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榦（1907—2003），字贞一；湖南长沙人。
陈寅恪尝评杨树达云：“百年以来，洞庭衡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稍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1]陈氏此处立论，稍嫌一偏。盖晚清曾胡左号令天下以来，湖湘豪杰之士闻风而起，固多致力于军政事功，[2]然以学问文章成名者实亦甚多，如王闿运、皮锡瑞、王先谦、叶德辉、苏舆、章士钊、李肖聃、余嘉锡、曾运乾、刘永济、谭戒甫、辛树帜、瞿兑之、左舜生、蒋廷黻、马宗霍、周谷城、向达、沈从文、刘大杰、徐梵澄、瞿同祖、张舜徽、邹衡、杨小凯辈，皆一时俊杰，非仅杨树达而已。而劳氏为清季湘籍大员劳崇光后人，[3]不求显宦，以学者终其生，亦可谓“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者矣。
劳氏1930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随即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并因缘时会，参与居延汉简的整理工作，于其学术取向深有影响。
按：清末民初之际，英人斯坦因多次探险中亚，据其第二次所得，罗振玉、王国维有《流沙坠简》；据其第三次所得，张凤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陈邦福有《汉魏木简义证》；是为国人治简牍学的前驱。惟当时简牍数量未丰，考释亦不过零敲碎打。至三十年代初，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于甘肃古居延旧地发掘汉简上万枚，为简牍学史上的空前发现，始成专门之学。
此后抗战发生，汉简照片两度毁于战火，惟有劳氏手头保存大多数照片副本，四十年代整理为《居延汉简考释》释文四册、考证二册，赴台后重编作《居延汉简》图版之部、考释之部，在当时为居延汉简研究的唯一依据。晚年尚有《汉晋西陲木简新考》一种，系对张凤《汇编》所收简牍的释证。
凭藉汉简材料及其整理心得，劳氏乃“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4]撰《从汉简所见的边郡制度》、《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汉代的亭制》、《汉朝的县制》、《再论汉代的亭制》及《释汉简中的“烽”》等，于两汉政治制度，尤其是边防制度，固多有创获。
不过，汉简作为史料终嫌零碎，在性质上亦有局限，劳氏所以能发挥汉简的史学功用，盖得力于其传世文献的功底；纵不依赖新出汉简，仅凭他对传世史料的梳理，其汉代史的成就实亦足以卓然自立。[5]其于政治史，如《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汉代察举制度考》、《秦汉九卿考》、《汉代政治组织的特质及其功能》、《汉代尚书的职任及其与内朝的关系》及《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社会史，如《汉代奴隶制度辑略》、《论汉代的游侠》、《汉代的雇佣制度》、《汉代的豪彊及其政治上的关系》；经济史，如《汉代黄金及铜钱的使用问题》；思想史，如《论“家人言”与“司空城旦书”》、《〈盐铁论〉所表现的儒家及法家思想之一斑》，皆堪称力作。其引证周到详实，解释亦平易通达，[6]更能据后世或外域的历史情状作合理的比较与说明，如以清代军机处解释汉代内朝，以民国的乡镇公所、警察派出所说明汉代的乡、亭，以日本幕府的体制比照霍光当政的局面，皆甚得当。[7]
此外，于历史地理、历法、古文字、古文献、民族史、文学史及神话信仰等众多领域皆有论述，又不仅两汉史而已。
总计其平生著述，专业论文多达近二百篇，其要者先后汇辑为《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汉代政治论文集》及《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8]另有断代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及通史《中国史纲》，则皆普及之作耳。
劳氏论学，多承史语所作风，曾撰文表示排斥“历史的解释”，以为“历史的解释”与“历史的考订”乃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遭至徐复观的反驳，为五十年代台湾学界的小小风波；[9]但劳氏所谓“历史的解释”，实指黑格尔、马克思以至斯宾格勒、汤因比式的历史形而上学（思辨的历史哲学），他本人并非仅能寻章摘句的考据家，也不排斥一般性的历史解释，徐氏借题发挥，其意在打击史语所欤？
诗曰：近世湖南多霸才，却甘翰苑作书呆。战云焦土心犹定，汉简居延费剪裁。(www.xing528.com)
注 释：
[1]《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金明馆丛稿二编》。
[2]试看国民党方面的黄兴、谭延闿、宋教仁、周佛海、贺衷寒、邓文仪，共产党方面的毛泽东、蔡和森、贺龙、刘少奇、彭德怀、李立三、罗荣桓、粟裕，皆头角峥嵘的三湘之士，可谓盛矣。
[3]杨树达1937年3月日记：“余让之（逊）世兄见告，劳贞一（榦）与渠书，谓读余《论丛》金石跋文，极佩服。劳君为文毅后人，湘士中后起之秀也。”（《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130）文毅，劳崇光谥号。关于劳氏早年经历，可参邢义田《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劳榦先生的汉简因缘》（台湾《古今论衡》第八期）。
[4]语出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5]陈寅恪有云：“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断，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断不误者。”（《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再云：“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书很熟，中古以下必须史熟。”（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页96-97）又，饶宗颐谓“先宜广读经传，庶几于卜辞有所藉手；良以舍经传无以旁通卜辞，其谓有卜辞而传记可废者，无是理也”（周鸿翔《商殷帝王本纪·序》，香港1958年刊本）；严耕望亦表示：“旧史料人人能见，而且全面，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新发现的史料虽然珍贵，但不易得，而且新史料都是片面的，残缺不全。只有对旧史料熟悉，才有能力去利用新史料；否则即使有幸见到新史料，也不知是何物，更谈不上利用。”（据廖伯源《严耕望先生传略》，《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先生纪念集》，台湾稻乡出版社1997年版）凡此皆各人经验之谈，无论治殷史，治唐史，在运用新史料方面，固与治汉史消息相通也（另参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第一章，《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严耕望《治史经验谈》第一章，《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牟润孙《学兼汉宋的余季豫先生》，《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劳氏自谓：“我一直觉得不仅要注意正面的证据，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特别经心到反面的证据。不随便希求得到任何惊人的议论或惊人的成果，而只求对于历来相承的疑点，能够做得‘怡然理顺，涣然冰释’。因为有意或无意的忽略反面的证据，结果便会做的‘浮光掠影’一点也靠不住；如其只求惊人而不求理顺，那就一定被虚矫之气所蒙蔽而不容平心静气去推理，结果也仍然是靠不住。”（《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自序》，亦收入《汉代政治论文集》，台湾艺文印书馆1976年版）其意可取。按：严耕望也强调不能忽略反面证据（《治史经验谈》第二章），可参。
[7]见《汉代尚书的职任及其与内朝的关系》、《再论汉代的亭制》、《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皆收入《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8]劳氏于其重要论著多有自评，见《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自序》、《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自序》、《几篇重要文字概述》（《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
[9]劳榦《历史的考订与历史的解释》，《中国的社会与文学》，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徐复观《两篇难懂的文章》，《中国学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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