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威星百胜将韩滔与饶宗颐

饶宗颐（1917—），字固庵，又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广东潮安人。

晚近名儒，有所谓“北钱（锺书）南饶（宗颐）”之目，恰如《天龙八部》“北乔峰、南慕容”之双雄并峙。单纯以博学而论，则二氏不仅为当代冠冕，亦已达至二十世纪的巅峰。但同为博学，钱、饶取向却颇相背反：钱氏之博为收敛式，如万川印月，取资虽遍及古今中西，而终不离“谈艺”的宗旨；饶氏之博则为发散式，如天女散花，凡古典学问的领域，尤其是近百年新出文献，几无不有所沾染。

饶氏所有著述，季羡林、姜伯勤曾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与金石学、书画学凡八大类。[1]至近时所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二十巨册，更别为十三类：史溯，有《神话传说与比较古史学》；甲骨，有《殷代贞卜人物》、《甲骨集林》；简帛，有《简帛文薮》、《长沙楚帛书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经术礼乐，有《经学昌言》、《古乐散论》、《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宗教，有《道教探原》、《佛教渊源论》、《老子想尔注校证》、《悉昙学诸论》；史学，有《国史上之正统论》、《南方民族学论丛》、《九龙与宋季史料》；中外关系史，有《中外关系史论集》、《新加坡古事记》、《星马华文碑刻系年》；敦煌学，有《敦煌学散论》、《敦煌白画》、《敦煌曲》；潮州学，有《潮州艺文志》、《潮汕地方史论集》；目录，有《词集考》；文学，有《楚辞论丛》、《楚辞地理考》、《选堂赋话》；诗词，有《诗学论集》、《词学论集》；艺术，有《画学丛论》、《画新编》。此外尚有专题论集《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沈建华编）。他自评：“当代学术之显学，以甲骨、简帛、敦煌研究三者成就最高，收获丰富，影响至为深远，余皆有幸参预其事。他若楚辞与楚学之恢弘滋大，而垂绝复兴之赋学与文选学，余皆曾致力，不无推动之绩。至余所开拓之新业，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与悉昙之学，则亦薄著微劳。”[2]其无往不胜，万象皆备，虽博极群书如沈曾植、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亦不足以比肩，故拟之为百胜将。[3]

不惟如是，饶氏非仅学人，且为文人，于旧体诗词文赋，无所不擅；又非仅文人，且为艺人，于书法、国画、古琴，亦无所不通。如此全才，可比《倚天屠龙记》中琴棋剑三绝的“昆仑三圣何足道”，世纪学林，一人而已。

然而求全责备，则其人虽超出博学家的极限，[4]亦不免博学家的局限。盖其为学，务广贪多，泛滥无归，思考力似不足以驾驭其学问。[5]其治学方法不出文史考订层面，而在考订上却往往欠缺条理，不能得其要领，甚或有望文生训、强作系联的毛病。[6]

按：饶氏自号选堂，似有意与甲骨学史上的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此“四堂”分庭抗礼；[7]其早年史学论集题为《选堂集林·史林》，更有追攀《观堂集林·史林》的意味；[8]又曾引日人的说法称“20世纪上半叶的人物是‘观堂’，下半叶是我的‘选堂’”。[9]然为学贵精不贵多，观堂以精取胜，而选堂以多取胜，论学术境界，自有上下床之别。钱仲联恭维他是“并世之容甫与观堂”，[10]兼汪中与王国维于一身，不过文人夸饰语耳。

饶氏平生，颇得天时地利人和。1949年，他为《潮州志》编辑事宜赴港，咨询资助人之一的潮商方继仁；由于方氏的劝阻及资助，饶氏得寓港不归，遂决定其一生的学术际遇。[11]扯旗风月，维港波澜，被视为大英帝国“偷来的时间，偷来的地方”，而饶氏正安居于斯成就于斯：当海内政治运动屡起，批判斗争不断，而饶氏得享“偷来的时间”，是为天时。饶氏八十年代以前得与欧美汉学界互通声气，八十年代以后又能就近寓目大陆新出文物，亦赖“偷来的地方”的地利。五十年代饶氏治敦煌学，方继仁斥巨资为他购入英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为当时日本之外亚洲仅有的一套；[12]以后饶氏刊布图籍，展览书画，开研讨会，建纪念馆，亦多承潮商财力的支持，[13]此则其人和矣。

按：学人成功，固以内缘因素为首要，然亦多有外缘背景。如王国维赖友朋之力，陈寅恪赖家世之力，陈垣赖教会之力，而饶氏赖商帮之力，至于师长机关之力，更不在话下。邓广铭曾谓：“过去京城名角都需要人捧场，学人的成长也一样。”[14]章士钊诗亦云：“名士亦须拉缆人。”[15]信不虚也。

澳洲柳存仁，著《和风堂文集》，取径与饶氏有趋同处，亦嫌博杂有余，而精审不足。

诗曰：扯旗山下著书忙，名号居然续四堂。拣进篮中都是菜，惜哉邃密欠商量。

注　释：

[1]季羡林《谈饶宗颐史学论著》、姜伯勤《从学术源流论饶宗颐先生的治学风格》，皆收入郑炜明编《论饶宗颐》，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版。

[2]《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小引》。

[3]钱仲联谓：“今选堂先生之文，既有观堂、寒柳融贯欧亚之长，而其精通梵文，亲履天竺，以深究佛学，则非二家之所能及。至于文章尔雅，二家更将敛手。……所考释者，自卜辞、儒经、碑版以迄敦煌写本；所论说者，自格物、奇字、古籍、史乘、方志、文论、词学、笺注、版本，旁及篆刻、书法、绘画、乐舞、琴艺、南诏语、蒙古语、波斯语，沉沉夥颐，新解澜翻，兼学术文美文之长，通中华古学与四裔新学之邮。返视观堂、寒柳以上诸家，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九州百世以观之，得不谓非东洲鸿儒也哉！”（《“以古茂之笔，抒新纪之思”——序饶宗颐教授的〈固庵文录〉》，《论饶宗颐》）可谓极表彰之能事。不过，钱氏在口头上曾批评他“做诗填词数量多而创造性不大，老是和古代韵格，阮籍咏怀诗每一首都和，步苏东坡《南山诗》原韵，才力博大我佩服五体投地，做诗是消遣高兴的，这样自讨苦吃，还会被人说是假古董，我是不愿做的”（卜志君《高山流水话知音——钱仲联谈钱锺书》，收入《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www.xing528.com)

[4]香港社会极偏于世俗，然而前有过于博雅的饶宗颐，后有过于文雅的董桥，或亦出于对世俗的反动欤？

[5]顾颉刚曾指梁启超“一生著作只有量的扩张而无质的创造”（《致选修三百年来思想史诸同学书》，《桂学答问》顾颉刚刊印本代序），亦可移以形容饶氏。

[6]如饶氏在卜辞断代方面强为立说，岛邦男、严一萍皆有严厉批评（岛邦男《评饶宗颐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殷墟卜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严一萍《略论饶著〈贞卜人物通考〉的基础问题》，台湾《大陆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九、十期。另参刘克甫《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纪念殷墟YH127甲骨坑南京室内发掘70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在秦简《日书》研究方面亦有明显疏失（参刘乐贤《五行三合局与纳音说——读饶宗颐先生〈秦简中的五行说与纳音说〉》，《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胡文辉《“人日”考辨》，《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又如他以古汉字与印度河图形文字相比附（《谈印度河谷图形文字》，《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中国上古陶文与闪族字母、苏美尔线形文字相比附（《古陶符与闪族字母》、《比较古符号学》，《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多就单文只字入手，在方法上实甚危险；他自“疑古”退回“信古”，举战国简牍“夏”字为证，认为“虞、夏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由不同文化交流与部族分布谈古史上“时”与“地”的复杂性》，《古史之断代与编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3年版），然则“夏”字的存在又岂足以证明夏朝的存在？

[7]唐兰于甲骨研究史，曾有“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等语（《天壤阁甲骨文存序》）；陈子展亦有诗：“堂堂堂堂，郭董罗王。观堂沉渊雪堂化，彦堂入海鼎堂忙。……”（胡厚宣《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题词）

[8]余英时指顾颉刚《史林杂识》实亦摹仿《观堂集林·史林》的名目（《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页33）。

[9]《艺术是学问的升华·饶宗颐访谈录》，曹鹏《大师谈艺录》（二），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按：此语出日本池田温：“二十世纪前半之代表汉学者可屈指王观堂先生，而后半者应当举饶选堂先生。”（《汉学者》，《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附录）

[10]《“以古茂之笔，抒新纪之思”——序饶宗颐教授的〈固庵文录〉》。按：近人金松岑盛推钱仲联诗，钱乃称其为“余平生第一忘年知己”（《记金松岑先生文学》，《梦苕盦诗文集·梦苕盦文存卷七》，黄山书社2008年版）；而钱于饶氏作此过誉，饶乃称其为“我在学术、文学、诗词方面的平生第一知音、知己”（《梦苕盦诗文集·序》）。钱、饶皆妙人哉。

[11]1953年饶氏曾借古拟今地说明：“……建安那个时代，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可是荆州后来却有了一支学派，有了王弼等人的成就。比方说香港，其重要性我认为就等于那个时代的荆州。香港是个避风港，香港有这么多年的安定，离开政治和时代的风暴，很重要。你对照历史看，荆州不是太重要嘛，它只是一个过渡时期，香港也是这样，因为香港是一个可以同国际上来往的自由港。”可见他对香港政治、文化地位的透彻认识。他更表示：“有香港，才有饶宗颐这个人。”又可知香港对他学术生涯的决定性作用（据胡晓明《饶宗颐学记·与香港的因缘》，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版）。按：五十年代王起在政治批判中曾提及饶氏其人其书：“当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中，我在一个晚上去看容先生（容庚），当时有几个中文系学生正在那里跟容先生谈话，容先生把一本刚从香港寄来的有关老子道德经的著作拿给几个学生看，并向他们介绍这书的作者饶宗颐，说他是两广监察使刘侯武的秘书，现在香港大学当教师，每月拿一千元港币。后来在系里公开批判容先生的会上，我批评容先生把这些逃亡到香港的反革命分子的著作向学生宣传，后来在一次中文系教师向我提意见的会上，容先生把这本书拿到我面前声色俱厉的说，‘你看这本书是不是宣传反革命的？’事实上我是说这本书的作者，更明确一点说应是整理者是反革命分子，而不是说老子道德经是宣传反革命的著作。”（《王起先生给容庚先生的公开信》，《中山大学周报》1958年4月4日）给“逃亡到香港”的饶氏冠以反革命之号，亦罕见轶闻，故附记于此。

[12]饶宗颐《我和敦煌学》（《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饶宗颐二十世纪文集》卷八《敦煌学》）；《饶宗颐学记》，页26-27。

[13]参郑会欣《饶宗颐教授与香港的学术渊源》，香港史家与史学研讨会论文。

[14]张广达《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史学、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5]《论近代诗家绝句·陈石遗》，《江海学刊》（文史哲版）1985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