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1917—），浙江金华人。
当世的海外华裔学人，以何炳棣、余英时二人成绩最多，名誉最高。汪荣祖视何为“当今利用社会科学、结合传统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而徐复观早称余“在美国的中国学人中，已居于第一人第二人的地位”，钱锺书更谓余不仅“海外当推独步”，“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1]大抵何侧重社科取向，近于西学规范；余侧重人文取向，近于中学传统。何论专业可与余相颉颃，而总体素养逊之，文化情怀尤难相匹；然学术天地广大，各有门径，施丹乔丹，亦可不必强分高下也。
何氏三十年代就读清华历史系，其时系主任蒋廷黻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和综合中国历史的大问题。……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对他治学取径影响极大。[2]其后他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国史及西欧史，随之反治国史，以西洋方法的训练糅合中国文献的功力，遂能在欧美学术圈异军突起。
何氏早期所治，集中在近古社会经济史领域，专著有三：《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3]考定明清赋役制度的“丁”与“亩”为纳税单位，而非实际的人口数字及田亩面积，由此重建中国人口史的基础；[4]《明清社会史论》，依靠丰富的科举文献作数字统计，更藉正史、地方志、笔记甚至小说以作参证，综论士人阶层的社会流动；[5]《中国会馆史论》，重考会馆制度的起源年代，并一反旧说，指出其“促进轸域观念的消融”的独特作用。论文如初露锋芒的《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由人口问题引出的《美洲作物传华考》，[6]皆内容坚实、论述精悍之作。此外，八十年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两册，亦为其人口史研究的延伸。
六七十年代之后，何氏转向上古史领域，其论著一为《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自东亚大陆南北气候地理的差异入手，论证中国农业发生于干旱的北方黄土地带；一为《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本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1000年）》，从物质技术到精神文化，综论中国文明的原始阶段。两书虽不失为一家之言，但过于强调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独立性，后者夹杂的民族主义情绪尤为浓厚，引发批评，亦事出有因。[7]
近二十年来，何氏年迈而不失争胜之心，复由西化的社会史、文明史论述，介入传统的思想史考证。其中以《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及《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最为用力，亦最为惊人[8]然霸气有余，功力未纯，闻者藐藐，仅可备一说耳。
何氏自视极高，唐德刚称他“目空当世”，许倬云称他“自认学问是当今第一”；[9]晚年撰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披露学界秘辛甚多，尤多引师友对他的恭维以自重。拟之为地猖星，似甚恰当。
按：胡适曾对何氏承认自己不甚了解西洋史及社会科学，何谓“唯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此外，又指李约瑟“这样渊博、对西方科学之优越具有极深了解之人，在研究其他文化时才能具有十足安全感”，指朱熹为“真正具有安全感的超级哲学家及社会实践者”。[10]按此逻辑，何屡引他人夸奖语，岂于其学术地位尚缺乏安全感乎？
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何氏归国访问，并作《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以歌功颂德，声称“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罗尔思（按：今译罗尔斯）的立法标准”，最后总结：“从治史者的观点，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了。”[11]何素以史家身份自傲，[12]而此际不能察当日经济的四海困穷，不能见现实历史的庐山面目，可称他一生学思的最大败笔。知古之历史而不知今之政治，则所谓“治史者的观点”，又何足道哉。
诗曰：游子偏多爱国心，如何知古未知今。笑他自负千年眼，不见神州已陆沉。
按：明人张燧有《千百年眼》，为史评奇作，“千年眼”一语本此。
注 释：
[1]汪荣祖《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学林漫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徐复观《瞎游杂记之三》，《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钱锺书题赠余英时《管锥编》语，见《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编者序言》。按：汪文又谓何的“主要论文以及专刊莫不读如严谨的社会科学报告，成为经典之作。他的这些英文著作才真正是‘国史海外开新篇’，主要靠中文著作是无法在海外开新篇的”，乃暗贬余英时，盖余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退休时，同事门人曾有《国史浮海开新录：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也。另，何氏回忆“才气横溢、自视甚高的余英时，居然有信致我，赞我‘才大如海’”（《读史阅世六十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页374）。(https://www.xing528.com)
[2]阮北康《历史的回顾与前瞻——访何炳棣教授》，《学人专访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何氏因此指出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决非以陈寅恪为核心，而是由蒋廷黻主导（《读史阅世六十年》“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一节）。
[3]中译本题为《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后改名《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
[4]何氏所以能轻易拈出此点，得益于英国财政史的知识背景（《读史阅世六十年》，页273-274）。按：梁方仲三十年代已说明历朝“田地之数，实只代表纳税的垦田，并不是指全国的实际的田地面积……至于户口，有时亦是如此”（《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惟何著更为明确深入（参刘志伟《梁方仲文集·导言》，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参许倬云《介绍何著〈明清社会史论〉》，《心路历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按：潘光旦、费孝通四十年代有《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刊于清华《社会科学》（《潘光旦文集》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于此课题已着先鞭。
[6]后来以中文重写为《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香港大公报1978年版）。
[7]张光直将《东方的摇篮》目为民族主义考古学的典型（《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古今论衡》第一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有关评论详见丁炎《西方学术界评何炳棣近著〈东方的摇篮〉》（《外国研究中国》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按：何氏也承认此书是“生平所有著作之中，投入的感情（勿宁说是理智滤过的感情）最多的”（《读书阅世六十年》，页390）；又，何曾有言：“中国历史几千年我都有兴趣，只有鸦片战争到中共建国这一百年我不愿专攻，因为这段时期实在太惨痛了。”（《历史的回顾与前瞻——访何炳棣教授》），可见他国族情绪的强烈。
[8]见《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版）。
[9]《胡适杂忆》“传记·史学·行为科学”一章；李怀宇撰写《许倬云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215。
[10]《读史阅世六十年》，页329、页428、页467。
[11]见《留美中国学者文化观感集》，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4年版。对于此文，何氏后来表示“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和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读史阅世六十年》，页405），虽未回避其事，却不免轻描淡写。按：徐复观七十年代谈及当时“回归”大陆的海外人士有云：“无条件接受不讲理地左派领导的，一为王×，一为赵××，另一为何××。……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除胡适学派，不攒门路是得不到的。何某为了得到院士，他在攒门路上，可说使出了浑身解数。得到后，却作为向左靠的资本，真是厉害。”（《瞎游杂记之七》，《徐复观杂文·忆往事》，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当指何氏而言。
[12]杨联陞曾当面对何氏说：“你是历史家，我是汉学家。甚么是汉学家，是开杂货铺的。”何答：“可是你这杂货铺主人的货源确实充足，连像我这样‘傲慢’的历史家有时还非向你买货不可。”（《读史阅世六十年》，页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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