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灵星神医安道全，潘光旦的现代学林点将录

潘光旦（1899—1967），原名光亶，字仲昂；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

潘光旦、费孝通曾同在清华社会学系，又同为民盟成员，私交密切，费视潘为师长，[1]然两人的学术背景差异甚大：潘留美攻生物学，费留英攻社会人类学；潘以古典文献的考掘见长，费以现时社会的实地调查闻名；研治家族问题，潘重视血缘的历史传承，费重视制度的社会功能。论声名与影响，费似过于潘；而论学力之深厚、视野之广阔、见解之新颖，则潘固胜于费也。[2]

潘氏就读清华学校（游美预备班）时，已援引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撰《冯小青考》，从影恋（自恋）角度解释一位明末女子的事迹，饶富新义，[3]当时梁启超称许他“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4]初试啼声，迥异凡响，实已奠定他将西方学理与中国古籍打成一片的学问格局。[5]

遗传学及优生学受累于纳粹屠犹及种族歧视，久已一蹶不振，但在近代曾风行一时；[6]潘氏深受其影响，故在治学上特重家谱与人才问题：前者有《中国家谱学略史》、《家谱与宗法》、《章实斋之家谱学论》；后者有《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近代苏州的人才》；[7]而“打通家谱与人才两个题目”者，则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8]与费孝通合作的《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从社会学立场讨论科举制，亦属人才研究的延伸。他强调人物成长的遗传性，虽不免有所偏颇，但他借鉴生物学、社会学以治史的方法，却并未因此失色，实为中国社会史学（历史社会学）的先声。

五十年代以后，优生学在大陆成为禁忌，潘氏乃转向民族史研究，著有《开封的中国犹太人》（前编）、《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钩沉佚史，识别族属，皆填补空白的力作；又遍读史籍，辑录《中国民族史料汇编》，亦有劳绩。

潘氏成就的另一大宗，则为西方名著的译注，最要者当数霭理士《性心理学》、恩格斯《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三种。《性心理学》注释凡五百余条，多是他从正史、笔记、诗词戏曲等各类文献中搜集的中国性史资料及相关见解，可与霭理士原著相证发，最为世人艳称；附录《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一文，尤为同性恋史的凿空之作。[9]《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注释的字数甚至超过原著，处处可见他对中国上古社会独到的人类学观察，真正可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10]如此以著述态度作译注，其难度及价值，又岂在正规著作之下耶？

潘氏精力旺盛，撰作极多，专著而外，专业性的散论辑录为“人文生物学论丛”，包括《优生概论》、《人文史观》、《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及《优生与抗战》；[11]此外政治社会方面的评论也不计其数，民国时汇刊为《读书问题》、《自由之路》、《政学罪言》数种，而未结集者尚多，亦现代一大舆论家。他以“提高民族素质”自任，为国人中鼓吹优生学说最有力的代表，则拟之为神医安道全，不亦可乎？

潘氏年轻时在运动中受伤，因细菌感染而截去一腿，此后终身不离双拐。[12]

按：其笔名及室名有“坎侯”、“踦庵”、“踦斋”、“夔庵”、“夔斋”及“胜残补阕斋”等，皆暗示其残疾；[13]其中“夔庵”、“夔斋”之“夔”，盖取义于上古“夔一足”的神话。又，徐志摩曾有“胡圣潘仙”的戏语，“胡圣”即胡适，“潘仙”即潘光旦，以其形似铁拐李，可置于“八仙”之列也。[14]鲁迅小说《理水》有“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自称“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即影射潘氏耳。

诗曰：考证小青犹少年，人称铁拐是潘仙。性心理学劳君译，一卷居然有郑笺。

注　释：

[1]费氏曾表示“我同潘先生应该说是师生关系，接着我们又都在清华教书，所以又建立了同事关系”（《从私交到公关》，《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后来才直接称为老师，可见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师徒。

[2]费氏能贯彻其思路，并领导团队，建立学统（所谓“魁阁”群体），故影响非潘所及。但费氏的核心观点，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为“乡土社会”，类似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称的“共同体”（gemeinschaft），实属以偏概全，将基层社会特征等同于整体社会特征。他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中国》），然“从基层上看去”，古今中外的社会何者非乡土性欤？此与指中国传统经济为“自然经济”之说，在方法上皆有同样偏差。(www.xing528.com)

[3]后增补为单行本《小青之分析》，重版时易名《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以后又有《小青考证补录》（收入《潘光旦文集》第八卷）。按：从心理学立场观察中国古代文化现象，尚有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章士钊《五常解》，张耀翔《拜发主义与拜眉主义》、《中国历代名人变态行为考》，孙席珍《变态性欲的林和靖》，皆与潘氏趋同（据张京媛编《中国精神分析学史料》，台湾唐山出版社2007年版）。

[4]《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所附评语手迹。

[5]潘氏六十年代带有自我批判性地回忆：“在出国前的一二年，我就曾经乱抓一阵所谓‘精神分析派’的书刊，配合上《虞初新志》里支如增所写的《小青传》，在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写缴了一篇《小青的分析》，也算是‘历史’，也算是做了‘研究’，也算是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方法’。当时任公先生大为称赞……同时，一个教德文的美国教授认为我在小青这人身上找到了上好的资料，比西洋用来证明这派学说中的同一论点的资料好得多，又向我灌上大量的米汤。任公先生所欣赏的是‘方法’，而这个美国教师所赞许的是‘资料’，‘方法’与‘资料’都对了头，岂不是前途无量！”（《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潘光旦文集》第十卷）可见其论著特色，正在于西方“方法”加中国“资料”也。

[6]参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第七章，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7]近代的同类研究有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张耀翔《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朱君毅《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参朱著《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中华书局民国21年版），惟他人仅从地理分布的角度研究人才，而潘氏则主要“用了生物遗传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人才”（《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弁言》），并兼顾地理因素。

[8]《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自序》。

[9]参张中行《一本译著的失而复得》、舒芜《有学问的译注——〈性心理学〉译注品评》、邹振环《〈性心理学〉：其节译、全译精注及其传播与影响》，皆收入《中和位育》。按：何炳棣回忆西南联大时，潘氏曾与他谈论性心理问题，“最有意思的是潘先生同意我的意见，从性技术可以洞窥中西文化的‘基本’不同——西方如Harrist 和法国短篇小说之王莫伯桑（Guy de Maupassant）之流以性交连泄次数之多为能，而中国则以黄帝御女久而忍精不泄为能。谈至此，不禁相对大笑。潘先生随即指出，中国这种coitus interruptus 如成习惯，大大有害性生理。最后我问他林语堂讥笑宋代理学和道学家性无能或性寡欢是否有道理，潘先生也只颔首微笑而不答，大概是不愿对宋儒太刻薄吧。”（《读史阅世六十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页184）此亦学界逸闻，附录于此。

[10]郭沫若自许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而潘氏指恩格斯“在全书中未尝有只字提到中国，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本译本中的大部分的译注是想多少弥补这一个缺憾的”（《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第七章注[1]），可知其目的亦与郭氏略近（参孙珉《相互激发、相互补充的翻译珍品——读潘光旦译〈家族、私产和国家的起源〉》，《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人文生物学论丛”共编有七辑，第四辑《优生闲话》、第五辑《民族兴衰各论》、第六辑《家谱新论》在抗战时散佚（参《优生与抗战·弁言》）。

[12]潘氏在清华时，曾询问代理校长严鹤龄残腿能否留洋，严表示：“不大好吧，我们把一个腿的人送出去，美国人怕会想到，中国太没有人了！”（潘光旦《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一个自我检讨》，《潘光旦文集》第十卷；参郭道晖整理《潘光旦谈留美生活》，《中和位育》）按：翁独健因小儿麻痹致一腿残废（故易名“独健”），许倬云更因小儿麻痹致四肢伤残，徐道邻因幼年失足而终身不良于行，梁思成因车祸跛足，冯承钧因中风瘫痪，陈寅恪晚年亦膑足，潘氏与此数人，皆可谓形毁神全者。

[13]潘乃穆《回忆父亲潘光旦先生》，收入《中和位育》、《潘光旦先生诞辰纪念文集》。

[14]梁实秋《清华七十》（据潘乃穆辑《梁实秋笔下的潘光旦》，《中和位育》）、《胡适先生二三事》（《梁实秋怀人丛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