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昇（1912—2001），广东顺德人。
国人治中国经济史，以陶希圣开风气之先，而大刀阔斧，粗具规模而已；三十年代后，乃有梁方仲、全汉昇相携而起，各有专攻，始臻精密。梁、全二氏皆以粤人而治经济史，梁考证精细过于全，全则气象广大过于梁，而同行相惜，互为砥砺。[1]1949年之后，全氏流寓海外，治学条件较优，著述亦较梁氏为多。
全氏就读北大历史系时，已屡在陶希圣主持的《食货》杂志发表社会史论文，[2]并刊布专著《中国行会制度史》；毕业后得入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鼓励他专治经济史，在学问上遂定其终身。[3]
全氏早年关注的时代，大致在宋元以前。关于货币及物价，始撰《中古自然经济》，综考魏晋至唐代中叶的货币演变，随后分别考述唐、宋、元历朝的物价或纸币，顺流而下，颇有纵向的连贯性。关于商业贸易，则特别着重处于枢纽地位的大都会，于运河沿岸的汴梁、扬州及杭州，于交通中外的广州，各有专论，则又可见其横向的系统性。此外，《唐宋帝国与运河》专刊一种，更是他平生最特出的力作。
按：中古以降，中国在地理上渐成政治重心在北、经济重心在南之势，而运河联通南北，弥合政治与经济的失衡，实为统一帝国的生命线。全氏拈出此题，[4]全力以赴，尽管在解释上不无偏向，仅强调运河影响帝国政治的一面，[5]然引证详博而论辨简明，不失为第一流的历史专题研究。[6]故杨联陞评为“精心结撰的著作”，“虽不能说‘石破天惊’，确无愧为‘颠扑不破’”；其弟子王业键甚至称为“千古不刊之作”。[7]
全氏四十年代得机赴美进修，多购读西洋经济史著作，尤其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一书，分析英国煤矿业兴起的技术与经济背景，以及煤矿、钢铁产业对于资本主义增长的关系，对他启发尤大。同时，在现实经验中亦深受日、美物质文明的刺激，遂促使他思考中国工业化何以迟缓的缘由，并转向近代工业史的研讨。[8]如《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及《清季的货币问题及其对于工业化的影响》，可代表其宏观认识；如论汉阳铁厂、江南制造局、汉冶萍公司、商办铁路，以及《山西煤矿资源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关系》、《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地位》之类，则代表其个案或局部考察。
另一方面，他对货币及物价问题始终兴趣不减，惟所关注的时代下延至明清时期。[9]其最突出的贡献，一为美洲白银输入的考述，一为清代物价的总结，与早期所著合而观之，已形成近代以前千余年金融史的轮廓。其中《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及《美洲白银与明清经济》等相关论文超过二十篇，再三强调白银输入对于清代物价上涨及经济繁荣的关键性影响，尤为关系全局的一大论断。[10]
全氏的治学特色，大抵在善于选题，博于引证，其弟子何汉威总结为四点：发掘新问题及新领域、尽力扩张史料范围、吸取西方经济学观念、重视材料量化。[11]其一生论著，以论文为多，先后汇编为《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国经济史研究》及《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内容虽不无重复之处，但论范围的广阔、成绩的繁富，宜可谓中国经济史领域的第一人。
全氏在史语所资历甚深，更曾代理（台）中研院总干事；在海内外享誉亦高，严耕望谓早期中国经济史学仅全氏可与日人相抗衡，杨联陞亦推之为经济史坛祭酒。[12]但他迟至1984年才当选中研院院士，此或因史语所重上古而轻近世，重史料考订而轻社会科学，经济史固非其学问之嫡系耶？[13]
弟子王业键，专长于清代经济史。
诗曰：纸币银元著述多，乘桴岁月未轻过。世人漫诋隋炀帝，唐宋繁荣赖运河。
注 释：
[1]何汉威《经济史坛祭酒全汉昇传略》，《薪火集：传统与近代变迁中的中国经济——全汉昇教授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代序，台湾稻乡出版社2001年版。(www.xing528.com)
[2]包括《宋代都市的夜生活》、《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中国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中国苦力帮之史的考察》、《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宋代东京对于杭州都市文明的影响》、《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及《清末西洋医学传入时国人所持的态度》等（据《全汉昇教授著作目录》，《薪火集》），皆不属经济史范围，以后亦未收入其论文集。
[3]全汉昇《回首来时路》，《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印行。
[4]全著自序云：“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于运河与大唐帝国的关系有一个很锐敏的观察。如第一五页说，‘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又第一一五至一一六页说，‘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赋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梁，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由于陈先生这种重要的指示，作者深感运河与唐宋国运关系的密切，故有此书的写作。作者在这里首先要对陈先生的启发敬志谢忱。”可知此题颇受陈氏史识的启发。不过，在陈著出版以前，全氏亦曾指出：“中国自汉末至隋，除中经西晋五十年的比较统一以外，政治上有三百多年的分裂。但自运河促成南北经济统一后，大体上说，统一在中国政治上是常态，分裂是变态。”（《宋金间的走私贸易》，《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按：陈氏论明末史事亦尝曰：“郑氏父子之兴起，非仅由武力，而经济方面，即当时中国与外洋通商贸易之关系有以致之。明南都倾覆，延平一系犹能继续朱氏之残余，几达四十年之久，绝非偶然。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又曰：“夫郑氏之兴起，虽由海盗，但其后即改为经营中国南洋日本间之物产贸易。”（《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版，中册页741、下册页1043）此与运河影响唐帝国一义，皆可见其论史实有经济眼光。
[5]全氏总结：“运河对于第二次大一统帝国的贡献，既然在连系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以便因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而发生伟大的力量，它与此后唐宋帝国势运的盛衰消长自然要发生不可分离的关系。……当运河能够充份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的时候，这个帝国便要随着构成份子凝结的坚固而势力雄厚，国运兴隆；反之，如果运河因受到阻碍而不能充份发挥，或甚至完全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个帝国便随着构成份子的离心力的加强而势力薄弱，国运衰微。”（《唐宋帝国与运河》第十章）这一解释就嫌过于单向度。如一反其思路云：当帝国势力雄厚、国运兴隆的时候，运河便能够充分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反之，当帝国势力薄弱、国运衰微的时候，运河便不能充分发挥、甚至完全不能发挥它的作用，不亦可乎？盖作为经济因素的运河，并不能单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它与作为政治因素的帝国实互为影响。非帝国维系统一，运河不能长期保持贯通；非运河保持贯通，帝国亦难以长期维系统一也。
[6]全著当年为热门之作（参王尔敏《沙学浚先生历史地理学之理论纲领》，《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然大陆倪玉平新作《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征引文献详备，而竟不载全氏此书，可见其人其书已甚冷落矣。又，台湾吴辑华有《元朝与明初的海运》诸文（《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版）及专著《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版），亦不妨视为一部“明帝国与海运及运河”。
[7]杨联陞《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王业键《全汉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薪火集》。
[8]《回首来时路》。
[9]在全氏的学术生涯中，货币与物价实为趣味最深、用力最勤的课题（参《经济史坛祭酒全汉昇先生传略》），其源起则与他对抗战时通货膨胀的感受有关（《回首来时路》）。
[10]中国学界对于美洲白银问题的研究，当以全氏最丰富也最深入。由于德人弗兰克《白银资本》的刺激，此问题近年顿成显学，然而《白银资本》的参考文献中尚有全著，而张宇燕、高程的《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反而未见全氏见解的一丝踪迹，可见大陆学界对他的隔膜。
[11]《全汉昇与中国经济史研究》。
[12]严耕望《治史经验谈》，《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51；杨联陞《诗赠全汉昇公》：“英年唐宋追中古，壮岁明清更迈伦。经济史坛推祭酒，全公学识两超群。”（《哈佛遗墨》，页288）按：严说不准确，梁方仲亦不亚于全氏，在日本学界尤受推重。
[13]比如杨联陞、严耕望年岁比全氏稍晚，分别于1969年、1970年即当选；方豪与史语所素无渊源，余英时尤为晚辈，亦皆于1974年当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