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1902—1988），原名岳焕，字崇文，后改名从文；湖南凤凰人。
林语堂早年治古音韵，著有《语言学论丛》，惟未久即以写作名动中外，其学术经历遂为文学声名所掩；沈从文本以小说鸣世，而中年后迫于形势，复以文博研究安身立命。林由学术而创作，沈由创作而学术，二氏生涯恰成对照。
沈氏1949年调入历史博物馆，由热门的北大教授沦为冷清的文物讲解员，遂有所谓“转业之谜”；[1]然揆诸其时情势，实无“谜”可言。盖当日文坛亦如政坛，改朝换代，左翼称尊，沈氏其人为全国文学代表大会排斥在外，其作品被斥为“反动文艺”，其授课资格亦被北大取消，只得另寻出路，是为外因；另一方面，沈氏于文物早有兴趣，此时如入宝山，自觉得到“想象不到之好工作条件”，[2]是为内因。
此后他于文物阅历无数，遂奠定其研究的经验基础，更认识到必须“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工作……作得好，是可望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入一个完全新的发展上去，具有学术革命意义的”。[3]他既有此自信，故虽有重返文坛或大学的机会而不为所动，念兹在兹，终能使个人的文化生命另辟新境。设使他重作冯妇，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规条而勉强为文，不过多一老舍而已，岂有学问家沈从文耶？[4]
传世的古物学，偏好先秦，偏好铭文，偏好重器；现代的考古学，则重视遗址整体，重视器物类型。而沈氏半路出家，自出手眼，人弃我取，从潜在的社会生活史立场出发，特别关注零散器物及其图饰。新刊《沈从文全集》的物质文化史部分凡煌煌五巨册，研讨对象繁多，包括玉石、陶瓷、玻璃、铜镜、漆器、扇子、丝绸、织绣、车驾、马具等物事，狮子、龙、凤、鱼等图案，多填补名物研究的空白，亦考古学不可少的异军。[5]尤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种，网罗历代服饰遗物，以及各种类型的文物图像，论述虽嫌不够系统，而以图为纲，左右参证，辨析细微，要为风俗文化史的奇峰突出之作。
按：结合图像史料以探讨古代服饰，并不自沈氏始。近人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贺昌群《唐代之服饰》、《唐代女子服饰考》，童书业《唐代妇女的围巾“披帛”考》、《唐代妇女的西装——胡服式半袖裙襦考》、《唐代妇女“红妆”考》，李思纯《唐代妇女习尚考》，日人原田淑人《唐代的服装》、《西域壁画所见服装的研究》等，皆已着先鞭。[6]惟沈氏得其地利，集其大成，且长久专注于斯，故能后来居上。则梁山泊掌造旌旗袍袄的侯健一席，沈公最宜当之矣。
又，沈著《服饰研究》多引诗词与出土实物或画像相印证，在方法上，不仅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旁支，亦与陈寅恪的“诗史互证”不谋而合，是其特色。[7]
此外，沈氏有《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一文，以其谙熟古代名物之长，出入文史，每能观物于微，见人所不能见；《读展子虔〈游春图〉》、《谈谈〈文姬归汉图〉》诸篇，则以人物衣饰特征作为古画鉴定的旁证，尤为美术断代及辨伪开一门径。[8]此皆触类旁通，超出本域，固不以就事论事的文物考订自限也。
沈氏早岁受知于胡适，始得以小学学历跻身高校。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某日空袭警报大作，路遇刘文典，刘乃当面训斥他：“你跑做甚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9]刘素来轻视新文学，故谓讲国学者不可死，而讲新文学者则可死耳。刘固极无礼，而由此亦可见新文学的学术地位实甚低下。然则沈氏后来放弃文学，轻今重古，或亦由于刘文典的刺激欤？[10]
按：黄侃针对吴梅，曾讥“曲学为小道”，并声言“耻与擅词曲的人同在中文系当教授”；[11]又，马寅初尝与黄氏谈《说文解字》，黄答：“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12]黄氏惟以传统的经学、小学为高明，而于戏曲学、经济学皆表歧视，在学术观念上，与刘文典皆抱残守缺之辈也。
诗曰：地覆天翻终跳槽，服装证史不辞劳。西南联大仓皇日，应恨刘公口似刀。
注 释：
[1]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代序，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www.xing528.com)
[2]沈氏致黄永玉函（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按：沈在转行以前两年，已撰有文物考订性质的《读游春图有感》（后改题《读展子虔〈游春图〉》）。
[3]沈从文《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以后又谓：“按照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说他本身已成为历史，也就是说等于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因为我在试探中进行研究的，还从来没有人做过。”（《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亦可参照。
[4]参胡文辉《寂寞沈从文》，《最是文人》，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5]名物研究不易，而当代治之者甚少，前有孙机、杨泓，近有扬之水（赵丽雅）、孟晖（有《花间十六声》）、闫艳（有《〈全唐诗〉名物词研究》）、田苗（有《女性物事与宋词》）；后数人皆以女性视角而侧重日常生活领域，尤近乎沈氏的取径。
[6]向达著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贺著见《贺昌群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童著见《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著见《江村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原田著见《中国服装史研究》，黄山书社1988年版。另，张荫麟二十年代已指出：“广搜历代明器（或其精细之影片）并佐以文字上之证据，以研究古代之服装，亦史学上极饶兴趣而极有贡献之事业也。”（《评三宅俊成〈中国风俗史略〉》，《素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可谓有先见之明。
[7]顾颉刚记：“沈从文同志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有年，深慨文献与文物之未能结合……”（《新出土文物与文献之结合》，原载《顾颉刚读书笔记》，收入《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可见沈氏于“二重证据”实有自觉；陈寅恪以“诗史”之法治唐诗，亦颇涉及妆束时尚（《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上阳[白发]人”、“时世妆”条），与沈实异曲同工也。
[8]顾颉刚记沈氏言：“所发墓葬，其中制度，凡汉代者，以《礼记》证之皆不合；凡春秋、战国者，以《礼记》证之皆合；足证《礼》一书必成于战国，不当属之汉人也。又云《列士传》、《列仙传》诸书，向以为非刘向作，而今日汉墓所出石刻画像，足证诸书实成于汉代。”（《新出土文物与文献之结合》）所论虽未严密，然可见他也留意以名物制度判断古书年代。
[9]见张中行《刘叔雅》，《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关于刘氏所言，传闻各有异辞，一作：“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甚么跑啊！”（黄延复《刘文典逸事》，据《刘文典全集·附录》，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册页995）又作：“你何必也来跑警报躲空袭呢！”（宋廷琛《忆刘文典师二三事》，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四期）
[10]民国时期，学院知识分子的地位远高于新文学作家；而五十年代以后，作家的地位却因意识形态的需求而高涨，有压倒学人之势。而沈氏昔为学人阶层所轻，后为作家群体见弃，可谓两不逢时。
[11]袁鸿寿《吴瞿安先生二三事》，《学林漫录》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又，吉川幸次郎记黄侃有云：戏曲只是吴梅的业余，他是真正的读书人（吉川幸次郎《到江南——我被当作中国人》、《南京怀旧绝句》，原载《我的留学记》，皆见《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2006年版）；然此亦不过似扬而抑，盖戏曲研究实为吴梅的学力所在及毕生事业，今指为余事，则等于抹杀其人其学矣。此外，王起（季思）回忆他出版《西厢五剧注》后，有人作诗：“不读六经看五剧，西厢浪子是前身。”讥他所学卑俗，不配在大学执教（《研究古典文学的点滴体会》，《学人谈治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其事亦类同。按：对于吴、黄失和事，唐圭璋作为吴的弟子，程千帆作为黄的弟子，皆否定袁鸿寿说（张增泰《三生有幸识唐老》，《词学的辉煌——文学文献学家唐圭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忆黄季刚老师》，《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1985年版）；然据吴梅、黄侃两造日记，则两人确曾在1933年一次酒会上有肢体冲突，此后遂结怨（参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页373；沈卫威《大学之大》，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184）。不仅如此，黄氏一贯脾气甚劣，曾与陈汉章“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仗相决”（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1985年版），而胡俊（翔冬）也“曾被殴击”（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近代学者轶事》），故他对吴氏谩骂以至动武，实非偶然。此外，柳亚子自述与林庚白“曾以细故失欢，余操杖逐之于客座中”（《更生斋随笔·记林庚白》，《磨剑室文录》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傅斯年在刘半农死后有“想到我们打架时，不知涕之泣然也”等语（1934年致胡适函，《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七卷页134）；熊十力、废名（冯文炳）讨论佛学时也曾“扭打在一处”（周作人《怀废名》）。皆文人斗殴事，姑汇录于此。
[12]许金城《民国野史》，据车吉心主编《民国轶事》，泰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七卷页3005-3006。另，黄侃曾与史家柳诒徵小坐，当天日记有云：“此君亦谈音韵，可哂也。”（参童岭《读〈黄侃日记〉随札》，《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可见他隐然以音韵为学问巅峰，虽史学亦不在话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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