分期的。不要研究了，白费力气！”而邹知难而上，费十年之力，终获其成（《我和夏商周考古学》；闫向东《情系夏商周——邹衡先生访谈录》，《考古学研究[五]》）。又，邹氏当时不过无名小卒，两文的发表皆承夏鼐支持，亦幸矣（邹衡《永远怀念夏鼐先生》，《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3]邹氏自述：“当我首次提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时，考古学界都不甚理解，因而赞同者甚少，无论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都纷纷反对我的意见，文章不下百十来篇！国外的学者竟无一人赞同。……我完全处于孤立的地位，但我坚持的观点从未动摇过。后来在偃师又发现了一座商城，多数反对派学者乃放弃了二里头西亳说，改换为偃师商城西亳说。因为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是同时兴建的，两者都晚于二里头文化，于是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之说便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赞同。”（《我和夏商周考古学》）可知其立说的坚确与勇悍。另参董琦《二十年的论战》（《考古学研究[五]》）、《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24-29）。
[4]《20世纪夏商周研究的进展》，《考古学研究[五]》。
[5]邹衡称“此遗址的重要意义，对研究晋国历史来说，是可以同殷墟媲美的”（《我和夏商周考古学》）；水涛也指天马-曲村“为继殷墟-小屯之后，最负盛名的中国考古学圣地之一”（《一部空前的考古学巨著——〈天马-曲村〉读后感》，《考古学研究[五]》）。
[6]邹氏称郭沫若挂名主编的《中国史稿》抄袭其讲义，多达十数万字，当指《商周考古》而言（《考古学家邹衡：讲义被郭沫若抄袭 欲申诉反挨批斗》）。
[7]《情系夏商周——邹衡先生访谈录》，《考古学研究[五]》；参《我和夏商周考古学》。按：因为新资料的发现，证明晋侯墓地并不等于晋国始封地，邹氏最初的见解已被否定（参孙亚冰《昜国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中华书局2008年版）；然其假设在结论上虽不免疏误，而在结果上却收获极丰，亦如谢里曼之发掘古希腊特洛伊遗址，错认考古地层，但歪打正着，仍不失为佳话也。
[8]邹衡《永恒的友谊——忆我和张光直先生的交往》，《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三联书店2002年版。
[9]在三代工程讨论会上，论者多取二里头为夏文化之说，俞伟超私下表示：“看起来，夏文化讨论这么多年，你起了领导作用。你是舵手。”（邹晓天《一位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的普通人——写在著名考古学家、我的父亲邹衡七十五寿辰之际》，《考古学研究[五]》）
[10]首席科学家为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北大考古学系主任）、席泽宗四人。按：邹氏门人蒋祖棣有《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等文，于“断代工程”作正面批评（《古史考》第九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又《考古学研究（五）》作为邹氏的祝寿论文集，有谢济《评〈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叶林生《我看顾颉刚的“疑古”》、刘起
《古史辨与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三文，皆与李学勤针锋相对，似亦表现邹衡一系对李的不满。同治先秦古史，邹立足考古，而李由古文字、古文献入手，则邹、李之间，人事与利益以外，或亦有学术取向之争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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