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奇星圣水与岑仲勉的现代学林点将录

岑仲勉（1886—1961），原名铭恕、汝懋，字仲勉，以字行；广东顺德人。

三十年代，岑氏尚无籍籍名，陈垣将其论著转示陈寅恪，陈复函云：“岑君文读讫，极佩（便中企代致景佩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1]至五十年代，岑、陈同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遂得聚首于珠江南畔的康乐园。当其时，历史系强手如云，号称有八大教授，后来戏称“八大金刚”；[2]其中尤以岑、陈一聋一盲，年辈最高，学问最深，又皆以中古史名世，故尊之为二老。[3]

岑氏撰作极勤，而以隋唐历史与文献方面的成绩最为丰硕。于传世史籍，有《隋书求是》、《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唐史余渖》；于金石铭刻，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而《金石论丛》所载论文，亦以关涉隋唐时代者为多；于诗文别集，有《唐人行第录》、《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散篇论著则多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晚年据讲义编定通贯性的《隋唐史》，亦多见其心得；书中对陈寅恪批评甚多，不无角力争雄的心理。[4]

按：大凡学术争执，多易混杂门户之见、人事之争；就学术论学术，似易而实难。现代以来如鲁实先之于董作宾，徐复观之于胡适，夏志清之于唐德刚，何炳棣之于张光直，陈启云之于余英时，或多或少皆流于意气用事。[5]相比之下，岑氏纵不免争胜之心，但他向来主张“讨论与友谊，应截然划分为两事也”，[6]其批评也未逾越学术界限，实亦无可厚非。

又，晚近的隋唐史名家黄永年，针对陈寅恪的见解亦多有驳难，则岑前黄后，堪称寒柳史学的两大“苦手”矣。[7]

岑氏著作的另一大宗，为边疆民族与地理方面。于西域陆路及南海海路，有专著《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佛游天竺记考释》，论文汇辑为《中外史地考证》；于西北国族，则集中在突厥史领域，有《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就时代关联性而言，可视作岑氏隋唐史研究的外编。[8]此外，尚有《黄河变迁史》一种，亦属于历史地理范畴的特殊专题，今拟其为圣水将，亦由此耳。

总而论之，岑氏所研治的隋唐文史与边疆史地两大领域，一涉内一涉外，大体皆属中古时代；另有《两周文史论丛》、《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之作，属先秦史范围，但仅是其学问的旁支而已。在方法上，涉内课题以史料疏证为主，尤重视对不同来源史料的对勘，大抵以正史史料与别史史料互证，以史部史料与集部史料互证，以文献史料与金石史料互证，校其异同，订其源流，辨其正误，补其缺略，是他最用力处，也是他最得力处；[9]而涉外课题则受近代学风熏染，考订语源、地名多滥用对音方法，是其一病。[10]尤其他依赖此法，断定伊兰族（古波斯）、涂兰族（古突厥）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影响，联想过于轻率，比附过于鲁莽，在论证方式上即不可取，宜乎其结论终亦无人响应。[11]

岑氏早岁就读于两广大学堂（后改名两广高等学堂）、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先后在海关、铁道、盐运等机关任职，四十岁左右始专心于治史；1937年得入中研院史语所任研究员，时已年过半百，可谓大器晚成的典型。三十年代初他曾在广州圣心中学（原石室圣心书院）主持教务四年，业余所作论学札记，连篇累牍载于该校《圣心》校刊，几令《圣心》成为他个人的学术专刊；而正因为他将《圣心》寄呈陈垣等学界大老，得显身手，此后方能一跃而登龙门也。[12]

按：岑氏以外，现代史家早年曾任教中学者实甚多，如陈垣、吕思勉、邓之诚、蒙文通、钱穆、徐中舒、谢国桢、陈乐素、聂崇岐、戴裔煊、牟润孙、张家驹等等皆是；其他治文献者如鲁实先、王叔岷，治文学者如吴梅、刘永济、郭绍虞、唐圭璋、缪钺，治语言者如罗常培、季羡林、徐复，治书画者如启功，治民族学者如石钟健，治农学史者如梁家勉，也都有执教中学经历。[13]由此可见民国时中学教育之济济多士，亦可见当时学术界提拔人才之不拘一格。盖学人亦如豪杰，又何须问出处耶？

诗曰：断石残金校异同，西疆南海证交通。隋唐史学谁相左，康乐盲聋两病翁。

注　释：

[1]《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377。

[2]据说八大教授为岑仲勉、陈寅恪、刘节、杨荣国、梁方仲、戴裔煊、董家遵、朱杰勤（一说有蒋相泽，无杨荣国）。按：约略同时，山东大学历史系亦有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童书业、杨向奎八位名教授，有“八马同槽”之称，亦学林佳话也（参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第五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页230）。(www.xing528.com)

[3]蔡鸿生《康乐园里忆“二老”》（《学林往事》上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学境》，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1年版）、《康乐园“二老”》（《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版）。

[4]金毓黻日记有云：“细检岑著《隋唐史》有关唐代之重要问题，多与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意见相反，如论府兵制及进士科等问题，皆与陈氏不同。岑君亦能旁征博引，证明陈氏所论不尽确当，可见其善于读书。……但终觉陈氏之论多从大处着眼，就此一节论之，似胜岑氏一著。”（《静晤室日记》第十册，据蔡鸿生《康乐园“二老”》引）牟润孙评：“兹编则其在大学讲义，引证颇富。惟岑氏于陈寅恪之说，攻击甚力。陈氏之说，固非完整无疵，特岑氏立论往往不及陈氏深湛周密，犹未能夺而易之也；况陈说初非尽误，岑氏并其不误者亦抨弹之，徒增纠纷，且示人与陈氏争胜之意，是亦不可已乎！”（《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下册，台湾华世出版社1976年版）此外，傅乐成对岑氏的具体见解也有驳论（《陈寅恪岑仲勉对唐代政治史不同见解之比较研究》，《中国史论集》，1985年台湾自刊本）；作为中大历史系的岑氏学生辈，蔡鸿生指岑著质疑陈氏者多达二十余处（《康乐园里忆“二老”》、《康乐园“二老”》），姜伯勤亦以为岑氏“对陈寅恪先生意见的讨论，看起来都有些近于过火”（《岑仲勉》，《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鲁实先指董著《殷历谱》“无一义可立，无片词可存”（参陈廖安《董、鲁殷历论辨考实——〈一论殷历谱纠后记〉的检讨》，《鲁实先先生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所、中国文字学会编印）；徐复观曾称“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夏志清谓唐德刚《海外读红楼》一文“立论如此不通，但见大胆骂人，而无细心求证”（参刘梦溪《红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页314）；何炳棣对张光直的印象是：“生平所遇，偏见如此之深，思维如此疏失的学人实在罕见。”（《读史阅世六十年》，商务印书馆台湾有限公司2004年版，页402）陈启云评余英时，有“令人怀疑他的反思反省能力和史学修养”、“不但是对学术的玩忽，而且是缺乏史学常识”等语（《我怎样研究汉儒与王莽》，《陈启云文集》之二《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代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凡此皆可见人际恩怨对于学术评判的影响。

[6]《〈贾岛诗注〉与〈贾岛年谱〉》附录，《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7]曾有长者对黄氏说：“你再也不要写和陈寅恪先生有不同看法的文章了！”又有晚辈评论：“黄永年先生的文章逻辑性极强，更像搞自然科学的，缺乏一种人文精神。大凡陈寅恪先生写什么，黄先生必有相同文章，题目都一样，而内容正相反，不知陈先生要建立的是整个文化体系，又何必拘于细处！”不过，黄氏仍自认“从方法来讲……仍是受了寅恪先生的启发。而且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这一点，也是继承了寅恪先生以及顾颉刚师等老一辈学人的做法”（《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文史探微：黄永年自选集》代序，中华书局2000年版）。另，关于唐高祖是否称臣于突厥的问题，台湾李树桐针对陈寅恪亦多有辨驳，见所著《唐史考辨》、《唐史新论》、《唐史索隐》。

[8]马长寿私下有谓：“目前国人治突厥史者自以岑翁为第一，然烦琐，不能明大义也。”（据周伟洲《我的史学研究与史学观》，《我的史学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9]姜伯勤总结岑氏治史方法，特别突出其两大特色：一为以碑证史，一为重视史源（史料的原始出处）及史余（旧史家未利用的史料）。

[10]姜伯勤《岑仲勉》。

[11]岑氏认为上古中国无论语言、神话、天文、宗教或哲学，皆受伊兰因素（特别是拜火教）的影响（《两周文史论丛》）；又指古汉族在种族、风俗、制度及技术上多有涂兰文化的痕迹（《突厥集史》附录）。按：他一方面称楚国的统治民族源于信奉拜火教的伊兰人（《楚为东方民族辨》，《两周文史论丛》），一方面又称《楚辞》多用涂兰语（《〈楚辞〉中的古突厥语》，《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可算随心所欲矣。参胡少华《评岑仲勉先生“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封建制度）来自突厥说”》，据《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论文提要”部分，中华书局1987年版。

[12]参马国维《近代史学家岑仲勉先生传》，《广东文徵续编》卷十四；姜伯勤《岑仲勉先生学记》，《岑仲勉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按：岑氏与杨永泰、邬庆时皆两广高等学堂同学，杨出长广东财政厅时，岑被委任为广三铁路局长；及杨离粤，岑即脱离政界。邬庆时后赠诗云：“临渊勒马仰陶渊，三径归来正妙年。未许名山沉宦海，却从绝地出生天。建安遗范嘉州守，庄子吾心玉局仙。柱下记曾同问礼，望尘深悔不为先。”（《近百年广东见闻录》，《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五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此亦稀见轶闻，附录于此。

[13]姜伯勤已指出吕思勉、钱穆都曾任中学教师（《岑仲勉先生学记》），其中陈垣执教于广州振德中学（《史学家陈垣传略》，《陈智超自选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钱穆执教于厦门集美学校、苏州省立中学（《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其他则邓之诚任职昆明第一中学（王锺翰、邓嗣禹、周一良《邓之诚》，《王锺翰清史论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朱希祖任职嘉兴浙江第二中学（朱元曙《朱希祖传略》，《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吕思勉早年任职常州府中学堂，抗战时一度任职湖塘桥青云中学、坂上辅华中学（吕思勉《自述》，《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96年版）；蒙文通任职重庆联合中学（李有明《经史学家蒙文通》，《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徐中舒任职合肥六中、上海立达学园（何崝《徐中舒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十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谢国桢任职天津南开中学（谢国桢《自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陈乐素任职广州南武中学（《父与子——纪念父亲乐素先生百年冥寿》，《陈智超自选集》）；聂崇岐任职北平汇文中学（夏自强《功不可没的聂崇岐教授》，《学林往事》中册）；戴裔煊任职广州第一中学、两阳中学（《戴裔煊先生传略》，《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牟润孙任职辅仁大学附中（《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张家驹任职香港培英中学、上海粤东中学（李培栋《宋史学家张家驹传》，《张家驹史学文存》附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鲁实先任职宁乡靳江中学、台湾嘉义中学（鲁传先《鲁实先先生行谊略述》，《鲁实先先生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王叔岷任职重庆联合中学（《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44）；吴梅任职上海民立中学（韦行《吴梅生平详述》，《吴梅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刘永济任职长沙中学（李肖聃《星庐笔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页41）；郭绍虞任职上海启秀女中（《我是怎样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照隅室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唐圭璋任职江苏省立女子第一中学、天津南开中学、南京市立第一中学（唐棣棣、卢德宏《词学大师唐圭璋——记爸爸的一生》，《词学的辉煌——文学文献学家唐圭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缪钺任职河北省立保定中学、培德中学（《缪钺教授自传》，《冰茧彩丝集：纪念缪钺教授九十寿辰暨从教七十年论文集》，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罗常培任职天津南开中学、京师公立第一中学（罗常培《自传》，《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季羡林任职济南省立高中（《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华艺出版社2005年版，页67）；徐复任职南京汇文女子中学、九江同文中学（徐复口述《我只在乎祖国学术的成败》，《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启功任职辅仁大学附中（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励耘书屋问学记》）；石钟健前后任职昆明龙渊中学、五华中学、重庆实验中学（《石钟健教授小传》，《石钟健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梁家勉任职贺县中学、连州中学（周肇基《中国农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记中国著名农史学家梁家勉教授》，《梁家勉农史文集》附录，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按：蒙文通曾表示：“教书，即使是教中学，也对做学问大有好处，我就教过八年中学。平时读书中遇到细小问题，常常不予注意，疏忽过去，而教书就不行了，教中学就更不行了。”（《治学杂语》，《蒙文通学记：蒙文通生平和学术》增补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13）另，李肖聃记清末时“新学初兴，师资犹重。长沙严先生秬香，善化皮先生鹿门，皆以耆儒出主小学，重恒（杨昭楷）亦以举人而教幼生也”（《星庐笔记》，页33），承此风气，则民国时中学师资雄厚，亦非偶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