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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1902—1992），一名忠寰，号弃疾；江苏扬州人。

近世以来，西风东渐，研治西洋哲学者颇不乏人，如张东荪融贯众说，金岳霖专攻逻辑，皆有声于世；又如郑昕之于康德，张颐、贺麟之于黑格尔，张申府之于罗素，洪谦之于逻辑实证主义，亦各成专家。惟输入拿来，规模初具，未尽脱离译介述评的层面。[1]而陈氏于此际竟能脱颖而出，打破希腊、拉丁文的难关，登堂入室，直探原典，堪称现代哲学研究史上的异数，故贺麟称他“是中国哲学界钻进希腊文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理士多德的哲学的第一人”。[2]

陈氏192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哲学系，随后负笈西游，初就读于伦敦大学，旋转往柏林大学，先后从Julius Stenzel、Nicolai Hartmann 学习，以论文Das Ch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获博士学位。[3]

按：对于今人，旧学自难于新学；对于国人，西学自难于中学。则西学难，西方的古典学尤难上加难。而陈氏以“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为耻，[4]立意在希腊哲学领域与西人争胜，大有弄斧必到班门之概；与陈氏相仿佛者有季羡林，亦不屑于在西方谈中学、在中国谈西学，留学时发愿不以中国课题作博士论文。[5]二氏皆留德十年，论学皆重视语文基础，皆有所谓德国式的彻底性也。

陈氏谓“柏拉图的著作已几乎每篇是一个谜，或每篇至少包含一个谜了；然而《巴曼尼得斯篇》乃是一切谜中最大的一个”，[6]而当抗战时，他乃在昆明荒郊的斗室油灯之下，完成《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今题《巴曼尼得斯篇》）的译注，在准确理解字句原义的基础上，详尽地辨析其论证内容及思想源流，以破解“新柏拉图派起直至现在一千数百年间未得解决的问题”，顿时蜚声学界。[7]陈著注释的篇幅约为原文的九倍，实以专业研究作译注，此与潘光旦《性心理学》以考掘中土事例为译注、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以高谈阔论为译注，体裁略近而特色各异。[8]

陈氏的散篇论文，大体汇录于《陈康哲学论文集》（台版）、《陈康：论希腊哲学》，包括《柏拉图〈曼诺篇〉中的认识论》、《柏拉图〈国家篇〉中的教育思想》、《从发生观点研究亚里士多德本质论中的基本本质问题》、《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哀乃耳假也阿”（Energeia）和“恩泰莱夏也阿”（Entelecheia）两个术语的意义》等专门考辨，以及《哲学方法》、《学与思》、《中国文化中关于知和行的两件显著事实的分析》等一般论述，虽稍嫌琐碎，而胜在踏实。

陈氏论学，最重方法，其特点是藉发生方法（genetische Methode）分析问题，以澄清哲学家思想的前后变异。他曾表示，读者若留意其著作的“方法过于其中的内容，那即是适合下怀了”，[9]实甚有见，盖据正确方法而致阴差阳错，犹胜于据错误方法而歪打正着也。

此外，他特别强调文字训释的重要，主张“以古文字学为基础建设一个哲学的解释……解释哲学著作只有‘哲学的解释’始能胜任；但这种解释必以原著的内容为依归，不能借题发挥，叙述自己的思想，它必采用古文字学中校勘、释义、考证等等方法”，[10]此与清儒“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考据方法实异曲同工；他又着重思辨方式的步步为营，“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人我不混，物我分清”，故最不满于“将糖酒油盐酱醋姜倾注于一锅，用烹调‘大杂会’的办法来表达自己集古今中外思想大成的玄想体系”，[11]观其所指，似针对熊十力、牟宗三之类玄学而发，亦与其启蒙老师方东美的旨趣有别。

总而言之，陈氏虽研讨形而上学，而运用实证主义方法；虽专注于外域哲学，而类同于本土朴学作风。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胡适不提名冯友兰而推举陈氏，[12]对他特致赏识，或亦出于方法的认同欤？

陈氏1940年返国，未及十年即赴台湾大学任教，以后复长期寓美，晚年有专著Sophia：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智慧：亚里士多德所寻求的学问）。其学本已冷僻，其人复归于寂寞，宜乎世无其名矣。[13]

攻读希腊文以治哲学者，尚有郭斌龢，与人合译《柏拉图五大对话集》、《理想国》，惜所成无多耳。

诗曰：希腊思维玄又玄，取经远赴更西天。居然翻译兼疏证，辛苦巴门尼德篇。

按：巴曼尼得斯，早期希腊哲人，今译巴门尼德。

注　释：(www.xing528.com)

[1]就连其中最有创造性的金岳霖，所著《逻辑》于形式逻辑实未深入（参黎汉基《混沌中的探索》，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页146-147），其《论道》亦被黄建中指为“有意于创而仍不免于因袭”（参张君劢《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

[2]《当代中国哲学》第二章。蒋复璁有云：“西洋哲学渊源于希腊，要研究西洋哲学必从希腊原文中去探讨，中国学者能够看希腊文的，只有陈先生一位。”（《中国文化中关于知和行的两件显著事实的分析》附录，《陈康哲学论文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

[3]关于此文的突破性，可参贺麟《当代中国哲学》第二章、汪子嵩《研究希腊哲学的楷模——从〈陈康哲学论文集〉说起》（《读书》1989年第10期）、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第六章第二节（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

[4]语见《巴曼尼得斯篇·序》。

[5]参钱文忠《季羡林与印度古代语言研究——恭贺恩师九十华诞》，《季门立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按：陈寅恪早年亦留学德国，深受当时东方学的影响，然中年以后，“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参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则陈康、季羡林与洋人论西学固是一途，陈寅恪回归禹域治中学亦是一途，各行其道可矣。又如萧公权留美时治西方政治理论，返国后转治中国政治思想史；陈振汉留美时治美国经济史，返国后逐渐转向明清经济史，亦近于陈寅恪。

[6]《巴曼尼得斯篇·序》。

[7]英伦Dodds 据陈著德文本译为英文发表，更名传域外（陈康《纪念东美先生》）。

[8]张世英有《黑格尔〈小逻辑〉绎注》，以黑格尔释黑格尔，颇便学者比参，虽不足继踵陈氏，然亦笺注哲学译著之一例也。

[9]《陈康哲学论文集·作者自序》。

[10]《巴曼尼得斯篇·序》。按：陈氏论学术方法时称“只有从正确地了解每一字以了解每一句，由正确地了解每一句以了解每一段，由正确地了解每一段以了解全书，以了解这人的学说思想。这诚然是一条迂远的路途，然而除此路途以外我们更无其它的捷径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是最旧的方法，是中国历来所用，然而现在几乎被遗忘了的方法”（《学与思》，《陈康：论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在谈黑格尔哲学时，亦指出其术语“只有从日常语言里才能很自然的了解它们应用于黑格尔著作中的意义：这是说，由一字的原义观察它的转变，以了解此字引伸出来的意义。这是一种活的了解，因为它从活跃（Lebendigkeit）中把握着这字的意义。这乃是何以要读黑格尔的书，必先认识黑格尔书中所印的字”（《略谈黑格尔》，《陈康哲学论文集》）；皆可见他对字句释义的一贯重视，也可略窥其方法的本土渊源。又，周法高回忆：“在西南联大时，听石峻先生说：陈康先生和沈有鼎先生同去旁听刘文典先生的庄子。沈说：刘先生只是校勘训诂，并没讲庄子的哲学（沈尝在刘的班上呼呼大睡）；陈说：这种校勘训诂的工作也是需要的。”（《何谓汉学》，《汉学论集》，台湾正中书局1965年版）亦可旁证陈氏对传统朴学的尊重。

[11]《陈康哲学论文集·作者自序》。所谓“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似拙而难，谈何容易，可比兰克“如实地说明历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名言。

[12]参潘光哲《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天方夜谭”中研院：现代学术社群史话》，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13]大陆研究古希腊哲学的汪子嵩、王太庆、苗力田皆陈门弟子。按：牟宗三评点台大哲学系时提及：“陈康是Aristotle 专家，几年后就离开了，没有影响。”（《谈民国以来的大学哲学系》，《时代与感受》，台湾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刘小枫谓：“上朝学界中有一位著名学人，在德国从名师专研柏拉图十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马上在一流大学（西南联大）当了教授，一九四九年后还移居美国，有幸没有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抛撒光阴。他留下了什么呢？不过一篇柏拉图对话的汉译及注释和几篇不足以开启柏拉图研究气象的论文。国朝学界的柏拉图研究，并没有在他的薪传下起步。本来，他有足够的学资和时间完成柏拉图对话的汉译，却没有付出这份心血（据说这位大师认为，柏拉图不可译）。……在大学执教，自然有学生辈，蒙恩的学生自然敬师，于是，这样的学人就成了传说中的大师。为什么国朝学界总喜欢供奉传说的大师？”（《“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纪念罗念生先生逝世十周年》，《读书》2000年12期）即指陈氏而言。刘氏由美学而神学而政治哲学，然方法始终不脱“六经注我”式的“诗化”气味，宜其于“小心求证”的陈氏颇表轻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