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暴星丧门神鲍旭现代学林点将录

徐复观（1902—1982），原名秉常，字复观，后改名佛观；湖北浠水人。

近百年来，军旅出身而转入学界者，似以熊十力、徐复观、黄仁宇三人最享盛名。[1]熊六经注我，徐笔战群儒，黄目空千古，各有其江湖气；熊、黄每随心所欲而逾矩，惟徐能归于学术规范之内，可谓修成正果者也。

徐氏早岁混迹行伍而好读书，趋向新思潮，厌弃旧文化，并一度受马克思唯物主义影响；[2]抗战时至四川北碚勉仁书院拜谒熊十力，于王夫之《读通鉴论》有所指摘，为熊氏怒斥：“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以后徐氏称“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3]遂诚心低首，皈依文化保守主义的门墙。

按：牟宗三始识熊氏，熊“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我当时好像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了一个当头棒喝”；[4]可见牟、徐皆为熊氏不可一世的气势压住，而拜倒门下。又，梁启超初谒康有为，“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冷水浇背，当头一棒”；[5]顾颉刚乍闻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6]亦与牟、徐所受的思想震撼略近。

徐氏四十年代受蒋介石赏识，任侍从室秘书，抗战结束后以陆军少将衔申请退役，并得蒋氏资助，主编纯学术的《学原》月刊；1949年大陆变色，徐氏藉国民党的支持，复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

按：雷震（儆寰）原为蒋介石亲信，此时在台湾主持《自由中国》，与《民主评论》在政治上皆主自由反共，为五十年代海外两大思想刊物。惟《自由中国》鼓吹西化，《民主评论》宏扬传统，在文化上针锋相对；[7]而殷海光、徐复观二氏，作为双方健笔，亦互成言论之敌。[8]以后韦政通指徐“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9]可称简明贴切。

徐氏在天命之年始以学术为业，而且终其一生，未能忘怀于现实政治，精力多销耗于舆论事业；但他老而弥壮，三十年间意气不衰，巨笔如椽，成就仍甚丰硕。首要者为思想史方面，从孔孟到宋儒皆有所论，汇录为《中国思想史论集》及《续篇》；专著有《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两汉思想史》三卷，尤以后者体大思深，可代表其平生学力的巅峰。另有《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则可视为思想史研究的外篇。[10]此外，于古典文学、文论皆有论辨，见于《中国文学论集》及《续篇》；画史方面，于黄公望、石涛皆有专论，而《中国艺术精神》实际上是以绘画为中心的艺术史论。[11]其论学的胜处，在于能以精神贯注于文献，而成就“有思想的学术”；然以霸气太盛，鲁莽灭裂亦所不免。[12]至于时论随笔，则前后编选为《学术与政治之间》（甲、乙）、《徐复观文录》（四册）、《徐复观杂文》及《续集》（五册）、《徐复观最后杂文集》多种，政治文化，国情世局，无所不谈，眼界之广，撰作之繁，固一时无两。

论外在的学术观，徐氏秉承其师熊十力的宗旨，崇宋学贬汉学，重义理轻考证，[13]于近三百余年学术史，从清代朴学以至民国新考据学派，皆极表轻蔑，尤以胡适及史语所为敌；[14]然返观其治学实践，固无涉于形而上学思辨，气魄虽大，而终得力于文献考订，与其师及同门的牟宗三、唐君毅皆同床异梦，实属新儒家阵营中的异类。[15]故他在悼念熊氏时亦承认：“对先生之学，无能为役；而二十余年的努力，在以考证言思想史，意在清理中国学术史里的荆棘，以显出人文精神的本真，此当为先生所呵斥。”[16]挂义理的羊头，卖考证的狗肉，可称学术版之“潜伏”矣。

徐氏言行偏狭易怒，以好打笔仗著称。他曾恭维胡适在学术上领袖群伦，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17]但1961年胡在美演讲，对东方文明作自我批评，徐氏闻之，乃破口大骂胡氏“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而稍后胡辞世，徐复由愤怒转为哀悼，谥之为“伟大书生”，表示“我于胡先生的学问，虽有微辞；于胡先生对文化的态度，虽有责难；但一贯尊重他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他在自由民主之前，从来没有变过节”，[18]由此言辞反复，最可见他性情的峻急，拟之为天暴星丧门神，不亦可乎？

诗曰：事迹略同雷儆寰，曾经书剑列朝班。谁教少壮英雄气，终竟销磨故纸间。

注　释：

[1]简又文早年在冯玉祥西北军任职，而终成太平天国史专家；孙金铭曾任国民党军苏州城防司令，流寓香港后著《中国兵制史》；李则芬出身黄埔军校，以将官退役，于中国历代史事多有著述；王贵忱亦少小投身中共解放军，以后治古钱币、古文献，皆弃武从文之例。此外，沈从文少年时代亦曾从军，后以写作名世，中年以后复转入文博研究。

[2]徐氏由反传统转向守护传统，由左倾转向反共，亦如其友人徐高阮由共产党而自由主义，殷海光由国民党而自由主义，皆逆政治文化潮流而上者。

[3]《我的读书生活》，《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五十自述》第五章，台湾鹅湖出版社1989年版；《我与熊十力先生》，《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www.xing528.com)

[5]梁启超《三十自述》。

[6]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7]参徐复观《“死而后已”的民主斗士——敬悼雷儆寰（震）先生》，《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按：论与蒋介石的关系，徐氏远不及雷震之深，但他于蒋氏虽有谏言，却不能脱出知遇感恩的私人情意（见《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末光碎影》，《徐复观杂文·续集》，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较之雷震出于公心而与蒋政权对抗，则逊色远矣。

[8]当时台湾的时论家，有“两光”之称，即指徐、殷两人，盖台湾人“观”、“光”读音相近也（朱渊明《政论家徐复观的生平》，《徐复观教授纪念文集》，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徐、殷在思想作风上，皆有卫道式的排他性格，针尖麦芒，堪称对手。论文化立场，殷胜于徐；论知识基础，徐胜于殷。殷去世后，徐悼文题作《痛悼吾敌　痛悼吾友》，正可见两人的关系。另有一说，则谓陶希圣、胡秋原、殷海光及徐氏为五十年代台岛四枝笔，而四人皆湖北籍（《域外琐记[之三]》，《徐复观最后杂文集》，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

[9]《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徐复观先生的志业》，《历史转捩点上的反思》，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

[10]《两汉思想史》原计划有第四卷，论两汉经学，虽未及写出，但基本见解已见《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参蔡仁厚《徐复观先生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徐复观教授纪念文集》）。

[11]徐氏病重时对逯耀东表示：“我不知将来什么可传，也许，也许我的那本《中国艺术精神》……”（逯耀东《今年上元——遥祭徐复观老伯》，《徐复观教授纪念文集》）可见他对此著的重视。

[12]徐氏主张《周礼》为王莽、刘歆所伪，余英时指为“求深反惑，极尽曲解之能事”（《〈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序》，《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考订黄公望画卷的真伪问题，庄练（苏同炳）称其有“强不知以为知的霸气”（《徐复观雄霸之才》，《近世学者与文人群像》，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13]熊氏谓“清儒反对高深学术，而徒以考据之琐碎知识是尚，将何以维系其身心，何以充实其生活？……学则卑琐，志则卑琐，人则卑琐，习于是者，且三百年，其不足以应付现代潮流而措置裕如，固其势也。此等风会，于今犹烈。国内各大学之学院，及文科研究所，本当为高深思想之发生地，而今则大都以无聊之考据为事。……三百年汉学之毒，罪浮于吕政，而至今犹不悟，岂不痛哉？呜呼！学绝道废，人心死，人气尽，人理亡，国以不振，族类式微，皆清代汉学家之罪也”（《论汉学》，《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又，牟宗三承熊氏之见，亦指当时大学（北大）“转为浅薄的干枯的理智主义，饾饤琐碎的考据，转而为反思想反义理”，“一切知识学问全成为粘牙嚼舌之工具，毫无灵魂可言”（《五十自述》第五章；《我与熊十力先生》）。按：熊十力一系新儒家与胡适派的冲突，不仅是保守主义（中国文化本位）与激进主义（西化）之争，也是义理（宋明理学）与考证（清代朴学）之争。熊、牟出于学术门户之异，指责汉学，固不足为奇，然而将三百年国族之衰微全盘归罪于汉学，未免可笑；宋明之人固无卑琐之汉学矣，固有高深之理学矣，何国族之衰微更甚于有清一朝耶？

[14]徐氏对清学的否定，见《“清代汉学”衡论》（《两汉思想史》第三卷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写作此文的主要动机，徐氏说明是由于“台湾学术活动，仍以胡适学派为主流。他们依傍乾嘉学派的门户，不肯从饾饤考订中前进一步……不读宋明学者一部著作，不从正面讨论宋明理学所提出的问题，而只是以‘阳儒阴释’四字，作无条件的排斥”（《瞎游杂记之三》，《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他对史语所派的批判，则表现在与劳榦、毛子水关于治学方法的争论，包括《两篇难懂的文章》、《答毛子水先生的〈再论考据与义理〉》、《考据与义理之争的插曲》（《中国学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不过以上文章皆撰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之后，他本人亦重视考证方法矣。

[15]徐氏在哲学领域，尤其是形而上学领域用功甚少，与其熊师正成背反（梅广《徐复观先生的遗产》）；不仅如此，徐更直接否定熊以形而上学解读孔子思想的思路（参李维武《徐复观对熊十力思想的阐释》，《玄圃论学续集——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6]《远奠熊师十力》，《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另，徐氏有谓：“年来体验，沉潜于原典资料之工夫愈深，即愈感耿耿孤明，一无依傍。故拙著岂特为反中国文化者所不谅，恐亦将难为平生敬畏之师友所谅。如熊师十力之学问皆出自《易传》，而观对《易传》之评价，即全与熊师不同，且不重视阴阳之形上架构。若熊师在台，当不知如何痛加棒喝矣。”（1963年复张君劢函，张君劢《致徐复观函论希腊哲学》附，《中西印哲学文集》附编，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又指友人方东美、牟宗三皆不认同其《中国人性论史》论《易传》一章，“方先生和熊十力先生，彼此间都存有意见，但在中国哲学上同样走的是以《易传》为根据的一条路。我是治思想史的人，喜欢穷究历史中的源流，喜欢把问题从天上拉到地下来看，在这一点上，彼此之间，是始终无法契合的。”（《感逝》，收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足见其思想史考证取向与新儒家同道的哲学思辨取向之异。按：徐氏表面上始终尊礼熊氏，但于熊氏晚年学说实深有不满，甚至曾欲发动批熊运动，不过为唐君毅、牟宗三劝止（参翟志成《无惭尺布裹头归——〈徐复观最后日记〉代序》，《无惭尺布裹头归——徐复观最后日记》，台湾允晨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他对熊氏有公开批评：“熊先生的大著《原儒》，我看过好多次，都不能看完。因为其中有不少曲说。……在讲历史文化时，应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所以，我对《原儒》始终不十分同意。尤其是熊先生坚持他那一套唯心论的哲学系统，这就中国文化本身来说，就对现实来说，都是可以不必的。”（《熊十力先生之志事》，《徐复观杂文·忆往事》，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又云：“……熊师十力，以推倒一时豪杰的气概，在中国学问上自辟新境。但他瞧不起乾嘉学派，而在骨子里又佩服乾嘉学派，所以他从来不从正面撄此派之锋，而在历史上文献上常提出悬空地想象以作自己立论的根据，成为他著作中最显著的病累。”（《中国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据问题》，《两汉思想史》第三卷代序）可知他毕竟坚持实事求是，不满意熊氏曲解经典的习气；而他指熊氏唯心哲学为不必，否认儒学中存在形而上学体系（参郑力为《敬悼徐老师》，《徐复观教授纪念文集》），更等于否定熊氏学思的根本。至于称熊“瞧不起乾嘉学派，而在骨子里又佩服乾嘉学派”，若移以形容徐氏本人，岂非更为适当？

[17]徐氏1958年4月致胡适函（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页268-269）。

[18]前文题为《中国人的耻辱　东方人的耻辱》，后文题为《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哀悼胡适之先生》。当时有评论称“在古今中外之褒贬文章中，两个月之内，如此转变态度者，当推徐复观教授为第一”（东方望《也算“微辞”》，《〈文星杂志〉选集》，台湾鸿蒙文学出版公司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