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1898—1958），小名木官，字警民、铎民，号西谛；福建长乐人。
民国前后，商务印书馆为中国出版界龙头，于文化学术关系极重。[1]同时商务又以汇集学界人才闻名，长期主事的张元济、杜亚泉皆称硕学，其他如治哲学的蒋维乔、李石岑，治史学的夏曾佑、孟森、何炳松、顾颉刚、向达、张其昀、贺昌群，治经济史的杨端六、陶希圣，治经学史的周予同，治历史地理的苏继庼，治文学的胡怀琛、王伯祥、谢六逸，治社会学的陶孟和，治国际法的周鲠生，治心理学的唐钺，治化学的任鸿隽，治地理气象的竺可桢，亦曾供职馆中。郑氏1921年入馆，先后主编《儿童世界》、《小说月报》，更成为商务元老高梦旦的乘龙快婿，[2]亦商务学人群体中的显赫者也。
郑氏以新文学创作初露头角，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稍后转而研究文学史，尤其是中国文学史，在观念上崇尚民间文学，在基础上依赖新出材料，在方法上注重历史演化，皆承继胡适作风。[3]
其最重要的专著有二：一为《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取材丰硕取胜，“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4]与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各具特色，在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后，并为古代文学史编纂的双峰；一为《中国俗文学史》，从上古歌谣、唐五代变文，至元代散曲、明清民歌及宝卷、弹词、鼓词之类，别其类目，述其源流，为通俗文学史的空前著作。散篇论著极多，以小说、戏曲为重心，或详或略，多有可观，大体皆见《中国文学研究》两册、《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两册。
研治文学之余，郑氏又汲取西洋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及实例，撰作“古史新辨”系列，《汤祷篇》以弗雷泽《金枝》所述的处死神王风俗阐释商汤传说，[5]《玄鸟篇》以域外超自然的怀孕故事阐释中国史上的帝王感生神话，《释讳篇》以原始人对于姓名的禁忌观阐释中国古代的避讳，皆新颖可喜。此三篇与《黄鸟篇》、《伐檀篇》曾合为《汤祷篇》一册，虽篇幅短小，写法通俗，却是郑氏平生最为特出、最有神采之作。可惜他志不在此，小有所成，即戛然而止。
郑氏嗜书如命，以“狂胪文献耗中年”自况，为一代大藏书家，在文学史料的蒐集上，洵可谓近代翘楚。[6]由所著《劫中得书记》，以及吴晓铃辑录的《西谛书跋》，可见其蠹鱼生涯的梗概。在文献传布方面，先后编刊《清人杂剧》二集、《古本戏曲丛刊》四集。此外，他不仅重视文献史料，更重视图像史料，又不仅重视文学史图物，更重视文化史图物，编著有《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皆属开创性的大型图录汇编，亦有功于学林不浅。
郑氏为学，最得力于材料的丰赡，然亦因此，其精力颇为材料所淹没，叙录多而理解少，故论述难以精辟，境界未臻深微。胡适日记有云：“看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三、四册。此书材料颇好，但他写的太糟，判断既平庸错误，而文字太不修饬，使人不愉快。周岂明说他受著作之累，是不错的。”[7]所评虽嫌过苛，亦颇中其病；至于周作人指他“受著作之累”，当指受材料之累耳。
郑氏素以左倾的进步人士著称，中共建政之后，乃任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文学所所长，公务繁冗而少有著述。1958年率文化代表团出访，因飞机失事遇难，[8]结局同于徐志摩，故拟为飞天大圣也。
按：郑氏虽身处高位，但在是年的“厚今薄古”运动中，已遭受点名批评，被指为“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中的一面白色大旗”；[9]他出行前已作初步检讨，原拟返国后继续自我批判，而竟以一死了之，岂非大不幸中之小幸乎？[10]
诗曰：文献狂胪不计年，西游一旦化为烟。金枝公案君能续，莫道区区汤祷篇。
注 释：(www.xing528.com)
[1]二十年代初商务力邀胡适任编译所所长，胡虽谢绝，但也感觉“这个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胡适日记合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册页431）；胡以后又称：“商务的确替国家学术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张元济当选院士之后，全国没有一个人说话。”（《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页114）亦可见商务在知识界的势力。
[2]郑氏原来爱慕王世瑛，以王氏父母反对未偕，后王氏嫁张君劢，因难产而死（程俊英《回忆郑公二三事》，《回忆郑振铎》，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详见蔡登山《海滨有故人——记郑振铎与王世瑛的初恋情缘》，《万象》第八卷第六期）。
[3]参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第四章第三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按：1958年批判者指“郑先生的俗文学中心说是胡适‘白话中心说’的翻版”（《〈中国俗文学史〉批判》，《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郑先生治学，正是用的胡适那一套方法，即‘往往持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燿人目’”、“对于文学的发展，郑先生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就是所谓‘进化的观念’。这种进化论与胡适的‘自然演变论’一样，是一种庸俗进化论”（《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批判》，《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四辑），此虽属政治攻讦，然就学术源流而论，固亦得其实也。
[4]《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
[5]参[日]高木智见《郑振铎的史学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按：郑氏二十年代在英国购得《金枝》（《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页86），曾拟中译而未果（见周予同《〈汤祷篇〉序》，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汤祷篇》原有副题“古史新辨之一”，开篇有谓：“顾先生的《古史辨》，乃是最后一部的表现中国式的怀疑精神与求真理的热忱的书，她是结束，不是开创……要想走上另一条更近真理的路，那只有别去开辟门户。像陶希圣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对于古代社会的研究便是一个好例。”（《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但后来删去陶希圣不提（《汤祷篇》，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另，曹松叶有《读汤祷篇》质疑郑说（《东方杂志》第三卷第十三号）。
[6]关于郑氏藏书的大概，可参赵万里《西谛书目序》（《西谛书话》附录，三联书店1983年版）、苏精《郑振铎玄览堂》（《近代藏书三十家[增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郑著《中国文学研究》第六卷为“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包括《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史料发现记》三篇，最表现出他对文学史料发掘的重视。
[7]《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页476。对郑著的批评可参吴世昌《评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评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三、四各册》，《吴世昌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同机遇难者尚有谭丕谟，亦中国文学史家。
[9]见《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批判》；参陈福康《郑振铎传》第十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0]茅盾称郑氏“本来准备好就自己的旧作来个深刻的检讨，然而出国的任务使他把这件事稽延了；谁又料到‘天夺其年’，使他终于不能补过；我想他在九泉之下，是不会瞑目的！”（《悼郑振铎副部长》，《回忆郑振铎》）夏鼐也说“他表示在这次出国归来后，要对于他自己的过去的主要著作，再仔细地加以检查和改正。想不到这一个最好的愿望，竟因突然的死去而无法实现了”（《纪念郑振铎先生逝世一周年》，《回忆郑振铎》）。此二人皆出于“政治正确”立场，以郑氏不能检讨为惜，未免唐突死者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