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1903—1975），原名鉴，字有三，号冷庐；河北高阳人。
近世治目录版本者，有旧式鉴藏家，如杨守敬、缪荃孙、叶德辉、傅增湘、伦明、莫伯骥、徐信符，多藉私人之力勤搜泛览，以实践经验见长；亦有新派学问家，如袁同礼、王重民、赵万里，则依赖新式公立图书馆的背景，以知识条理取胜。其中王氏游学中外，阅书之宏富，较之旧派诸家固无不及，而著书之专精则尤过之矣。
王氏1924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问学于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袁同礼，毕业后供职于北平图书馆，遂确定其终身的治学取向。[1]其有关目录版本的论著，较系统者如《中国目录学史》、《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已收入《中国目录学史论丛》；较零散者，包括书史杂考、人物传述、图书题跋、版本考订及访书见闻种种，则收入《冷庐文薮》。他平生寓目的善本无数，二战时先后应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文库之邀鉴定古籍，又整理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的珍本，加上回国后所见北大图书馆庋藏，撰成提要约六千种，考其源流，校其异同，补其缺失，身后汇录为《中国善本书提要》及《补编》，仅就规模而言，可谓近人同类著作之冠。[2]又辑录《越缦堂读史札记》、《越缦堂文集》、《孙渊如外集》等，与杨殿珣主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皆泽被学林的遗业。
敦煌遗书为近代中国文物及文献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之一，而敦煌学亦为清末以来的显学。王氏三十年代赴欧考察，因有北平图书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互换馆员的机缘，得至巴黎为伯希和所获敦煌卷子编写目录，遂恭逢斯学之盛，眼界为之一开，乃挟传统文献学的功力，顺势突入新兴敦煌学的领地。[3]其相关撰著，以考述文献为多，亦偶涉史事、历日，单篇论文汇集为《敦煌遗书论文集》；另辑有《敦煌古籍叙录》、《敦煌曲子词集》、《补全唐诗》，合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变文集》。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为敦煌学奠定目录基础，又为中国文学史提供新史料，所成就者，较之其目录学方面，亦殊无逊色。
此外，他旁涉知识尚多，故每能与目录学功夫相得益彰。如早年曾治诸子，撰有《老子考》、《列子校释》。又如六十年代初开始研究徐光启，先后编著《徐光启集》、《徐光启》，再加上此前《辨黄道婆》、《本草经眼录》、《述杨梅疮之输入与传播》及《我国北方播种水稻的历史》之类，则可见其于科技史亦非泛泛也。
四十年代王氏寓居美国时，与胡适交往频密，历年往来函札多达二百余通。[4]他对于胡的为学与为人皆推挹备至，称胡的考证“清晰、缜密、谨严”，又说“每聆先生一言，往往于治学方法与心灵方面，获益无穷”，更恭维胡为“全世界唯一的汉学大师”。[5]以他与胡适私交之深，五十年代大陆举国批胡，而王氏似未发一矢，亦难能可贵矣。[6]
“文革”后期，“四人帮”集团出于政治影射需要，鼓吹尊法批儒，大力突出明代反儒思想家李贽（卓吾），并称发现其佚著《史纲评要》。当时北大主事者命王氏鉴定《史纲》，有意利用其目录学权威的地位以张大声势；但王氏未迎合其意旨，而忠于所知所学，指其书为托名伪作。[7]1975年四月间，他在批斗大会上受到不点名批判，惊惧交集，竟于次日步王国维后尘，自缢于颐和园。[8]
按：知识分子自杀，固不自“文革”始。然近代如梁济、王国维自戕，终属偶发的个人事件；而至“文革”时乃前仆后继，竟成一种群体现象。当时“自绝于人民”者，如傅乐焕、李平心、许政扬、汪篯、陈梦家（1966）、朱偰、翦伯赞（1968）、吴晗（1969），皆第一线的文史学人。[9]惟王氏据说是北大最后一位自杀者，东方将白而不知，惜哉，痛哉。
诗曰：考证功深拜老胡，千元百宋指迷途。求真必有违时语，一死无关李卓吾。
注 释：(www.xing528.com)
[1]孙楷第、王庸、谢国桢、刘节、于道泉、贺昌群、赵万里、张秀民、谭其骧皆曾任职北平图书馆，而各有所成（参牟润孙《悼念向达》，《海遗丛稿（二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张广达《向达先生文史研究的贡献》，《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阴法鲁、萧良琼《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向达》，《向达学记》，三联书店2010年版）。
[2]王氏所著录善本，计美国国会图书馆一千六百余种、葛思德文库一千种、北平图书馆二千七百余种、北大图书馆六百种，原拟继续检读国内其他图书馆所藏，期成万种之数，惜因循未成；其中葛思德部分由台湾屈万里增订，另刊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文库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未收入《善本书提要》及《补编》（刘修业《中国善本书提要·后记》）。按：相较之下，傅增湘观书博极海内，然其《藏园群书过眼录》收书亦未过五千，且著录多甚简略，而精详者汇为《藏园群书题记》，更未足六百。又，王氏承受现代学术观念影响，重视通俗类、科技类乃至民族类文献，则已突破传统目录学的习气。
[3]除敦煌学之外，原计划尚包括叙录明清来华天主教教士译著、搜集太平天国史料、寻访古旧善本（刘修业《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编年》，《冷庐文薮》附录）。此三方面，前者编有《欧洲所藏明清之间天主教士译著述书录》，已佚；次者刊有《太平天国官书十种》；末者的成果则为善本提要系列。
[4]胡适一生与顾颉刚、王重民、杨联陞三人往来通信最多，皆超过二百通，而现存者以胡、王之间最多（徐雁平《王重民和胡适学术交往考述：1943-1948》，《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5]《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上册页181、页67、页172。
[6]揆以其时情势，王氏似难独善其身，或不免稍作口头表态，惟未形诸文字耶？然较之撰文对乃师反戈一击的顾颉刚、罗尔纲、陆侃如、周一良辈，固已远胜之矣。按：王氏1956年有《悼杨树达先生》一文，其中引述杨氏《温故知新说》时提及胡适：“……如‘名字无位别’是中国文法的规律，可是胡适的《吾我篇》，硬用欧洲文法来附会，那是妄诞，也不能知新。”（《冷庐文薮》上册）
[7]参崔文印《谈史纲评要的真伪问题》（郑良树《续伪书通考》，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中册页1183-1190）。
[8]其妻刘修业云：“他临走前还在他书桌上，放下他常用的一块手表及一本《李卓吾评传》，我事后细思，他所以放下《李卓吾评传》是有深意，一则因他不肯迎‘四人帮’的意旨，为托名李卓吾所撰伪书作伪证，次则李卓吾也是以七十稀龄，被明末当道诬蔑，自尽于狱中，明有自况之意。”（《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编年》）另，顾颉刚日记谓王氏“不知何种刺激，于今年五月自经颐和园后山丛树中。此与向达之病死，刘盼遂之自杀，同为可惜事”（据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页325）；何兆武亦回忆：“……当时发现一部李卓吾的手稿，请王重民鉴定，王发现是假托的，领导当然不满意，让他再仔细审查，结果他认为还是假的，领导很不高兴，一次开大会的时候说：‘有的老右派还不老实，派给他个任务，还在那里捣乱……’这给王重民的压力很大，以为要整他，就自杀了。”（《北图编目员》，《万象》第八卷第五期）
[9]参谢泳《1949年-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状况的初步考察》，《教育在清华》，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傅乐焕自杀事见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陈得芝《师德追思录》（《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朱偰自杀事见纪维周《为护古城墙屈死的朱偰》、朱元曙《〈昔日京华〉重版前言》（《孤云汗漫——朱偰纪念文集》，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按：刘盼遂“文革”时受红卫兵批斗，结果死在水缸之中（参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302），或谓不堪忍辱而自戕（谢国桢《记清华四同学》，《瓜蒂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又《我的治学经历》，《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罗继祖《刘寡欲 谢多情》，《鲁诗堂谈往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或谓受折磨致死而当事者伪作自杀现场（王力《五哀诗》之五注释，《龙虫并雕斋诗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页169；聂石樵、邓魁英《怀念刘盼遂先生》，《刘盼遂文集》附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38）；而揆诸情理，斗水之缸，如何自杀？前说或有所讳言，似以后说为可信也（参散木《也说刘盼遂先生之死》，《灯火阑珊处——时代夹缝中的学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此外，另有田汝康曾两度割脉自杀，幸皆得救（傅德华《一代学人的三大贡献——记田汝康教授的非凡学术生涯》，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附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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