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逸夫（1898—1991），江苏溧阳人。
在现代中国人类学史上，凌纯声、芮逸夫联袂而起，堪称哼哈二将。凌留欧读博，少年得志，而芮自学出身，因助凌氏整理赫哲族语言资料始得加入中研院。两人早期皆用力于边疆民族的历史钩沉，后来各有转向，凌气象阔大，芮分析细腻，各擅胜场。[1]他们曾共同调查湖南西部苗族、浙江南部畬民，尤以合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闻名；惜乎迁台后中道交恶，凌另创民族学研究所，而芮固守史语所，学术交谊有始无终，亦如物理学界之杨振宁、李政道也。[2]
芮氏一生著述，最精要者皆属论文，多已收入《中国民族及文化论稿》三巨册，可约略分为非汉族族群及其文化、中国古代亲属与家族制度两大方面。
苗族问题是芮氏学术生涯的正式起点，也是他长期关注的焦点，有《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苗人考》及《三苗与饕餮》；[3]因参与中英滇缅南段界务的会勘工作，西南民族复进入其视野，有《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僚为仡佬试证》、《僰人考》、《僚人考》、《仡佬的族属问题》及《僮人来源初探》等。其一般方法，大致是倚赖汉语文献史料，辨其风俗，定其名实，着重族属源流的梳理。至于中华民族、台湾土著及东亚邻近民族的研究，则多属通论而已。是为第一方面。
四十年代以后，芮氏开始将近代人类学引入传统的经史领域，以西方家族理论解释古籍所见的“族”与“家”，有《九族制与尔雅释亲》、《中国家制的演变》；由亲属称谓推衍其反映的上古家族关系，有综括性的《中国亲属称谓制的演变及其与家族组织的相关性》、《论中国古今亲属称谓的异制》，微观化的《伯叔姨舅姑考》、《释甥之称谓》、《释甥舅之国》及《释兄弟之国》，疏证式的《尔雅释亲补证》、《左传“穆姜之姨子也”质疑》。此外，于苗族、（台）泰雅族的亲属制度亦有探讨。大抵能观中外之同，祛古今之疑，阐释入微，可称他最显特色、最有突破的成就。是为第二方面。
按：十九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有一显一晦两大著作：显者为《古代社会》，构拟早期社会发展阶梯，而陷于公式主义，然因见重于马克思、恩格斯，遂在中国左翼史坛有绝大影响；晦者为《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通过亲属称谓以揭示原始家族制度，为人类学一大发明，然在中国却门前冷落。[4]惟冯汉骥知其底蕴，援引后一学说以入中土，撰《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一文；[5]而芮氏后来居上，所论尤为细致深刻；此外，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一章，取径亦不约而同。此数人所撰作，可谓摩尔根思想在现代中国学界的潜流。[6]
芮氏晚年主持史语所人类学组，有意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史》，为积累材料，乃费二十余年之力，贯彻其“把田野工作的透视带到图书馆中，以便充分利用历史上的资料与民族志资料交互参稽，由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彼此启发”的主张，[7]主持编纂《廿三种正史及清史中各族史料汇编及引得》，网罗历朝民族记录于一手，亦泽被学林之业。[8]
按：潘光旦据先秦史籍、二十五史及《资治通鉴》，辑录为《中国民族史料汇编》，性质亦与芮编略等；芮编成于众手，更为详备周密，而潘编以一人成之，附以按语，则尤见心得。
诗曰：尔雅谁教古义新，还从称谓释姻亲。湘西旧谊随流水，各占门庭自扫尘。
注 释：(www.xing528.com)
[1]参李亦园《凌纯声先生的民族学》，《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收入《李亦园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另，台湾谢世忠称“凌纯声处理的是文化单位、文化特质或文化项目的‘史’，而芮逸夫则比较单纯的就是‘一个民族’的‘史’。‘传播’是支配凌氏学术理论发明过程的主要个人想像或研究设计，而芮氏则一直在理清楚各个单一民族的来龙去脉。凌氏的学问‘大胆假设’，所以我们可能看到他的‘传播网’纵横亚、美、欧、非及大洋洲；芮氏的学问‘小心求证’，所以他就长期蹲在中国南方民族的架构上，一点一点地抹去掩砂。……假若一定要把两人都类归为‘历史学派’，我们也应理清楚凌氏属‘欧洲大陆文化传播史学派’，而芮氏则较倾向美国Boas 学派中的族群文化区历史发展取向”（《芮氏民族史的性质及其方法理论建构法则：兼论中国地区族群的历史过程研究》，《人类学研究：庆祝芮逸夫教授九秩华诞论文集》，台湾南天书局1990年版），但他既不顾及凌氏早期的民族史研究，也完全忽略芮氏的亲属制度研究，实际上是以后期的凌氏与片面的芮氏相比，显然并不周到。
[2]关于凌、芮冲突事，可参五十年代高去寻致张光直函（《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三联书店2005年版，页123-124、144-145）。按：李亦园将二者矛盾归因于“治学态度与视野的差异”（《凌纯声先生的民族学》），然而“治学态度与视野”之别，任何学人之间皆必有之，何曾一定引发矛盾？既然“治学态度与视野”有异，何以早年又能顺利合作？人事恩怨，固不必与学术取向有关也。
[3]《苗族的洪水故事》一文推测苗族“兄妹配偶遗传人类的洪水故事”为伏羲女娲神话的源头，藉异民族传说通解汉族古典文献，在当日震动一时，闻一多《伏羲考》即引申其说而作；然今日视之，其论证实甚勉强，在方法上虽有启发，而结论则难成立（参陈泳超《关于“神话复原”的学理分析——以伏羲女娲与“洪水后兄妹配偶再殖人类”神话为例》，《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冯汉骥四十年代评论：“近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进化者，莫不以摩尔根之社会进化阶段为其立论根据。但摩尔根之社会进化思想，特其表现于《古代社会》一书之中者，多与近来新发现之事实不合，故现在研究人类之社会进化者，即根本否认普遍之社会的进化有同一固定之程序，有如摩尔根及其他十九世纪中诸社会进化论者所主张者。不过从学术之发展上视之，摩尔根之所以为十九世纪伟大社会学家之一者，并不在其社会进化阶段之划分，而在其发现亲属名词与社会制度之关系；并不在其《古代社会》一书，而在《人类中之血族与姻族之系统》一书。”又云：“摩尔根之学说，已成为学术史上之陈迹……当摩尔根之著作发表之初，即为马克思及恩格斯所采用，故后之崇共产主义者，因欲尊马克思，故亦奉摩尔根之《古代社会》为天经地义，莫之或易。彼等固不得不如此者，因若否认摩尔根之说，即否认马克思学说之根据也。郭沫若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并非能以实事求是之精神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者，不过欲借中国之资料，以证明古代之原始共产社会而已。其盲从主义，昧于学术之进展，自属幼稚……”（《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另，黄文山在三十年代对摩尔根学说已有详细批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方法论》，见同名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芮氏承认“获益于冯汉骥先生的《中国亲属称谓制》（按：即《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一文者最多”（《伯叔姨舅姑考》附记，《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下集，台湾艺文印书馆1972年版）。
[6]宋光宇谓芮氏“关于中国亲属称谓制度的研究工作，可说是空前绝后。在他之后，五十年来，就不曾再有学者注意这个问题”（《芮逸夫先生的学术成就及贡献》，《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可见此道之寂寞。
[7]《廿三种正史及清史中各族史料汇编及引得·汇编之部》主编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版。
[8]全书原订《汇编之部》、《引得之部》各五册，合计五百余万字；但《汇编之部》刊布后，因二十五史已电子化，《引得之部》遂终止出版（参桑秀云《芮师逸夫先生最后的心愿》，《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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