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法高（1915—1994），字子范；江苏东台人。
五四前后学界曾有“南高北大”之目，“南高”，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制为东南大学；大抵南高守旧，北大趋新，一时南北势成水火，学衡派敌视新文化运动，柳诒徵师徒批评古史辨派，无不带有南北相争的背景在。[1]而周氏承继两派的学术传统，折衷其间，乃有“我们一方面要能了解旧资料，一方面要能充分利用新资料，才能允得其中，汇南高北大精神于一炉，合古今中外而治之”的壮语，[2]可称南北之调人。
周氏三十年代考取中央大学，而中大在渊源、师资及学风上多承东南大学的遗绪，侧重旧学，故他径以南高学统的传人自居；[3]但大学毕业后，他带艺投师，转投北大文科研究所，以后更谢绝母校聘请，进入与北大关系密切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则终以南高余裔而归北大阵营矣。
周氏一生著论，以语文之学为主干，既得力于旧式音韵学的根基，亦有赖于近代语言学的锻造，正可代表南北学术宗旨的合流；[4]又多涉猎文史之学，偏好旧体诗文，则受南高风气熏染为多。[5]
其语文研究，以语法方面最为突出，《中国古代语法》系列的称代编、造句编（上）及构词编三巨册，材料不厌其详，分析细致入微，且能借鉴美国结构语言学的语法理论，为古汉语语法的空前巨著；[6]次为音韵，早期有《广韵重纽的研究》、《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说平仄》及《玄应反切考》，[7]后期有《论切韵音》、《论上古音》及《上古汉语和汉藏语》，亦多有发明；再次为文字，有考释丛刊《金文零释》。其考证性论文先后汇刊为《中国语言学论文集》、《中国语文论丛》、《中国音韵学论文集》，综述性论文则收录于《中国语文研究》，亦多见其心得；另编纂《汉字古今音汇》、《金文诂林》、《金文诂林补》，网罗众说，断以己见，皆所谓“结账式的研究”，[8]有功德于后学甚大。
其文史研究，范围极广，包括札记体的《汉堂读书记》及《续记》，论评性的《汉学论集》，另如辨析上古历法疑难的《西周年代新考》、《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亦得意之作。[9]
今日举世皆知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究心于钱谦益、柳如是事迹，而多不知身在海外的周氏于此编撰亦甚丰，亦美人名士之功臣。其考辨钱氏生平与作品的文字，收入《钱牧斋吴梅村研究论文集》，另编辑《钱牧斋柳如是佚诗及柳如是有关资料》、《（足本）钱曾牧斋诗注》、《牧斋诗注校笺》及《钱牧斋先生年谱》多种；更撰《柳如是事考》，表彰钱柳参与反清复明运动的秘史，固与义宁陈氏异曲同工也。
按：周氏论学，自认多承受陈氏中年学说的暗示，尝谓：“余于寅恪先生，虽所学不同，然受其影响则至深且巨。其著作已刊行者，得尽读之。先生有《四声三问》，余则有《说平仄》，先生精研华梵对音，余则有《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先生有《读哀江南赋》，余则有《颜之推观我生赋与庾信哀江南赋之比较》……可谓‘夫子步亦步，趋亦趋矣。’尤有进者，先生笺证元白诗，余则笺证钱（牧斋）吴（梅村）诗；先生精研南北朝史事，余则有《颜氏家训汇注》。”[10]此时复继踵晚年陈氏而治钱柳问题，则其于寒柳之学，自壮及老，皆可谓追随其后矣。[11]
又，周氏四十多岁后视网膜几度脱落，视力受损，时常摔倒，最严重时曾骨折七处。[12]则其人之身，不亦近乎“失明膑足”的寒柳翁欤？
诗曰：文史分歧亦贯通，语音语法更专攻。我闻居士谁低首，不独废残寒柳翁。
按：柳如是自号“我闻居士”，盖“如是我闻”为佛经开篇熟语，故藉“我闻”二字以隐括“如是”之名耳。
注 释：
[1]胡适后来表示：“南高以稳健、保守自持，北大以激烈、改革为事。这两种不同之学风，即为彼时南北两派学者之代表。”（《胡适日记全编》附录剪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五册页121-122）学衡派的张其昀则言：“自南京高师成立以来，北大南高隐然为中国高等教育之二大重镇。时人有北大重革新，南高重保守之语，其说盖起于胡适之……”（《刘伯明先生逝世纪念日》，《国风》第一卷第九号；据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转引，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页350）胡先骕也有谓：“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而抗礼。”（《朴学之精神》，据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引，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页234-235）亦针对北大与胡适而言。(www.xing528.com)
[2]《何谓汉学》，《汉学论集》，台湾正中书局1965年版。后来周氏自评：“二十多年前，我在《何谓汉学》一文说：‘汇南高北大精神于一炉，合古今中外而治之。’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是这样做的。你们想想看，真要是能把时间、空间聚为一炉而治之，是什么样的学问境界，任何人都不能当。”（《周法高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周氏在中学时代寄住姑丈王瀣（冬饮）家，王为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亦旧学名宿，周氏甚受熏陶，此亦其承续南高学风之一途（《周法高自述》）。
[4]李方桂谓：“周法高是位十分优秀的汉语语言学家。他研读了大量汉语文献、古文献，对中国音韵学的《切韵》系统十分熟悉。另一方面，他不是特别——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他对语言学理论不是十分熟悉。”（《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87）可见他仍不无旧派语文学的作风。
[5]周氏早年喜作旧诗，有《早岁歌诗》存世，最体现其南高趣味；他自谓“三十年前之我与今日之我前后判若两人，一主词章，一主考据”（《早岁歌诗·自序》，据周世箴《周法高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引，《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则可见其学问旨趣由南高向北大的转移。
[6]原计划作造句、构词、称代、虚词四编，但造句编（下）、虚词编未成（参《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自序）。
[7]此数文构成其硕士论文《玄应音研究》，其中以《广韵重纽》一篇最为出色，周氏晚年表示：“早期的研究有时候会超过后来的研究。……我在以后四十余年中竟然没有写出一篇比《广韵重纽的研究》一文更好的文章，真是使我颓丧得很。后来虽然有充足的功力、绵密的组织，可是在创见方面却缺少了一点冲劲。”（《周法高自述》）
[8]周氏自言“无论研究哪个问题，总是尽量能将有关资料搜集齐备，而且资料越丰富越好。然后再加以分析、归纳整理，做一种结账式的研究。……有一些学者（例如陈寅恪先生）的著作方式和我不同，他们的文章只将自己的心得或有特出前人见解的部分写出，不是自己的见解就不写……凡是第一流的研究，一定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至于表达方式则各有不同，一种是像陈寅恪先生一样的方式，一种是综合的方式。在我主编的《金文诂林》等三套书中就有我下的案语一千多条，就这点来说，和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只排列前人资料的方式是绝不相同的”（《周法高自述》）。
[9]周氏自称著述最满意者，专著为《中国古代语法》及《中国语文研究》，论文为《广韵重纽的研究》、《西周年代新考》及《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周法高自述》）。
[10]《读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台湾《大陆杂志》第六十五卷第四期。
[11]周氏自述其《柳如是事考》的撰写动机云：“在十几年前，就听说史学界的前辈陈寅恪先生晚年研究柳如是的生平。……陈先生晚年研究柳如是，当然有他的用意，可惜没有人把他的文章带出来出版，我们只好空等了，为了弥补这一个缺陷，我不辞鄙陋，婢学夫人，写成本文，希望陈先生的大作早日出现，使本文能够早日作废。”（《柳如是事考自序》，1978年自刊本）以后他又有订正陈著的《读〈柳如是别传〉》，以及由陈著引出的《钱牧斋陈寅恪诗札记》（见《钱牧斋吴梅村研究论文集》，台湾“国立”编译馆1995年版）。
[12]周世箴《周法高先生的学术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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