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为现代西洋学术帝国中最为强势的学科，近百年来，国人西游取经者甚多，然多偏于新知引入及现实应用方面；真能于纯学理有原创性贡献，且身与欧美学界主流者，实寥寥无几，[1]而张氏即个中声光最盛者也。[2]
张氏六十年代先就读于洛杉矶加州大学，师从艾智仁（阿尔奇安）等名师，获硕士、博士学位；随后至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后，深受科斯理论的影响，遂定其学术宗旨。他后来感慨：“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年代，两个地方，有那样热闹的思想‘训练’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由六七至六九年在芝大，能身历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3]芝大为经济学的龙门，张氏有缘一登龙门，遂鱼化为龙矣。
张氏的专业论著少而精，多成于八十年代以前，尤其是他执教美国时。其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运用产权制度及交易成本理论，剖析台湾五十年代的农业资料，推倒旧义，一鸣惊人，为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散篇著作多见于《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如《合约结构和非专有资源理论》、《价格管制理论》、《玫瑰盆球赛与香港剧院：座位定价经济学》皆饶有新意，《蜜蜂的寓言：一项经济调查》、《企业的合约性质》尤为精到，分别以渔场、剧院票价、座位票价、蜜蜂养殖及件工合约等特殊经济现象为依据，由实证分析入手以验证或修正理论；至于《子女和婚姻合约中的产权执行问题》、《共产主义制度下为什么缺少自由》、《经济组织及交易成本》及《共有产权》诸篇，则更藉合约理论以解释家庭制度与共产主义之类超经济问题，欲单凭一个产权通吃天下，虽不无启发处，但终沦于片面生硬。[4]
张氏1981年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邀，完成专题报告《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将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于中国现实，自产权学说立场，预言中国将走向私有化之路。其后他返港任教，一则从此远离美国的知识语境，一则得以近观大陆的经济实况，乃渐由学院经济学转向应用经济学，大雅不作，而以经世济时的《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及《再论中国》名动一世。[5]他所挟持的产权理论在西方学界正处方兴未艾之势，此时又正切合大陆经济改革的思想需求，推波助澜，际会一时，遂成就其作为变革时代“意外的英雄”之盛名。[6]
老来复著《经济解释》，分《科学说需求》、《供应的行为》、《制度的选择》三卷，为一生学思的总结，然精力减退，似有归于平淡之感。[7]又有自许为顶峰之作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将大陆经济改革及其制度推崇至无以复加，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人类历史上对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制度”，实欠缺历史感，身在此山，而只见此山矣。
张氏以专家身份撰写报章文字，而能率意挥洒，明白晓畅；藉其历练与资格，更能跳出主流学界的围城，论学每有会心见道语，其名篇《学术上的老人与海》云：“我是为过瘾而搞学术的。与自己的钓鱼兴趣一样，博大不取小。有等于无的学术文章，不写算了。所以从研究生开始写论文时，我就不自量力地去博大文。博了三十多年，半条像《老人与海》的巨鱼也钓不到，虽然有几斤重的石斑总算钓过六、七尾。”[8]虽甚自负，亦是经验之谈。
按：蒙文通尝谓：“做学问要敢抓、能抓大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何炳棣回忆数学家林家翘有言：“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另，严耕望惋惜陈寅恪晚年未曾“选取一个重大题目，一抒长才，既泻激愤之情，亦大有益于人群百世”，[9]用意皆近乎张氏的钓鱼论，可见治学必须抓大放小的重要。
张氏平素言辞，开口弗里德曼，闭口科斯，言必称芝大，似目无余子，久负狂生之名。自述偶见报章有“香江第一健笔独领风骚”语，当时的反应是：“我对自己说：我可没有发这广告……”则其内心固以“香江第一健笔”自居矣。[10]拟之为地狂星，岂非顺理成章？然其狂为嫉俗之狂，虽狂而不妄，终是性情中人也。[11]
诗曰：北美光阴好读书，香江健笔自吹嘘。老人与海君知否，为学须当钓大鱼。
注 释：
[1]刘正山列举跻身国际经济学界的华裔人士，计得六人：刘大中、蒋硕杰、邹至庄、张五常、黄有光、杨小凯（《世界知名的6位华裔经济学家》）。(www.xing528.com)
[2]杨小凯谓：“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的大思想家并不多，张五常20世纪50-60年代和80年代初的不少著作是中国经济学家中最有思想深度的。诺斯、科斯都承认从张五常处学到不少东西。而在我看来，张有不少地方也超过了科斯。”（《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与学术秩序》，《杨小凯谈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又称“像他这样成为主流学派三个文献（佃农理论、内生外部性、合约和企业理论）的原创人之一的中国人再找不出第二个”（《也谈张五常》，《五常思想》，朝华出版社2006年版）。
[3]《我所知道的科斯》，《凭阑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4]张氏早年曾谓：“共产主义国家相对缺乏自由既不是因为权利模糊不清，也不是因为对行为施加了诸多限制。确切地说，是因为按人划定和实施权利成本高昂，导致了缺乏自由。”（《共产主义制度下为什么缺少自由》，《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后来又称中共的政治等级“其实是合约的约束，在资产本身没有权利界定的情况下，需要有这种排列界定来减低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页130）。此类泛经济学的解释，以经济学概念强加于政治问题，食洋不化，可谓走火入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
[5]林行止指张“当时正值盛年，思考力、判断力都在巅峰状态，重返隔别四分之一世纪的华人社会，生活经验起了对比，俯拾时事，精微独到；论得失、评高下，万‘理’归其所宗的几套学说；一下间，什么政商金融、什么人情风月，都在他定位为科学思维的经济理论中，无所遁形，给人以恍然大悟、‘学’以释疑的欣悦”，故此数种文丛“是最有力度，最具代表性的……成为张五常的最好作品”（《识其人用功有法 知其学用世应时》，《五常思想》）。
[6]张氏自谓“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我不相信经济学家有能力改变世界。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不论哪一个经济学家恰好拥有知识而填补了这种真空，都会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好像是他促成了这种变革”（《邓小平的伟大改革：一个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的故事》，《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对自己的定位甚恰当。
[7]参林行止《识其人用功有法 知其学用世应时》。按：张氏夸口：“经济学上有三本书是写得最好的，一本是斯密的，一本是马歇尔的，一本是费雪的，但我正在写的《经济解释》把他们全盖过了！”（《张五常广州讲演录》[上]，《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4月23日）可见他本人对此著的期许。
[8]见《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按：他曾说：“我可以肯定，我起码有六七篇文章，100年后还会有人读。没有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敢这么说的。”（《张五常广州讲演录》[上]），此即所谓“有几斤重的石斑总算钓过六、七尾”也。近时更称“自己认为足以传世的英语文章约九篇之谱”（《中国的经济制度·神州增订版序》）。另，《学术上的老人与海》又云：“以经济学而言，我认为一篇发表了五十年的文章，若还有每年被引用二十次的影响力，那就真是一尾巨鱼了。据我所知，本世纪内只有科斯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那一篇达到这个水平。自己应该没有机会见到，但我那篇一九八三年任职港大时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今天看其成长，观其走势，似乎可与科斯打个平手。”则亦自负曾钓得《老人与海》式的巨鱼，不仅石斑而已矣。
[9]郦家驹《深切怀念蒙文通先生》，《蒙文通学记：蒙文通生平和学术[增补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页105；严耕望《治史答问》，《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75。
[10]《香江第一笔》，《学术上的老人与海》。
[11]或问张氏何不多用英文写作，以逐诺贝尔奖，张答：“我开始老了，科学上的创新我应该无能为力……”（《争取第二生命》，《五常谈学术》，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可见他狂狷而不乏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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