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盦（庵）、寐叟，室名海日楼；浙江嘉兴人。
电影界有所谓小资导演者，虽作品晦涩、票房低迷而能获国际声誉；若求之于近世学林，则似有二人约略近之：一为革命派的黄侃，一为遗老派的沈曾植。
光绪年间，沈氏官刑部凡十八年，复外派江西广信、南昌任知府，至安徽布政使兼护理巡抚任上，以得罪权贵而辞官；未久辛亥革命发生，一朝典章制度付诸流水，他遂“以前清遗老之资格，为上海复辟之领袖”。[1]
中国传统形态的士大夫，大抵亦官亦学，风雅不坠；故入民国初年，遗老群体在政治上虽退居边缘，在文化上仍不失声望，不复达官，仍为名士。沈氏处身“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声通中外，尤为遗老派名流的典型。王国维在祝寿时恭维他“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其于人心世道之汙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2]挽联又称他“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俄裔哲学家凯沙林（Keyserling）谓“盎然道貌足为中华悠久文明之代表者，当以先生为第一人”；[3]胡先骕更誉之“为清同光朝第一大师，章太炎、康长素、孙仲容、刘左庵、王静庵诸先生，未之或先也”，[4]皆备极推扬。晚近葛兆光有《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一文，钩沉佚史而不无煽情，似亦颇能挽其声价。
然揆诸实际，其人学问固极淹博，而著述则实甚零落。王蘧常《沈子培先生著述目》著录其史地专著近二十种，而实多未成稿，有目无书而已。[5]身后由孙德谦、张尔田等校理刊行者，不过《元秘史补注》、《岛夷志略广证》、《蒙古源流笺证》数种；其书承续晚清四裔史地之学，而与当时西方汉学界的风气遥相呼应，惟筚路蓝缕，不免粗枝大叶。[6]钱仲联复汇辑其札记为《海日楼札丛》八卷、《海日楼题跋》三卷，广涉经学小学、国史异族、中外舆地、典章文献、哲学方术、内学外道、诗词曲乐、书画碑帖诸多方面，最可见其治学规模，亦当为其最可传世之作矣。[7]
按：与沈氏同时代的文廷式，有《纯常子枝语》存世，体裁与沈著《札丛》相当，可并列为清代学术笔记的殿军。然两书皆系未定稿的杂纂，方面虽广，而积累未丰，博杂有余，而精审不足；《枝语》于三教九流无所不究，旁涉外域知识尤多，而芜杂亦尤甚。[8]
王国维寓居上海时与沈氏交往密切，于音韵小学，于西北史地，皆曾受其启发；对外尊其人至无以复加，而私下却颇有讥弹：如罗振玉1916年6月致王函谓沈氏“天才学力并绝等伦，而博学无成，诚如尊论。若果有它生之说，但可资来世之智慧耳”，则可知王氏曾指沈为“博学无成”；同年12月王氏致罗函则谓沈氏“谈论须分别观之，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次年10月函更称“此老才疏志广，今之文举”，比之为小时了了的孔融（文举），则尤见苛刻。[9]张尔田亦谓“其史学、佛学，今日视之，已有积薪之叹，而其诗则自足千古，异日之传，固当在此而不在彼也”，[10]实指沈氏的史学佛学皆不足传。此外，杨联陞颇推许其《札丛》，并说“读这些老先生的书不能以狭隘的考证观点去挑小毛病，而是要看他们的大论断，其中有些论断是很有启发性的”，[11]然自反面看，不也等于承认沈氏于考辨多粗疏耶？故于沈氏其人其学，殊不必神化过甚，置于七十二地煞之列可也。
1917年（丁巳）张勋复辟，沈氏间关北行，参与其役，授学部尚书，犹今之“教育部长”。陈寅恪挽王国维诗有“海日尚书互倡酬”句，“海日尚书”即指沈氏而言，盖以复辟时的虚衔尊之耳。
诗曰：佛学艰深海日楼，岛夷黑鞑考源流。昙花一觉清廷梦，剩说光宣四十秋。
注 释：
[1]园田一龟《新中国人物志》，据王森然《沈曾植先生评传》引，《近代二十家评传》。(www.xing528.com)
[2]《沈乙庵尚书七十寿序》。又，日人铃木虎雄回忆：“在与王君的谈话中我发现，他甚少推许别人，但对在上海的学者，他极推赏沈子培曾植先生，称其学识博大高明。”（《追忆王静庵君》，收入《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3]语见凯沙林在上海的演说，据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引，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366。另参胡先骕《四十年来北京之旧诗人》、《忏庵丛话·沈乙庵师》，《胡先骕文存》上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按：近人李肖聃记沈氏事云：“居上海，人士称乙庵布政。尤精于史学，有俄人某从之受业。子培卒，俄人以汉文为作年谱，称为大儒。”此俄人似即凯沙林。又有议论：“又自昔以来，士以名闻外国为荣，故唐时白傅之诗，价重鸡林，清时海外琉球，亦求袁枚之集，至清末，则日本人游中国，多奉儒宗而师焉。如吴汝纶之门有中岛裁之，而叶德辉亦有松崎鹤雄、盐谷温从问说文音曲之学。俄使馆秘书，近亦通书杨遇夫，求所著书。瀛海棣通，今便于古，士之修业以得名于时者，又不若古之难也。”（《星庐笔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页93-94）此即谓沈氏由于见重外人而增其身价耳。
[4]《海日楼诗跋》，《沈曾植集校注》上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按：齐思和评沈氏学问有谓：“梁氏《清代学术概论》中，无先生之名。按当梁氏著书之时，先生诸书固尚未刊，而名著海内，巍为是学大师，梁氏不容不知，而片辞未及，亦属阙漏。”（《皮鹿门沈寐叟二年谱》，《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二期）梁启超于沈氏不及片言，与“清同光朝第一大师”的谥美正成对照。
[5]《沈寐叟年谱》附；参《沈曾植年谱长编》所附沈著目录。按：王国维1918年11月致罗振玉函谓沈氏“言其所校注《蛮书》、《黑鞑事略》、《圣武亲征录》等共约十种，均有标识，而未详引书籍，欲写定之，须一岁之力，拟努力为之。然恐无此事耳”；沈去世后，王又谓“其遗著成书尚少，而书眉及废纸所记，颇可纂辑，意尚可得数卷，其成卷者亦有数卷，诗文大略已有清本，合之或可得二十卷”（《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页424、页550），由此可略知沈氏著书的概况。
[6]关于《元秘史补注》，姚从吾谓“注文虽不多而颇称精审……但也有很显然的错误”（《漫谈元朝秘史》，《姚从吾先生全集》第五集，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版）；关于《岛夷志略广证》，伯希和论曰“所注不无可值注意之处，然有严重谬误亦不少”（《伯希和记〈岛夷志略〉》，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附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苏继庼更批评他“不晓外文，所据当时国内译印图书亦多难依据。故沈氏于书中地名考证，常游移不定，使读者无所适从……有助于考证者不多”（《岛夷志略校释·叙论》）；关于《蒙古源流笺证》，整理者张尔田（孟劬）续有校补，不仅间采王国维说（据王遽常《沈子培先生著述目》），更暗袭陈寅恪说。按：杨树达三十年代记：“昨日晤陈寅恪。告余云，近日张孟劬剜板改订《蒙古源流笺证》，多用渠说而不言所自出。渠说系用梵藏文字勘校得之，非孟劬所能，或不致引起《水经注》赵、戴之争耳。……孟劬老辈，不应有此，殊可诧也。”（《积微居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120-121）张氏所剿袭者，当即陈氏“蒙古源流研究”论文四种（《金明馆丛稿二编》）。另，陈氏原有《蒙古源流注》稿，抗战时佚于越南，他1942年致刘永济函有云：“弟廿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中有《蒙古源流注》，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后闻伯希和在库伦获《元秘史》元本，故欲俟其刊布，再有所增删。用力虽勤而原书价值不高，今稿既已失去，亦不复谈论此事矣。”（《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244-245；另参陈寅恪1929年致罗家伦函，见《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页118-119）
[7]其中释“笼袖骄民”名义（卷三），在杨联陞《“龙宿郊民”解》之前（另参饶宗颐《与杨联陞论〈龙宿郊民图〉书》[附杨跋]，《固庵文录》；启功《董元〈龙袖娇民图〉》，《启功丛稿·题跋卷》，中华书局1999年版）；辨南宗神会的佛教史地位（卷五），在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之前，皆可见其精旨（参钱仲联《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前言》、《沈曾植年谱长编·自序》）。又，沈氏曾谓：“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据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卷三，中华书局1963年版，页144）陈寅恪称道此说，以为“乙盦先生近世通儒，宜有此卓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可见他对沈氏的推重（据范笑我《笑我贩书续编》引曹宁华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页20）。然而据《唐书·宰相世系表》“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之类附会语，即谓“安息为黄帝之后”（卷二），则未免妄诞矣。
[8]钱仲联称《枝语》“方之往古，盖伯厚（王应麟）、亭林（顾炎武）、辛楣（钱大昕）诸家之亚；求之并世，较沈乙庵《海日楼札丛》虽精湛或逊，而广博差同”（《纯常子枝语序》）。
[9]《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页98、页209、页304。
[10]《张尔田论学遗札》，据钱仲联《沈曾植集校注·前言》、《沈曾植诗学蠡测》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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