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1894—1983），原名肇庚，字希白、希伯，号颂斋；广东东莞人。
昔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有岑仲勉、陈寅恪二老，为隋唐史的泰山北斗；而中文系容庚、商承祚专精于古文字学，同有二老之目，较之岑、陈虽有逊色，亦足以自立。[1]二氏同出罗振玉门下，容以金文得名，商以甲骨文得名；论著述，容积力深厚而有条理，商则不免零敲碎打。龟骨吉金，艰深冷僻，而成近代显学，商父衍鎏尝笑言“真想不到，如此冷门之学，居然可以谋生”；[2]容氏更自谓“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盖视研治古物为学术捷径，而古物有入有出，又成财路矣。[3]
容氏出身书香门第，少年失亲，受学于四舅邓尔雅、从叔容祖椿，于金石学早得门径。自1922年北上，至1946年南返，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为其著述的鼎盛期。
容氏一生成就的重心，为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文字方面，编纂《金文编》、《金文续编》，前者多次增订，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为研读古文字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论文《鸟书考》及其补正、三考，确定鸟虫书为古吴越等地的特殊字体，亦为重要创获。器物方面，一方面求之故纸，深入梳理宋代以来的铜器古籍，一方面求之实物，全力著录所知见的铜器拓本，在此基础上完成《商周彝器通考》，网罗鸿博，得未曾有，集古铜器研究之大成；晚年又与张维持合著《殷周青铜器通论》，乃据《通考》改写的简编本。
此外，有通论性的《金石学》、《中国文学学》（形篇、义篇），于甲骨又有《甲骨文》讲义、《殷契卜辞》（与瞿润缗合编）、《甲骨学概况》，于石刻又有《秦始皇刻石考》，然多属综述，非其所长。
容氏自称生平有两大癖好，即金石、书画；[4]金石为其成名之学，而书画则为其终身之好。他早岁寓京时已颇致力于古书画的搜集及研讨，定居广州之后，兴趣更由金石之学转向书画之学。于书法，编《丛帖目》四册，为历代法书丛刻的总录；于绘画，编《历代名画著录目》，补订福开森《历代著录画目》的讹漏；于个人藏物，则以作品为纲，系以作者事迹，撰《颂斋所藏所见书画小记》。[5]论文如《飞白考》、《淳化秘阁法帖考》、《倪瓒画真伪存佚考》，皆内容厚重之作。
总而论之，容氏治学，以系统胜，而不以突破胜，以详博胜，而不以精微胜；然积累之力极深，总结之功甚巨，终不失为大家。他晚年再三强调：“我的主要著作都是在北京燕大时编写的，回广东后，没有什么成绩。”甚至说“解放后没写过一个字”。[6]盖自感于金石考订难以为继，而书画鉴藏不足以言著述也。则拟之为地退星，自无不宜。然而五十年代以来，大陆学人不进而退者固俯拾尽是，又岂仅容氏一人耶？[7]
沦陷时期，容氏曾任职（伪）北京大学，战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对于伪校教员一律解聘，容乃发表公开信抗言：“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黄撤退，亦未与人民内迁之机会。荼毒蹂躏，被日寇之害为独深；大旱云霓，望政府之来为独切。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8]乱世仓皇，出处为难，容氏虽属自辨，亦有其情理。
按：大陆易主后，傅斯年于公为战犯，于私为宿敌，然容氏晚年校理文稿，仍存傅氏名姓而未删；[9]并曾教导学生：“治殷周古文字之学，要在别殷、周文化之异同。……殷商族实出自东夷，傅孟真先生有其精妙之论矣，学之者切不可等闲置焉。”[10]相反，同样为伪北大教员的周作人则于傅氏不能释怀，后来撰文声讨“傅大胖子”系蒋介石帮凶，“在文化文物上做特务的工作”，[11]恶言相向，凶相毕露，苦茶庵之冲淡又安在哉？相比之下，颂斋之学人风度固不可及。
容氏专于学问，为人处世不失天真，在动辄得咎的处境中，每出言无忌。如五六十年代声称“马列主义不能与文字学结合”、“‘言必称尧舜’，现在大家拥护毛主席跟封建时代拥护尧舜有什么不同？”、“胡适阴魂不散，附在我身上，我是他的徒子”，“文革”时更指当日“有点象文字狱，这也反党，那也反党，反正大家都没有看出来”。[12]言辞直露，有过于陈寅恪；则历史系有陈氏，中文系有容氏，亦中大精神之光也。
弟容肇祖，治思想史、民俗学，著作甚多；妹容媛，编有《金石书录目》。
诗曰：彝器金文细考论，京华廿载旧巢痕。成名捷径生财道，为学何妨拣冷门。
注 释：(www.xing528.com)
[1]参蔡鸿生《康乐园里忆“二老”》（《学林往事》上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学境》，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1年版）、《康乐园“二老”》（《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版）；陈炜湛《岭南松柏容商二老》（《学林往事》上册）。
[2]商承祚《我的大半生》，《商承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534。
[3]见容庚《向真理低头》，《羊城晚报》1958年7月9日；《坚决砸烂容庚这把“鬼锁”！——揭露容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中山大学》（校报）1966年6月7日；吴灏《怀念容庚教授》、黄天骥《老圃秋容淡——记实话实说的容庚教授》，皆收入《容庚容肇祖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据曾宪通《容庚先生的学术贡献与治学特色》（《容庚容肇祖学记》）、《容庚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贡献》（《容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名画著录目》今与福著合刊为《历代名画著录目正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书画小记》有选编本《颂斋书画小记》三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张振林《希白师治学道路初探》、陈炜湛《忆容庚师》，皆收入《容庚容肇祖学记》。
[7]如翁独健于元史用力甚深，起点甚高，五十年代仍当壮岁，且享寿八十，而终一无所成，也是极典型之例（参薄音湖《缅怀翁师独健先生》、丁磐石《翁独健师的学术功绩和他的高尚思想情操》，《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8]《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下册页81-84；又见《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按：女作家苏青针对抗战后指责她为汉奸文人一事，曾作反驳：“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关于我》，《续结婚十年》的代序）与容氏所言“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黄撤退，亦未与人民内迁之机会”用意相通，盖政府既不能尽责保护人民，人民只得自求生计，何于人民求全责备若是？另，洪业当时力主燕大重新接纳容氏，但被校方否决（[美]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149）。
[9]容氏《金文编序》原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命以重定”一句，改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复以增订《金文编》一事相委”；《秦汉金文录序》原有“所长傅斯年先生及诸同事欣然愿余早成之”一句，未作删改（皆见手稿影印本《颂斋文稿》，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版）。前者疑为应付《金文编》重版而不得不改，非欲抹杀其人也。
[10]李瑾《记容希白师治学及待人之道》，《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
[11]《新潮的泡沫》、《傅斯年》，收入《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12]见《揭露容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山大学》[校报]1966年6月10日）、《坚决砸烂容庚这把“鬼锁”！——揭露容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按：周扬六十年代谈及：“容庚不去香港就很好，他愿为社会主义服务，那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派一个党员、团员去跟他搞考古，他们对考古并没有什么兴趣。”（《在各专业组长会议上的讲话》，《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周扬在高等学校文科方面的黑话集》，高教部《北京公社》教育革命办公室、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教育革命兵团1967年9月）亦难得轶闻，附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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