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1911—1994），江苏吴江人。
魏晋南北朝之史学，现代以来，自陈寅恪创立典范，继起的名家数唐长孺、周一良（太初）、田余庆三氏。周厕身寒柳门墙，少年即头角峥嵘，[1]惜中道不继；田成长于红旗下，稍嫌成果未丰。故唐氏去世后，周拟联语，以周、田两人名义挽之云：“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为祭酒。”[2]则尊其为并世第一人矣。
唐氏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先在中学供职，复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颇受吕思勉、李剑农影响；[3]四十年代转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自此凡半世纪而无所变更，阅历可谓平淡之甚。
唐氏早年治辽金元史，抗战时转攻中古一段，自此力作迭出，一发而不可收拾。他探讨魏晋六朝史事，为全方位的观察，如论九品中正制、士族、寒人、客与部曲，属政治社会方面；论孙吴宗部、曹魏士家、魏周府兵、魏晋州郡兵，属军事方面；论魏晋户调制、西晋户调式、西晋田制、北魏均田制、魏晋至唐的官府作场及工匠，属经济方面；论晋代北方各族、魏晋杂胡、拓跋，属民族方面；论清谈与清议、魏晋才性论、魏晋玄学、魏晋南北学风、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属思想学术方面；论魏晋北方天师道、北朝弥勒信仰、范长生、李弘，属宗教方面。
大抵唐氏论学，由微观入手，史料坚实，考辨细腻，而选题不失其大，思路不失其广；[4]又习惯写有创见的专题论文，而不愿作综述性的长篇大论。[5]所作先后汇辑为论文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续编》、《拾遗》，最为其一生心血所寄。此外，关于唐史及辽金元史的论著，则收入《山居存稿》；其中属于文化史、社会史性质之作，由弟子另编为《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仅有的两种专著《唐书兵志笺证》、《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皆篇幅短薄，论述精简，实亦论文的扩张耳。《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为晚年编撰的讲稿，则精力已衰，史观亦旧（魏晋封建论），虽融贯其心得，终不复当年之勇。
出于扩张唐代史料的需要，唐氏复主持整理新疆吐鲁番古墓所出文献近两千件，编刊为《吐鲁番出土文书》凡十册（后合并为图文本四巨册）。又在武大创立“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并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年刊，培植新人，树立学统，固斯学一代宗师。
唐氏初治魏晋隋唐史，即精研陈寅恪论著，深得其治学三昧。[6]1988年中山大学举办纪念陈寅恪学术讨论会，他题诗有“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句，[7]盖以义宁史学的“教外别传”自居。而陈氏五十年代致唐函有谓：“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8]亦对他特加青眼。
按：陈氏有《桃花源记旁证》一文，将陶潜《桃花源记》的“寓意”等同于“纪实”，坐实为两晋间北方坞堡的影射；而唐氏所撰《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则一反陈说。[9]此亦如陈氏极赏识张荫麟，而张乃有商榷之作《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10]黄永年曾有《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的驳陈之论，也径直寄赠陈氏。[11]如此，方是纯正的学人态度。西人谓“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盖重道尤要于尊师，不能以师长之是非为是非；治学者固有师，而学问本身岂有所谓师耶？
诗曰：好景珞珈宜久居，不今不古几新书。义宁门外深深拜，转胜及门周太初。
按：陈寅恪自谓“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盖戏指其中古史研究而言，殊不必更作曲说也。[12]
注 释：
[1]参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杨联陞称周为“当时青年学人中最有希望传（陈）先生衣钵者”（《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www.xing528.com)
[2]周一良《钻石婚杂忆》，三联书店2002年版，页162。牟润孙评唐著曰：“其中持论自不能不采取共产主义立场，幸唐氏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有年，造诣极深，所讨论之问题，均能客观地深入分析，不至专注意阶级斗争而过分歪曲史实，其间纵有偏颇之论，亦尚无伤大体，此其所以难能可贵也。……语及魏晋南北朝史之研究，陈寅恪而外当首推唐长孺矣。”（《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下册，台湾华世出版社1976年版）亦近乎周、田挽联用意。
[3]参牟发松《略谈前辈学者对唐长孺先生治学的影响》。
[4]姜伯勤称：“唐先生研究的多是3至9世纪历史中的大问题，但却往往是从实在处入手，从细微处入手。唐先生从大的时代、社会、阶级和等级的变迁着眼，但却从典制的辨证、文献的考核、新史料的发掘等处入手，由此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寻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试论唐长孺先生的史学风格》，《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参何德章《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后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比如唐氏特重具体的制度研究，当有陈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影响；又自述“通贯在我思想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重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跋语》），亦与陈氏着眼于“统治阶级”或“政治集团”的论史风格如出一辙（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故逯耀东即指唐氏“学陈先生最神似”（《何处是桃源？》，《勒马长城》，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7年版）；又有论者谓“历史唯物论理路与义宁史法的结合，成就了唐长孺先生的史学”云云（张弓《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亚洲型”特征——读唐长孺师论著笔记》，《中国中古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按：唐早期撰有《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后记》。
[7]《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扉页手迹，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8]《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277。
[9]唐氏而外，置疑陈文者尚有劳榦《桃花源记偶记》（据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陈寅恪评传》]第九章）、逯耀东《何处是桃源？》、金性尧《札记八则·桃花源》（《不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更有1958年“厚今薄古”运动时的谭丕模、郭予衡《批判古典文学教学中的“厚古薄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沈奕钜《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旁证”——评陈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记’旁证”》（《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10期）。按：唐说虽出于平实之见，但将桃花源故事归于“武陵蛮族的传说”，实甚可疑。西晋末年北方士族移殖人地生疏的江南，有类于近代西洋人开拓亚非拉各洲，实有殖民意味；西洋人接触地理封闭的西藏文明，乃有“香格里拉”的现代神话发生，则陶潜笔下的桃花源者，岂非当日中原汉族接触南方蛮族而生之“香格里拉”乎？大凡乌托邦想像，皆为高级文明投射其理想于后进文明而形成，绝非后进文明自身的产物。故桃花源固非“武陵蛮族”所能设想者也。
[10]《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学苑零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另参《狐臭与胡臭》，黄永年《树新义室笔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按：黄氏自言所著是“要给一些大名家作诤臣的。……其中对陈寅恪先生的文章提出异议处就更多一些，因为我要探讨隋唐以至齐周的历史，正好闯入了寅恪先生当年的研究领域。如手头保存的大学时所写旧文中，《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便是对寅恪先生作驳难的，当年将剪报寄先生后，先生不以为忤，很礼貌地由夫人代笔作复，并回赠新撰《长恨歌笺证》的抽印本，这种事情当时人们都认为很正常。但近若干年来可有点不正常了”（《树新义室笔谈·自序》）。
[12]逯耀东谓：“对于‘不古不今之学’，或可另作超越今古文经学，专治乙部之学解。也就是寅恪先生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所说：‘平生颇读中华乙部之作，间亦披览天竺释典，然不敢治经。’……所以，寅恪先生所谓的‘不古不今之学’，可以分两方面进，即寅恪先生治非今文，亦非古文经学的乙部之学，另一方面在乙部之学中，他所治的又是‘不古不今’的魏晋隋唐之史。”（《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逯氏作两可的解释，尚可自圆其说；而桑兵径指陈氏乃针对经学的今古文两派而发（《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则显然勉强生硬。另，程千帆亦否定通常的理解，以为“‘不今不古’这句话是出在《太玄经》，另外有句话同它相配的是‘童牛解马’，意思是自我嘲讽，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闲堂书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页330；参蔡鸿生《金明馆教泽的遗响》，见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似亦可备一解。可参罗志田《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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