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理名胜的敦煌在中国，而作为文物瑰宝的敦煌却在欧洲。故清末民初，国人于敦煌遗书仍不得窥其全豹，虽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诸名流先后涉猎其间，然多属零敲碎打，不过学术游击战耳；及至三十年代，向达、王重民以北京图书馆交换馆员身份，联袂赴欧，系统调查英国图书馆及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为中国敦煌学真正奠定基础，始成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而向、王二氏，一侧重于中外交通，一侧重于文献，亦由此成为敦煌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两大中坚。[1]
向氏于东南大学（原南京高师）史地系毕业后，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事之余不废学业，数年之间，撰写《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唐代刊书考》、《论唐代佛曲》等论文，译著亦多涉及中古时代的中西交通，已确立其治学方向。供职北京图书馆后，续有力作，尤其以《燕京学报》专号形式发表的长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题材重大，而能考述细致，文献详尽，而能以图补史，被公认为其平生的代表作；[2]另有《中外交通小史》、《中西交通史》两种简明扼要的专书，并译有关系重大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遂跻身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前沿。[3]
藉此学术背景，此后他转入敦煌学领域，不仅顺理成章，亦相得益彰。其于敦煌文献，有《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唐代俗讲考》一篇，尤考订精湛，于佛教传播史及俗文学史皆深具价值。他曾两赴敦煌考察，在文献功底之外，再结合实地考古的功夫，论敦煌学的知识结构，较之王重民更为全面。[4]其后他以“瓜沙谈往”为题，撰《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皆访古有得之作。[5]
此外，抗战期间，他一度受聘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寓居昆明郊外浪口村，乃就近问学，究心南诏史迹，成为其唐代研究的旁支。[6]其论文《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南诏史略论》及专著《蛮书校注》成稿甚迟，然皆触发于浪口村之乡居岁月也。[7]
按：战时士人云集川滇一带，研治西南民族历史文化颇成一时风气，如罗常培、闻宥、李方桂、傅懋
马学良之于边疆民族语言，刘敦桢、梁思成之于西南古建筑，李安宅之于藏传佛教，马长寿、江应樑、林耀华之于凉山彝族，陶云逵、田汝康之于摆夷（傣族），李霖灿之于纳西文字，石钟健之于大理历史，向氏不过个中一例耳。[8]
五十年代以后，向氏回归早年的中西交通研究，惟所偏重的时地，则由中古的西域转向近古的南海，即由内陆丝绸之路转向海上丝绸之路，似有从海陆两道完善其交通史研究的意图。[9]他主持“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计划，在南海方面，完成《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及《两种海道针经》校注三种；在西域方面，则有《西游录》校注，《大唐西域记》有心整理而无所成，身后仅余所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而已。
向氏性格高傲，言语率直，不善处世。四十年代后期在北大时，曾当面质询校长胡适：“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无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吗？”[10]胡适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复讥刺：“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11]但后来大陆倾国围剿胡适，他反倒不愿落井下石。[12]不曲意逢迎在前，不乘人之危在后，无愧书生本色。
1957年鸣放运动前后，他到处发言，指责党内领导，又主张湘西设立土家族自治州，终名列史学界四大右派。[13]当日公开撰文批判其人者，有左翼巨擘侯外庐、翦伯赞，有前辈大老陈垣，有后起才俊邓广铭、胡厚宣、杨向奎、白寿彝，[14]可见讨伐声势之盛，然由此，不亦可见其人学术身价之重耶？
诗曰：长安盛世贾胡行，海外敦煌万里程。最是书生宜右派，大唐西域注难成。
注 释：
[1]白化文指向、王为“中国敦煌学界第二代的代表”（《读王有三[重民]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周绍良亦称他们“是我国第二代敦煌学者中的双子星座，他们二位远涉重洋，亲自阅卷编目，掌握了那时所能见到的绝大部分敦煌卷子，奠定了我国学者在当时敦煌学界的领先地位。……他们两位元勋可以说是我国敦煌学的系统的真正创建者”（《〈敦煌余录〉序》，《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
[2]贺昌群评曰“个人多起捃摭疏通之勤，而惜其少独发之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书评]，收入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华书局2008年版）。(www.xing528.com)
[3]李东华举陈垣、张星烺、向达、方豪四人为民国以来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代表（《怀援庵与亮尘，念觉明与杰人——略论民国以来国人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方豪先生年谱》附录，台湾“国史馆”2001年版）。
[4]周绍良谓：“敦煌学原来只是从研究个别敦煌遗书中的卷子开始的，后来扩大到石窟研究，形成两条腿走路之势。……从这一点说，向先生实在是我国敦煌学的全面的奠基人，王先生只用一条腿，就有点不全面了。”（《〈敦煌余录〉序》）另，李东华也认为在西北史地研究方面，向氏乃“民国以来训练最完备、经验最丰富的罕见专业研究者”（《怀援庵与亮尘，念觉明与杰人——略论民国以来国人的中外关系史研究》）。
[5]“瓜沙谈往”原拟写作四篇，《瓜沙曹氏史事攟逸》未成，后改以《西征小记》充数（《西征小记》题记）。
[6]见《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蛮书校注·序言》（中华书局1962年版）；参万钧《敦煌艺术的拓荒者 西域文明的采珠人》（《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及阎文儒、阎万钧《向达先生小传》（《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顾颉刚同一时期亦居浪口村，并有《浪口村随笔》（后改订为《史林杂识初编》），亦战时学术佳话也。
[8]罗常培当时有言：“费孝通先生在‘关于功能派文化论’里说他老师马邻诺斯基（B.Malinowski）教授当第一次‘欧洲战起正在新几尼亚之北，所罗门岛之西的一个叫做Trobriand 小岛上工作。他既是波兰籍，是协约国敌人中的朋友，所以除了不能自由离境外，他在土人中仍可继续工作下去。这个战事无意中玉成了他实地研究的素志，而Trobriand 小岛也就成了功能派人类学的发祥地’……那么，我们何妨仿效马教授在Trobriand 岛上的精神，充分利用现在的环境，尽量搜集这块土地上所有的语言材料，给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石，岂不给中国语言史添了一张新页吗？”（《语言学在云南》，《语言与文化》附录，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此意亦可移以形容向氏等人在西南的学术工作。
[9]李东华指出向氏“晚年研究方向由西北转趋东南，时间由唐宋下移明代，为其治学最重要的转变”（《怀援庵与亮尘，念觉明与杰人——略论民国以来国人的中外关系史研究》）。
[10]邓嗣禹《北大舌耕回忆录》，《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版；另参肖良琼《忆向达先生》，《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682。
[12]向氏在反右时交代：“批判胡适未写一文，自己说对旧人如胡适并不喜欢，但作为面对面的阶级斗争则缩回去不作了。旧士大夫思想非常浓厚，49年讨伐傅斯年要我签名不大干，认为落井下石之事不为。”（《向达在北大历史系的检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编印）按：向氏当时承认自己在学术上“受了胡适一派影响相当深，藏身在考据的象牙之塔中”（胡厚宣、杨向奎《批判向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又收入《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又自述“客观唯心论影响甚深，同样有胡适发现一个字等于发现一个行星的看法”（《向达在北大历史系的检讨》）。另，据说国共内战时胡适多次劝向氏赴台，为其拒绝（万钧《敦煌艺术的拓荒者 西域文明的采珠人》；阎文儒、阎万钧《向达先生小传》），未知信否。
[13]向氏汇辑其论文精萃为一集，而径以其中《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篇为总名，1957年4月由三联书店印行；若稍晚数月，右派加冕，则其书必无问世之日矣。此亦不幸中之大幸。
[14]收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的文章计有：陈垣《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着重进行思想改造——驳斥右派分子向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侯外庐《看向达交代和检讨的右派“矛盾”怪论》，翦伯赞《向达是怎样反对党对历史科学的领导的》，熊德基《驳斥右派分子“党不能领导历史科学”的诬蔑》，邓广铭《评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胡厚宣、杨向奎《批判向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白寿彝《向达阴谋制造民族分裂》，熊寿琪《批判向达在土家族问题上的反党和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另，对向氏作口头批判者，在北大历史系会议上有杨人楩、齐思和、邓广铭、周一良、阎文儒、田余庆、金克木、贺昌群、张政烺、熊德基、郑昕、汤用彤、翦伯赞等；在北大文科大会上有邓广铭、汪篯、杨人楩、邵循正、熊德基、汤用彤、翦伯赞（《北大历史系群众对向达检讨所提意见的摘录》、《北大文科各系联合反右派大会上群众对向达所提意见的摘录》，《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按：邓广铭一文批驳向氏“对于唐代中西交通史学基本知识之贫乏”，无论在人情上，或在学术上，皆甚严厉，疑杂有人事因素。盖向氏曾对胡适甚无礼，而邓乃胡适嫡系，此时或为其师公报私仇欤？又，钱锺书与向氏为故交，他在《容安馆札记》中指斥邓氏“真庸而妄者”（范旭仑《容安馆品藻录·邓广铭》，《万象》第六卷第五期），则复代向氏报一箭之仇欤？若如是，真可谓黄雀在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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