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1901—1979），字景兰，号立厂（立庵、立盦）；江浙秀水（今嘉兴）人。
唐氏以古文字及古铜器研究知名于世，而其人实博学多通，非仅专门家而已。吴世昌曾对唐作大言：“当今学人中，博极群书者有四个人：梁任公，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1]虽属友朋间的戏语，亦非尽虚言。
唐氏少年时代就读商业学校，后改习医，仍不好之，又自学诗词，亦如鲁迅、郭沫若、李方桂之弃医从文；复就学于无锡国学专修馆，颇以诗词见赏于师友，[2]而又转治小学，成《说文注》四卷。后北上谋生，受知于罗振玉、王国维，遂身与近世学术潮流。
按：王国维二十年代有谓：“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立庵孤学，于书无所不窥，尝据古书古器以校《说文解字》……”[3]此即所谓“古文字学四少年”，论各人著作，商氏零碎不成系统，柯氏从政而少有成，以容氏最为齐整；然若论学问的博洽、见解的精微，则容亦需让唐氏一头地也。[4]
唐氏在古文字方面的论著，早期有《古文字学导论》，在个人心得的基础上，概述上古汉字的演变及特征，以及考订文字的方法，并突出偏旁分析法，在古文字考释多流于射覆猜谜的时代，树立起规范化的学术标尺；又有《中国文字学》，突破传统的文字观，提出“三书说”，简明地将汉字划分为象形、象意、形声三类。而具体的文字考释，则大都见诸《殷虚文字记》、《天壤阁甲骨文存》两书，知难而上，每多新解。零篇如《获白兕考》订正董作宾的解读，亦耳目一新。论其境界，在古文字学史上，似仅于省吾、裘锡圭可与相匹。[5]晚年尚有《殷虚文字综述》，将可识的甲骨文增至二千余字，并重新作出分类、隶定及考释，惜尚未整理刊布。
在青铜器方面，论文已汇辑为《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其中《周王
钟考》、《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诸篇，释文断代，尤为深造自得之作。[6]另有专著《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虽仅成周穆王以前部分，但在文字释读和器物系年上多自出机杼，已足以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之外独树一帜。
其他方面的论述尚多，包括中国文明起源、先秦史地与文献、侯马盟书、石鼓文、敦煌遗书、诗词、书画等项。[7]较特出者如关于音韵，早年有《切韵中所见隋唐以前的韵母考》、《“韵英”考》、《论唐末以前韵学家所谓“轻重”与“清浊”》，另有未刊稿《致陈寅恪书》，亦讨论《切韵》问题；关于帛书，晚年有《〈黄帝四经〉初探》、《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篇〉考》、《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对晚近的简帛研究深具影响。
此外，待刊稿亦为数甚夥，除去“文革”期间遗佚的《中国文字学续编》、《六国铜器铭文研究》及《高本汉音韵学批判》，尚有《商周文字研究》、《古籍新证》、《尚书研究》、《石鼓文图录》、《宋词校注》等一大批。[8]
唐氏好作大计划，而多未完成；已完成者，又多有亡佚；未亡佚者，又多有待整理；已发表者，则散落各处，至今多未结集。故一代未尽之才，颇觉身后萧条。[9]相比之下，陈梦家年寿不及，功力亦逊之，但能集中精力，善于著书，正成一对照也。
唐氏为人，颇热中趋时。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他私下“请求”胡适推荐；两年后江山易主，他在《人民日报》刊文，表示能参加党训班是“无比的光荣”，遂为胡适所讥。[10]反右时他更积极响应，撰《剥去右派分子陈梦家所谓“学者”的画皮》，不惜对旧友落井下石；[11]1961年政协座谈会，宋云彬日记云：“章乃器搬弄许多数字，表示对农村缺乏劳动力及去年粮食减产之说怀疑，唐兰驳之，谓章诽谤了大跃进。”[12]亦可见其左倾；毛泽东去世后，唐氏以《主席活在我心中》为题作悼词，初拟作一百首，而写至二百余首犹未了。[13]忠心如此，去世后被所属的故宫博物院追认为中共党员，宜矣。
按：五十年代以后，世易时移，旧知识分子积极向党靠拢，亦大势所趋。如郭绍虞六十三岁入党，罗尔纲五十七岁入党，陈垣七十九岁入党，金岳霖六十六岁入党，竺可桢七十二岁入党，黄云眉六十三岁入党，梁思成五十八岁入党，贺麟八十一岁入党，皆其例。[14]而唐氏与时俱进，紧跟中央，何迟至身后始得魂归组织耶？
诗曰：国专无锡以诗鸣，追认党员身后荣。四少年中君最健，却教朴学掩才名。
注 释：
[1]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纪念陈寅恪先生》。按：钱仲联谓嘉兴籍学人中，唐为沈曾植后第一人（范笑我《笑我贩书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页72、页217）。(www.xing528.com)
[2]钱仲联为唐氏的国专同学，指唐“工倚声，诗亦步趋宋贤，参以玉谿，与海藏诸老唱和，北方诸名宿皆推服之”（《十五年来之诗学》，《梦苕庵诗文集》下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其《梦苕庵诗话》选录唐氏诗作若干，并称唐“诗功极深，同门中除王瑷仲（蘧常）外，无人能及”（齐鲁书社1986年版，页81；《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六册页222）。唐氏词作则见叶恭绰编《广箧中词》卷四、林葆恒编《词综补遗》卷五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册页1968-1969）、施议对编《当代词综》第三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二册页829-831）。按：“四人帮”倒台后，舒芜有《四皓新咏》四绝，讥刺冯友兰、魏建功、周一良、林庚四位“梁效”的御用教授，而唐氏有和作：“贞元世论阐三书，元老丘明学谴儒。耳畔璆然环佩响，招摇过市女同车。”“盲目诗人辱爱罗，少年轻薄记曾呵。濯缨濯足须重论，山鬼能知事几多。”“司寇重新论孔丘，尚须含蓄隐机谋。捉刀尽尔翻云雨，学舌鹦哥岂识羞。”“獭祭虫鱼老玉溪，巫山沧海总无题。郑笺昨日翻新样，前度刘郎漫比齐。”（参罗孚《“从来冠冕总堂皇”——从刘宾雁、王若水说起》，《燕山诗话》，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朱浩熙《蒋天枢传》，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页208-209）。
[3]《殷虚文字类编序》，《观堂别集》卷四。
[4]容庚论及抗战期间北京学界时，以唐氏与己作比较：“……以古文字古器物之学而言，在真校则有唐兰，在伪校则有庚。以言尚志，庚自不比相从患难之唐兰。以言尚功，则经验之富，著述之勇，苟有量才之玉尺，正不知孰为短长。”（《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下册页83-84）
[5]胡厚宣云：“唐兰先生聪敏细密，于省吾氏通豁谨严，孙罗之后，识字独多。若唐氏《获白兕考》及《古文字学导论》、《殷虚文字记》、《名始》、《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诸书，多发前人所未发。于氏《殷契骈枝》正续编，亦时有创解。其功固不在郭董下也。”（《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裘锡圭也谓：“罗王以后释字最有成绩的是唐兰和于省吾。”（《殷墟甲骨文研究概况》，《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不过，杨树达针对唐著《古文字学导论》则有批评：“唐意在针贬容庚、吴其昌，所言非无是处。但以其所著《天壤阁甲骨文存》核之，觉其行不逮言。因《导论》极力非议罗振玉臆测识字法，而《文存》之识字，却全用臆测法也。”（《积微居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321）钟考》、《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两篇，以为前者“为西周铜器断代树一绝对标准，永不动摇”；后者解决断代及相关的年代问
[6]张政烺特别推许《周王
题甚多，“得心应手，应付裕如，毫无障碍。”（《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序》，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
[7]七十年代有《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一文（载《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卷，香港大公报1978年版），以迎合国人文化心理，影响甚大；然此作以考古文化（大汶口）与神话（少昊）漫相比附，实开启当代考古学的“信古”风气，在实践上，谓之为“走出疑古时代”的始作俑者，亦无不可。
[8]见曾礼《唐兰传略》附录《唐兰著述目录编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9]容庚有言：“唐氏善古文词，喜拟题目，而终未成书。余尝讥其‘刘季多大言，少成事’，彼虽不服而无以自解。试观其《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拟撰之书三四十种，其能写定者几何？”（《甲骨学概况》，《容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按：唐氏尝谓：“考据之术，不贵贪多矝异，而贵于真确。所得苟真确，虽极微碎，积久自必贯通。不真不确而但求新异，虽多奚以为。”（《殷虚文字记·序》）其意固有理致，亦可见其学风；然因此之故，其学自不免于“微碎”，且多仅成初稿而缓于公布矣。
[10]《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七册页810。
[11]陈梦家对唐不乏好评，曾称“倡偏旁分析法，对甲骨文字作系统的研究者，唐氏用力最勤，收获最大”（《读〈天壤阁甲骨文存〉》，收入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华书局2008年版），后又指“唐兰对于古文字形体的研究，对于古代经典的研究，为时甚久而极有见解”（《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页69）。
[12]《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页552。
[13]见《蒋天枢传》，页211-213。
[14]《郭绍虞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十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贾熟村、罗文起《罗尔纲传》，《困学真知——历史学家罗尔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陈智超《史学家陈垣传略》，《陈智超自选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刘培育《金岳霖年表》，《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胡焕庸《竺可桢先生——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年版；黄冕堂《黄云眉与〈明史考证〉》，《黄冕堂晚学集》，齐鲁书社2008年版；梁再冰《回忆我的父亲梁思成》，《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张祥平《吾师贺麟——“西化”精明效短，中庸长效高明》，《人生六境——心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按：郑振铎因飞机失事逝世，据说周恩来表示：“如果晚死一年，他，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唐弢《西谛先生二三事》，《回忆郑振铎》，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姑亦附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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