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微星矮脚虎王英，凌纯声

凌纯声（1901—1978），字民复；江苏武进（常州）人。

民国时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有南北派之分，北派以燕京大学为重镇，服膺新兴的功能学派，侧重汉人乡村社区的社会分析；南派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为重镇，于法国民族学派及美国文化历史学派浸淫较深，侧重边疆后进族群的历史考掘。[1]北派厚今薄古，意在致用，世俗声名更盛，以费孝通为代表；南派重古轻今，无与国计民生，而成绩更为踏实，以凌纯声为首席。

凌氏论著宏富，其论文集名为《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分作“中国边疆民族与文化”、“中国古代与环太平洋文化”两大部分，正可涵盖他一生先后致力的两大学术领域。

凌氏二十年代留法，在巴黎大学受业于莫斯、葛兰言、黎维等人类学名家，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受聘于中研院，1930年赴东北考察赫哲族，为中国现代田野调查的先行者；稍后完成专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确定赫哲族属通古斯族一系，并全面总结其社会文化特征，论者评为“中国民族学家所编著的第一部具有规模的民族志专刊”、“中国民族学史上破天荒之著作”。[2]其后与芮逸夫合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以实地调查结合历史文献，描述细致，分析深入，亦为现代人类学名著。论文如《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及《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或辨识族属，或述论政制，或考察文化，皆用力之作。

1949年凌氏随史语所渡海迁台，在地理处境上由广阔转为狭小，但在学术视野上反由狭小转为广阔。由于台湾特殊的海洋地理背景，多保存南岛（南洋）民族的原始文化形态，此时他身处其境，眼光为之一变，其学问重心乃由境内的边疆民族转向境外的海洋文化，学思泉涌，力作迭出，可谓更上层楼矣。[3]

凌氏突破西人所谓“印度尼西亚文化圈”学说的地理局限，指出在远古时代，不仅东亚大陆（东南）、东南亚及南洋群岛已构成更大范围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4]甚至东西太平洋地区亦存在共同的文化因子。围绕此一主旨，他对各类文化特质分别作专题考述，仅专刊即有《树皮布印文陶与造纸印刷术发明》、《台湾与东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美国东南与中国华东的丘墩文化》、《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及《中国与海洋洲的龟祭文化》五种，论文更包括父子连名制、吐舌人像、铜鼓、猎首祭、犬祭、崖葬、洗骨葬、嚼酒、玉石兵器、封禅与社等杂多事项，其选择论题之罕僻，牵涉地域之宽广，绝不受现代国族地理的拘束，在“冷眼向洋”的中国学界，几为空谷足音。[5]

凌氏既有西方人类学的训练，又有本土学问的基础，既重视田野调查，又重视文献记录，故能处处发现史料，打破隔阂，中外系联，古今互证。[6]早年多作个案式的族群研究，为民族学的正道，论证皆中规中矩；而晚年作远距离的文化研究，则每承受传播主义之说，甚至相信中国古代封禅为西亚神庙文化东传的遗迹，[7]“大胆假设”有余，而未尽能“小心求证”也。此外，引证古史文献有“信古”倾向，亦其一病。[8]

按：近代以来治古文化者，如郭沫若《释支干》、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二集）、丁山《吴回考》、苏雪林“屈赋新探”系列、杜而未《中巴星象神话比较研究》，牵强附会的程度虽各有不同，而皆主张外域文化在上古传入中土。[9]卫、丁主印度影响说，而郭、苏主西亚影响说，凌氏亦承其绪耳。

诗曰：蛮夷环布太平洋，文化传播费考量。莫道初民尽湮灭，中原古俗见边疆。

注　释：(www.xing528.com)

[1]参黄淑娉《中国人类学源流探溯》，《梁钊韬与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1949）第五章，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按：林惠祥在厦门大学，杨成志在中山大学，另有美人葛维汉在华西协和大学，亦各成重心，惟声势不及耳。

[2]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据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引，页169）。另，李亦园称之为“国内民族学研究上的第一本完整的科学民族志书，同时也是自一九二二年B.Malinowski 出版《西太平洋的航海者》（The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之后至一九三五年间，全球人类学致力于基本民族志资料搜集与著述期中，重要的民族志书之一，而在国内也长久是民族学田野研究的范本”（《凌纯声先生的民族学》，《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收入《李亦园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凌氏自称此道为“中国海洋民族学”（Maritime ethnology）；他去世前曾表示其“学问的成熟是来台后才展开的”（《凌纯声先生的民族学》），可见“海洋民族学”方面的工作，是他自己最珍视的成就。

[4]参吴春明《“南岛语族”起源与华南民族考古》，《东南文化研究》第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八十年代大陆石钟健有《铜鼓船纹中有没有过海船》、《古代中国船只到达美洲的文物证据——石锚和有段石锛》，认为古越人航海已远至南洋乃至美洲（《石钟健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6]张光直回忆：“凌先生教我们民族学的田野工作，但他也灌输给我们对民族史文献材料的重视，古地理书从《山海经》到《太平寰宇记》，宋元以来笔记、地方志，甚至古代经典，无一不是做民族学的材料，从凌先生学到对任何材料都可以用人类学看法去研究的敏感度。”（《怀忆民族学前辈学者凌纯声教授》，《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版）

[7]见《中国的封禅与两河流域的昆仑文化》、《昆仑丘与西王母》，《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下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参《美国东南与中国华东的丘墩文化》，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68年版，页3。另，凌氏又认为东亚石棚文化（巨石文化）起源于地中海地区（《台湾与东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67年版，页127）。

[8]如他指“太昊葬宛丘（《文献通考》）黄帝生寿丘（《帝王世纪》），伏羲黄帝时代即有丘的传说，可说丘之起原甚古，约在公元前三十三世纪已有丘墩之存在”（《美国东南与中国华东的丘墩文化》，页166），又称“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约在纪元前三十三世纪，第一位皇帝伏羲氏即始乘桴。到了黄帝时代（2697B.C.）乃变桴筏以造舟楫”（《中国古代与南美西岸水运工具的比较研究》，《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年版，页25），明显缺乏史料批判的现代精神。

[9]郭著见《甲骨文字研究》；卫著副题作“先秦时代中印文化沟通的探讨”（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版）；丁著副题作“论荆楚文化所受印度之影响”（《齐大国学季刊》新第一卷第二期）；苏著计有《屈原与〈九歌〉》、《天问正简》、《屈骚新诂》、《屈赋论丛》四种（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杜著见《凤麟龟龙考释》（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