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启功

启功（1912—2005），字元白、元伯，原姓爱新觉罗；满族正蓝旗人，生于北京。

近代的书画学可分二途：一为新派的美术史，重在提示历史演变的线索，属于西化的、外部的研究，如郑昶、滕固、傅抱石、童书业者是；一为旧式的书画考述，以书画创作及鉴藏的经验取胜，属于传统的、内部的研究，如黄宾虹、林志钧、余绍宋、谢稚柳、徐邦达、杨仁恺等等皆是，启氏亦其亚也。[1]

启氏为前清皇族之后，然家道中落，仅有中学学历，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识拔，先后到辅仁附中、辅仁大学任教，始得跻身于学者之林。他早年从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畲、溥雪斋、齐白石等名宿问艺，于书画及诗文已具相当造诣，此时复受陈垣学风的熏陶，书画趣味与考据方法两相结合，遂转向书画考证一途。他后来自述“年逾二十，始受教于励耘先生，获闻学术流别及考订之学，得知无徵不信为立言行文之根本。时私嗜书画，试笔多就古书画取材”，[2]夫子自道，最可见其学术渊源。

启氏成果的精要，已汇辑为《启功丛稿》。其中较标准的论著见于《论文卷》，书学史方面，有对《急就章》、《平复帖》、《兰亭帖》的考述；画学史方面，有对“戾家”、山水画南北宗、董其昌代笔问题的论辨；文学史方面，有对“绝妙好辞”故事、《红楼梦》、八股文的研讨。[3]其余短章零札，则收入《题跋卷》。此外单行小册，尚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以题目所限，综述多而发明少，尤其次耳。总观其功力成就，书画与文学之中，自以书画精于文学；书画之中，则以书学尤精于画学；而书学之中，又以帖学更精于碑学。盖启氏生平在创作上，用力于书画最多，而尤以书法为重；其于书法一道，则一反近世风气，重帖轻碑，所谓“师笔不师刀”也。故其学问正与其创作互为贯通，亦互为依傍。

而他将学问（书学）与创作（书艺）结合得最为精粹之作，则当数《论书绝句》一种。此编以我手写我诗，采取纪事诗的体裁，[4]以书法大家的眼光评点历代书学，熔诗、书、史于一炉，虽非正规的高头讲章，却系启氏一生修为的结穴，实可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的最高结晶之一。[5]

启氏曾与陈垣论纳兰性德（成容若）的汉文化修养云：“您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举了若干人，如果我作‘清东域人华化考’，成容若应该列在前茅。”陈氏乃笑谓：“后边是启元白。”[6]此虽系一时戏言，实亦切合实际。诗、书、画三者，为中国古代高雅文化的象征，而启氏一身兼之，以后进的满族血统，翻成最汉化最古雅的标志人物，不可谓“清东域人华化”的殿军乎？

启氏为人，和光同尘，与世无违，然身历政治挟持学术的时代，终不期然而卷入所谓“兰亭论辨”之中。

按：王羲之《兰亭序帖》为中国书法之冠，而《兰亭》真伪问题，自晚清以来乃成文化史上一大公案；六十年代初，启氏曾作《兰亭帖考》、《唐人摹兰亭帖二种书后》，力主《兰亭》真迹说。[7]然而1965年郭沫若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等作，在康生支持下，大张旗鼓地指《兰亭》作为文章、书迹两皆伪托，并通过钱杏邨（阿英）传话，让启氏作文表态。启氏迫于情势，乃撰《〈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作一百八十度的自我否定，称郭氏给《兰亭帖》的神话以当头一棒，“确实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我是非常拥护的！”[8]陈寅恪《赠蒋秉南序》尝以平生未曾“曲学阿世”自慰，启老虽非“阿世”者，然于此一事，固不免“曲学”之讥矣。

启氏书名之盛，当世自不作第二人想，圣手书生一席，宜当仁不让。其字自成一体，世已司空见惯，或问他究属何体，则答曰“大字报体”，并称“文革”时“主要的活动之一是抄大字报。这是我的强项，我不管起草，只管抄，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我书法水平长进最快的时期”。[9]则“文革”欲推倒一切旧文化，而代表旧文化的书法竟藉此放一异彩，此亦历史的吊诡。

诗曰：徵文考献证丹青，字字如金手不停。寒柳一言闻说否，惜公曲学辩兰亭。

注　释：(www.xing528.com)

[1]徐建融又将书画鉴定分为三派：凭藉自身的书画造诣分辨笔墨风格，以谢稚柳为代表；凭藉接触实物的丰富经验分辨笔墨风格，以徐邦达为代表；凭藉文献历史知识考订图像年代，以启功为代表（《当代书画鉴定的三大流派》，《书画心赏录：徐建融书画鉴定二十讲》，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

[2]《启功丛稿·论文卷》前言；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启功丛稿·题跋卷》；《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按：启氏在具体写作上，如《急就篇传本考》、《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亦承陈垣指导（见《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98-99）。又，启氏指陈“对于书法，则非常反对学北碑。理由是刀刃所刻的效果与毛笔所写的效果不同，勉强用毛锥去模拟刀刃的效果，必致矫揉造作，毫不自然。我有些首《论书绝句》……‘少谈汉魏怕徒劳，简椟摩挲未几遭。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曾谬蒙朋友称赏，其实这只是陈老师艺术思想的韵语化罢了”（《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可见甚至在书学观念方面，他也曾受到陈氏的重要影响。

[3]其中《“绝妙好辞”辨——谈曹娥碑的故事》一文，自文本源流角度观察故事的铺衍，颇有《古史辨》作风。

[4]以绝句系事论书之体，古已有之，近世如胡元常有《论书绝句六十首》（中国书店民国刊本），黄遵宪有《浪华内田九成以所著名人书画款识因其友税关副长原苇清风索题杂为评论作绝句》（《黄遵宪集·补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康有为、张宗祥、马叙伦皆有《论书绝句》（《广艺舟双楫》卷六；《张宗祥先生纪念册》，海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寒香宧诗补编》卷二，《马叙伦诗词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边成有《君子馆论书绝句一百二十首》（民国甲申自刊本），启氏则承其余绪，而后来居上。

[5]余英时谓钱锺书“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此语移以形容启氏，亦甚恰当。

[6]《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

[7]《兰亭帖考》，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2年第一期，收入《启功丛稿·论文卷》；《唐人摹兰亭帖二种书后》，原载《文物精华》第三集（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收入《启功丛稿·题跋卷》。关于《兰亭》真伪一案，可参杨仁恺《中国书画鉴定学稿》第九章“《兰亭》论辨”节（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

[8]《〈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兰亭论辨》，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启氏晚年复回归原本所持见解，仍主《兰亭》为真品（参《启功讲学录》第四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78-179）。至于当年的情形，启氏至少曾有两次回忆，先说：“他（阿英）告诉我：‘郭老叫你写一篇文，响应郭老的观点。’我原来写过关于《兰亭》从前的辨论和有关《兰亭》的本子的文章。郭老看过这些文章，就叫阿英告诉我再写一回。我还是我的旧观点，写了一篇，观点还不够明确地说《兰亭》是假的。后来阿英先生说：‘你必须得落实啊，游移的不行啊。’我就按郭老的意思写，说《兰亭》是假的。”（1998年对纪红的谈话，据纪红《“兰亭论辨”是怎样的“笔墨官司”》，《书屋》2001年第一期）后来又谓：“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星期天，钱先生（阿英）把我叫到他家去，我一进门他就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沙发上……他才说：‘你现在必须再写一篇关于《兰亭序》的文章，这回你必须说《兰亭序》是假的，才能过关。’”（《启功口述历史》，页212-213）似以前一说更可信据。按：当时公开反对郭说者，有高二适、章士钊、商承祚三人，以后杨仁恺对商氏之子表示：“当全国绝大多数学者一致指责《兰亭》伪本时，而令尊敢冒大不韪，义正严辞，批驳气势汹汹的谬论，不畏权贵，维护学术尊严，此种品德，实在难得可贵。”（《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附录，《商承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周绍良当时亦撰文力辨《兰亭》不伪，惟未能发表（参李经国《记周绍良先生》，《周绍良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两相比较，则启氏不免乡愿矣。关于此公案的始末，可参卞孝萱《关于“兰亭论辨”》（《冬青书屋文存》，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9]《启功口述历史》，页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