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上虞东关（原属绍兴）人。
李方桂重学问而轻行政，曾谓“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1]近时陈平原亦有“第一流学者不该当校长”之论。然民国以来，知名学人如董康、蔡元培、陈垣、马寅初、任鸿隽、张颐、王星拱、刘文典、胡适、王世杰、李思纯、胡先骕、辛树帜、姚从吾、钱穆、傅斯年、罗家伦、张其昀、丘汉平等，皆兼及学术行政工作；[2]其中董、陈、胡、钱、傅诸公，岂非“一等人才”、“第一流学者”乎？而竺氏久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亦跻身第一流者也。
竺氏1910年考取清华留美庚款，与胡适、赵元任同期赴美，先后就读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创建中研院气象研究所，为中国近代地理学、气象学的开山。
竺氏早年所学所治，皆属纯粹的自然科学，尤专于东亚地区的台风、季风、区域气候、农业气候及物候等专题；二十年代以后，他开始因地制宜，以西方的自然科学素养，运用于本土的古代文献资源，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其中最专精于中国气候变迁方面，自《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牛刀初试，历经近五十年，至《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集其大成，以世界性的眼光，综合考古遗存及四部古籍，包括笔记、日记、方志及诗文集所见的片断史料，得出坚实结论，堪称自然科学史的扛鼎之作。[3]其次，在上古天文方面，《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由历法原理入手解决《尧典》疑难，为古籍断代另辟新途；[4]《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比较中国、印度及阿拉伯天学体系的异同及特征，为中外聚讼的二十八宿起源问题作一总结，皆自出手眼，饶有新义。此外论沈括、徐光启、徐霞客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亦得风气之先。[5]
按：竺氏考《尧典》四仲中星为殷末周初天象，考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土远古，其论证方式虽极有价值，而在结论上皆失之过早。[6]此或因竺氏早年任教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与反古史辨的柳诒徵及缪凤林、刘掞藜师徒同处一校，近朱者赤，故不无信古倾向耶？
单纯论科技史著述的数量，竺氏所作并不丰富，且仅有论文，未成专著；然厚积薄发，精思力践，往往极有突破性，虽少而足以胜多。以其专长于气象天文，姑拟之为摩云金翅焉。
总观其一生行事，则不仅学问与事功皆备，抑且人文与科学兼通，固属不可多得。[7]英人斯诺尝指出：现代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断裂为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与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两种文化”，而知识界亦分化为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两个极端的集团（groups）”。则科学史之学，实为沟通“两种文化”的津梁；而如竺氏其人者，即撮合“两个极端的集团”的媒介矣。
按：与竺氏同时代治自然科学者，多兼具传统文史素养。如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皆以地质学为专业，丁氏表彰科学史人物（徐霞客、宋应星），整理边缘民族语文（壮语、彝文），并有《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等作；李氏撰《国防与北防》、《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于中国历史大势观察独到；翁氏亦有上古史、科学史之作。又如胡先骕治植物学，石声汉治生物学、农学，梁家勉治农学，而皆擅旧诗词。其他治专门史者，如邹树文之于昆虫学史，钱宝琮、李俨之于数学史，辛树帜之于农学史，袁翰青之于化学史，其古典文献功力，亦不在话下。晚近以来，何丙郁由物理学转向科技史，席泽宗、薄树人、江晓原主攻天文史，杨宝霖兼治农史及词学、史学，黄一农兼治天文学史及天主教史，[8]皆可谓余风尚存者。
诗曰：相风卜雨亦多端，今古神州测暖寒。道术已成天下裂，兼通文理叹才难。
注 释：(www.xing528.com)
[1]马学良《悼念我的老师李方桂先生》、《历史的足音》，《马学良民族语言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董康长法制编纂馆、上海法科大学，蔡元培长北大、中研院，陈垣长辅仁大学、北师大，马寅初长浙大、北大，任鸿隽、张颐长川大，王星拱长武大、中山大学，刘文典长安徽大学，胡适长北大、（台）中研院，王世杰长武大、（台）中研院，李思纯长四川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胡先骕长中正大学，辛树帜长西北农学院、兰州大学，姚从吾长河南大学，钱穆长新亚书院，傅斯年长中研院史语所、台大，罗家伦长清华、中央大学、（台）“国史馆”，张其昀长（台）中国文化大学，丘汉平长福建大学、（台）东吴大学。
[3]早期研治中国古代气候者，尚有丁文江、蒙文通、徐中舒、姚宝猷、胡厚宣等（据刘昭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第三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修订版），然或不能深入，或限于局部，远不足与竺著相提并论。竺氏之后，刘昭民有《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为此领域中罕有的综合著作，而作者亦竺氏门人；又，文焕然有《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考述动植物的历史变迁，可视作竺氏气候史研究的旁支。
[4]徐旭生见此文，“欢喜赞叹，以为必须这样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因为这样的研究根据于最精确的科学知识，是有决定性的，不像对于古史其他的推断的可东可西。”（《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叙言》，文物出版社1985年增订版）另参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页147-148）、刘起
《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页438-440）。
[5]关于竺氏成就的概况，可参《竺可桢生平与贡献》（《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席泽宗《竺可桢与自然科学史研究》（《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年版）。按：竺氏1949年3月日记有云：“阅费正清（1948年出版）《美国和中国》一书。其中论及人口问题时关于十八世纪自康熙迄嘉庆一百年中中国人口增三倍一节，谓系此时适在包谷、红薯等自美洲传入。余忆两年前余在剑桥，至费正清家茶点时，曾以此意告之，不度竟亦将此意载入书中也。余有此意曾于民卅一、二年与张荫麟谈及，渠深以为然。”（《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1230-1231）由此可见竺氏于科学史常识之广博，不仅学林逸事而已。
[6]关于《尧典》内容的断代，刘朝阳、钱宝琮、岑仲勉于竺说皆有质疑，刘氏以为成于春秋前期或稍前（《从天文历法推测〈尧典〉之编成年代》，《刘朝阳中国天文学史论文选》，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钱氏以为成于春秋以后（《论二十八宿之来历》，《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岑氏以为成于战国（《尧典的四仲中星和史记天官书的东宫苍龙是怎样错排的》，《两周文史论丛》，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时代，钱宝琮力辨竺说，认为成立于战国中期（《论二十八宿之来历》）；夏鼐亦修正竺说，认为可以上推至公元前七世纪（《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夏鼐文集》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潘鼐则主张春秋中后期说（《我国早期的二十八宿观测及其时代考》，《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期；《中国恒星观测史》第一章，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按：竺氏晚年已修正己说，认为“二十八宿起源相当晚，不早于公元前第四世纪。它似乎是土生的，因为它的发展是从很古的中国旧天文传说中脱胎出来的”（《二十八宿的起源》，《竺可桢文集》），则不仅将二十八宿起源的年代推迟，且亦不尽排除外域传入说矣。
[7]竺氏四十年代论集权与民主有云：“集权国家以国家为重，如苏联是，墨子所谓尚同；民主国家以人民为重，墨子所谓下比。”（《竺可桢日记》第二册，页861）又云：“……共产主义的力量在于恨，而目前民主主义之所以未能尽情发奋，由于对于爱之乏信心，因此在国际上共产集团以威胁而民主集团以利诱。此二者皆所谓强权政治也。”（《竺可桢日记》第二册，页1132）可知他在政治上亦不无见地。
[8]胡先骕尝列举现代中国科学家中能诗或有旧学基础者，其中老辈有秉志、任鸿隽、何鲁、张准（子高）、钱崇澍、杨克强、吴蔼辰、许肇南、程孝刚、李四光、竺可桢、翁文灏，并谓“此皆近五十年来，科学家或深入旧学者，国外殆罕其匹。盖旧时代流风余韵之余波，在今日不可见矣”（1965年致龙榆生函，据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引，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页652-653）。另，黄一农近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以“两头蛇”比拟徘徊于天主与孔圣之间的中国教徒；然则兼具科学与人文两种知识背景者，不亦学术上的“两头蛇”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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