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常培（1899—1958），字莘田，号恬庵，原姓萨克达；满族正黄旗人，生于北京。
合译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皆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最早的研究员，亦可谓奠定现代中国语言学基业的三巨头。其中赵偏重方言，李偏重民族语言，而以罗最为全面。
罗氏家境没落，中学时兼学速记，曾任北洋时代的国会速记员，多接触各地方言，无意中为语言研究打下基础。后考入北大半工半读，受钱玄同影响，得入传统音韵学的殿堂；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向来穗调查方言的赵元任质疑问难，终转向现代语言学的新路。[1]故三巨头中，赵、李皆“海龟”，惟罗氏出身“土鳖”，殊不易得；又，或谓明代以来，音学名家几乎尽是南方人，则罗氏以北人治南人之学，尤难上加难矣。[2]
罗氏的主要成就，首为音韵：如论文《〈切韵〉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知彻澄娘音值考》据比较方法考订中古汉语音值，《释重轻》、《释内外转》、《释清浊》用现代语言学原理阐释传统音韵术语，《〈中原音韵〉声类考》、《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为近古音的探讨另辟蹊径；而专著《汉语音韵学导论》则为深入浅出的音韵研究入门。次为方言：专著《厦门音系》、《临川音系》从古今流变角度辨析现代方音，与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并为前驱著作；《唐五代西北方音》更藉汉藏对音材料考证古代方音，尤有开创性。再次为民族语言：倡导开发西南边疆的“语言学的黄金地”，并对莲山摆夷语、贡山俅语、茶山语等十数种民族语文分别作个案调查或分析。[3]凡此三大方面，实涵盖中国语言学的主流。
此外，更有超出纯粹语言学的《语言与文化》一书，从词语观察历史文化，包括“从语词的语源和演变看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等章节，由小见大，由静态见动态，于文化人类学、中外文化关系史、地名学及民族学皆深有价值，实为文化语言学的破空之作。[4]附录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一文，由姓名遗制以测族属渊源，亦可喜的发明。
按：《语言与文化》及此前《音韵学导论》两书，皆属述论性质，但多融入个人心得，且眉目清晰，举证丰赡，议论简明，为极其精练的专题综述，虽篇幅短小，实胜于世间庸常所见的皇皇巨著。罗氏自述《音韵学导论》凡八易其稿，“假如我把每条脚注加以铺张，把每个附表仔细描写，这本书的篇幅一定要比现在多出好几倍，不过我是故意把它写成这么薄薄一小册子的。”[5]此种著述作风，厚积薄发，以简驭繁，极可称道。
抗战后期，罗氏赴美访学，至1948年返国任北大中文系教授，[6]未久中共军队即已兵临城下。他稍后承认：“当时我发生了这样一种心理，‘殉节’，可不是为国民党而是为北大，为我的稿子……我是把在抗战时期对付日本人的‘殉节’办法，拿来对付共产党了，我以为共产党一进城，中国的文化也就完了，所以我要为北大，为我的稿子‘殉节’‘殉道’……我想北平解放后，就怕不会有可能写书了。”[7]然而未旋踵间，他即如冯友兰一般“咸与维新”，向新政权积极靠拢矣。故与他有私怨的顾颉刚私下责之云：“予前办通俗读物，攻予为共产党最力者，罗常培也。今北平入共党之手，首先钻进去者，亦罗常培也。”[8]随后他遂得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亦圣之时者也。
诗曰：方言考古此先河，元老齐名赵李罗。莫道著书多小册，世间口水已嫌多。
注 释：(www.xing528.com)
[1]罗常培《自传》，《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张清常谓：“1930年我考进北师大‘国文系’。在我当时的印象中，在世的久享盛名的中国语言学家前辈，老年的如章炳麟等，中年的如吴承仕、黄侃、钱玄同等，壮年的如刘复、赵元任、林语堂等，全是南方人。因此北方籍贯如天津王照者便屈指可数，北京籍贯如罗先生更是凤毛麟角了。……大概自陈第、顾炎武以降，清代及民国的著名音韵学家几乎都是南方人，许多人就认为若论搞音韵，首推南方人，意思是，古音（先秦）、今韵（隋唐），北方人没门儿。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孔广森了。”（《罗常培先生治学逸事》，《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按：李方桂原籍山西，但生于广东，十岁左右才离粤赴京，故不宜以北人视之（《李方桂先生口述史》第一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见罗常培《语言学在云南》，《语言与文化》附录。可参马学良《边疆语文研究概况》，《马学良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4]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从史实论切韵》由语音之别辨士庶阶级，实可归入文化语言学范围；此外，冯汉骥《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芮逸夫《释甥之称谓》、《伯叔姨舅姑考》、《中国亲属称谓制的演变及其与家族组织的相关性》，皆由亲属称谓论家族制度；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由地名追溯岭南民族史，皆可称文化语言学的先驱。晚近以来，如周振鹤、游汝杰由方言或近代译语观察中国社会文化，亦承其余风者。
[5]《汉语音韵学导论·自序》。
[6]战前罗氏已应母校之招，辞去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改任北大教授，与他合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的周祖谟回忆：“先生当时年仅三十五岁，风标卓越，语音清亮，讲解明晰，层次井然，深受欢迎。”（《周祖谟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7]罗常培口述《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五十年代出版社1950年版。另，罗氏以后又作回忆：“围城的五十天内，我一心只想把未完成的著作赶成一两部，万一北京解放后，北大不能存在，研究工作不能继续，我也可以达到‘殉校’、‘殉学’的志愿。”（《自传》）所述为同一事，惟表达较为隐晦。按：冯友兰指陈寅恪“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怀念陈寅恪先生》，收入《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罗氏当时“以为共产党一进城，中国的文化也就完了”的心理，实与陈寅恪略同，惟此后他心随世转，而陈则此心不改耳。
[8]顾颉刚1949年7月日记（据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引，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页74）。按：旧派的古物学家王襄有云：“罗常培所长视察天津市之便，过访寒斋。谈及共产党所抱主义，理义绝高，能解决事理矛盾，得汉宋学之英华，若身体力行，有无穷之妙用。爰就所见，制成联语……”（《簠室题跋》第四册《题赠罗常培联语》，《王襄著作选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下册页2093-2094）此处主语似不明，所言未必即罗氏之见；盖王氏此前已称“近年读马列著作，遇矛盾之理皆有玄解，且合实际，知共产之学造福社会……”（《簠室题跋》第四册《题自书联》，《王襄著作选集》，下册页2076）与“能解决事理矛盾……若身体力行，有无穷之妙用”的语意接近。然此处所言，至少亦为罗氏所认同者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