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纵（1916—2007），字幼琴，号弃园主人；生于湖南祁阳（今祁东县）。
有清一代士人游幕风气极盛，晚清自曾国藩至李鸿章、张之洞，皆隐然为一时政治重心所在，其幕府尤为人才之渊薮；民国以来，此风未衰，袁世凯之后，国共领袖麾下亦济济多士。然若以学问而论，则蒋介石幕中陶希圣、徐复观、周策纵皆以学人名世，固远非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所能及。
周氏四十年代初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供职重庆市政府，并主编多种官方刊物，深受上峰器重；1945年更径入内廷，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编审（秘书），蒋介石在“二二八事件”后的《告台湾同胞书》即出其手笔。[1]他后来回忆：“嗣以未臻而立之年任蒋中正先生侍从编审，朝夕追随，略勤笔政，复以纳言举士为请，意无可伸。两年后，挂冠去国，不数月而国事变色。”[2]此后他翩然渡海，[3]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藉读书治学以遁世；[4]相比之下，徐复观虽亦弃政从文，然不能忘情时政，终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也。
五四运动为现代中国政治史及思想史的分水岭，然未出数十年，事实人物，已如混沌，是非功罪，更成纷纭。周氏以独立姿态，超脱于党见，在披阅六七百种报刊的基础上，大量引据“现在时”的原始文献，通论其历史背景，详述其事件始末，细析其思想意义，著成《五四运动史》一书，震动海内外，为其毕生影响最为重大的著作，亦为中国现代史不可或缺的经典。[5]另编有《五四运动研究资料》，与《五四史》相辅而行。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周氏身处哈佛大学，论学近乎费正清主导的近代中国研究范式，《五四史》即其时产物；然周氏擒贼擒王，一击即退，并未因此而以现代史为名山事业。以后他长期执教于威斯康辛大学，乃改弦易辙，由今而古，转向中国古典文学及语言文字的研讨。[6]
其论著方面甚多，于语文，有《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于上古文化，有《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于诗经，有《〈破斧〉新诂：〈诗经〉研究之一》、《〈卷阿〉考》；于红学，有《红楼梦案：弃园红学论文集》；于近代人物，有《林纾年谱》（未完稿）及《论王国维的诗词》、《论王国维人间词》。[7]其余于《周易》、先秦诸子、诗词、对联、文论及中国医学史尚多有考论，论学杂著尤不可胜数。编辑中的《周策纵全集》，谓有二十七卷之多。[8]以其兴趣繁杂，无所不窥，有如五枝之鼠、八爪之鱼，姑拟为八臂那吒焉。
按：周氏考古之学，求新求深，极富于联想力，然多藉迂曲的文字训诂以作“探源”，以求“古义”，而每陷于生硬穿凿，如《语言文字考论集》中《如何从古文字与经典探索古代社会与思想史》、《说“尤”与蚩尤》、《“巫”字初义探源》诸篇即其例。另如《古巫医与“六诗”考》，其上篇考掘《诗经》“葛屦”的象征意味，颇受闻一多影响，滥用生殖崇拜以作诠解，亦多有附会处；中篇由巫名神名考其职司，下篇追溯“六诗”（风、雅、颂、赋、比、兴）的原始意义，尤属不经之论。宜乎举世皆颂扬其五四研究，而罕有称引其古典考证者矣。
诗曰：亦今亦古是通儒，只惜参禅近野狐。记取胡公晚年语，可怜五四入歧途。
按：《胡适口述自传》称“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是为“五四之父”的历史判断，岂可忽之哉？[9]
注 释：(www.xing528.com)
[1]参刘作忠《浮海著禁书——周策纵和〈五四运动史〉》。
[2]《蒋中正先生（一八八七—一九七五）挽辞》，《周策纵旧诗存》，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页172。周氏挽蒋联作：“傥秦金未劫要盟，裂土重农，疏谀举士，大道宁容甘小岛；若楚汉犹存田约，分封功业，免谤任贤，退防还可赋江南。”
[3]当时顾颉刚题赠周氏云：“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策纵先生将渡重洋，臂如鹤之翔乎寥廓，广大之天地皆其轩翥之所及也。因书《世说》此节，以壮其行。”（据周策纵《弃园文粹·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4]周氏自名其宅曰弃园，盖取李白诗“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之义，有隐遁意味。
[5]周氏有诗《修改拙作五四运动史英文稿将竣，念其后三十余年时事之发展，因题一诗》：“千年礼教困英才，‘五四’钟声动地来。德赛新潮掀巨浪，墨杨今怨激偏衰。群情每误宜深省，众志何堪付曲裁。少日陈东多变节，书成掷笔费疑猜。”另有《展读五四运动游行学生致美国公使说帖原件有感，自当日迄今，予乃国人之首次发阅者》：“侮我者我救我我，自由钟竟共谁鸣？我来初展字犹活，巨浪读作楚歌行。”“烈日焚巢天地翻，啁啾雏凤动繁喧，湿翎点滴熊熊火，不废濡林九折魂。”（《周策纵旧诗存》，页83、页110-111）第一首“墨杨”指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少日陈东”指当日热血青年；第三首“湿翎点滴熊熊火”，当用佛经中鹦鹉濡翅救火故事，即胡适《人权论集序》所谓“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之意。由此可见周氏据实立说背后的感情因素。
[6]参王润华《国际汉学大师周策纵：学术研究的新典范》，《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附录，台湾万卷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
[7]《论王国维人间词》一册篇幅无多，实以《人间词话》的体裁论“人间词”；虽不能及《人间词话》悟入之多，然辨析细微处，亦有可观。
[8]王润华《国际汉学大师周策纵：学术研究的新典范》。按：周氏全集目录见《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附录，著作详目见《周策纵自选集》附录（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9]周氏指出：“‘五四事件’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两股势力兴起，压倒了个人主义潮流。……从西方观点看来，反自由主义和反个人主义的潮流自‘五四’时期结束时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可能为后来的民族主义家长制和共产主义集权制铺平了道路。”（《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页502）其意近于胡氏。而唐德刚则不以胡说为然，以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的政治运动，而所谓‘新文化运动’，则是近百年来中国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阶段’（stage）。……胡适之先生是老一辈的‘文化学者’（culturist），而不是一位‘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他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当成两回事，便是纯粹从一个‘文化学者的观点’（culturist approach）出发的”（《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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