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祖谟（1914—1995），字燕孙；北京人。
音韵学为清代学术的核心，而有所谓考古、审音两派之分，前者重文献归纳，后者重音理拟测。自高本汉将历史语言学引入中土，传统音韵学乃为之失色，而向现代语言学转变。但在新起的中国语言学内部，仍隐然有两派对峙的重演：如王力、周祖谟、周法高，以本土语言文献为本位，可谓新考古派；如李方桂、张琨，以西洋语言学原理为本位，可谓新审音派。[1]李方桂曾谓周氏“是典型的中国派语言学家，他对西方语言学毫无兴趣。……他要写的东西总是关于《切韵》，关于汉语语言学”，[2]由此可见周氏的取向，亦可见两派的分野。
周氏三十年代就读北大中文系，师从沈兼士、罗常培，二年级即发表论文《说文解字之传本》，其时北大遂有“前有丁声树，后有周祖谟”之说。[3]毕业后考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京），有意追随赵元任、李方桂，以加强语言学及方言调查的训练；[4]但未及一年，因母病北返侍奉，旋以抗战爆发，南北阻隔，只得滞留北平。因此他在研究方法上，遂错失亲近审音派的机缘，而终为考古派的代表。
周氏治学，始终以音韵学为重心，而兼及文字、训诂、文献方面；其中尤用力于古语言学文献的校理，为最显著的特色。其论文根柢扎实，多有创获，曾汇编为《汉语音韵论文集》，以后增补为《问学集》两册，台湾、日本皆有翻印，为当代引用率最高的汉语史著作之一。专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与罗常培合作）、《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对诗文用韵材料进行通盘清理，藉此重构上古音与中古音之间的历史缺环；《广韵校本（附校勘记）》、《尔雅校笺》、《方言校笺》、《释名校笺》皆为古汉语文献的最佳整理本；《唐五代韵书集成》集敦煌韵书之大观，比勘异同，考订源流，为中古音研究的基础性文献。此外尚有《洛阳伽蓝记校释》，亦远迈前贤，为古籍注释的高峰。[5]
追溯上古音，须以中古音为初阶；构拟中古音，必以《切韵》为枢纽；而《切韵》的音系性质问题，又为语言学史上一大讼案，至今未有定论。周氏于此，六十年代有《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一文，在中外影响甚巨；张琨虽不尽认同其说，亦承认此文为“最札实详瞻”之作，以为可与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并列，为有关中古语音及《切韵》性质问题的两大经典。[6]
1932年，周氏同时报考清华英语系及北大中文系。当时清华的国文试题包括对对子，题为“孙行者”，周氏对以“胡适之”，颇为出题的陈寅恪所赏。[7]周氏为清华、北大同时录取，以学费原因而选择北大。据说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闻之，多次传言约请周氏一见，而周氏始终回避。以后周氏向旁人解释：胡先生道德文章为一代所宗，但与自己所学并非同一系统，骤然晋谒，有攀附之嫌，云云。[8]然周氏以“胡博士”对“孙猴子”，已先有揶揄意味；又不愿低首拜谒，或于胡适不无轻蔑之心欤？
沦陷时期，周氏承陈垣聘任到辅仁大学讲授国文，得以勉强维持生计。当时他与辅仁同事余逊、柴德赓、启功三人关系密切，并时常到陈（垣）校长处请益，启功回忆：“不知是谁，偶尔在陈校长的书里发现一张夹着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四个人的名字，于是就出现了校长身边有‘四翰林’的说法，又戏称我们为‘南书房四行走’。这说明我们四个人名声还不坏，才给予这样的美称，要不然为什么不叫我们‘四人帮’呢？”[9]
按：清朝有“南书房行走”一职，指入直南书房的翰林，为皇帝近侍，“南书房四行走”乃戏仿的称谓。“四行走”之中，以余逊声名最为黯淡。他系余嘉锡（季豫）公子，早年治中古史，著有《汉魏晋北朝东北诸郡沿革表》、《早期道教之政治信念》、《南朝之北士地位》等论文，惜乎无以为继。
周妻余淑宜，余嘉锡为其岳父，余逊为其妻舅。则余公之婿，实远胜余公之子，今拟为丑郡马者，不过有意恶搞，聊供诸位看官一笑耳。
诗曰：汉唐音学费多时，北魏伽蓝理乱丝。滋味难言余季豫，东床佳婿胜亲儿。
注 释：(www.xing528.com)
[1]清代音韵学的成绩，在古音音类的考订；现代语言学的成绩，则在古音音值的拟测。故综贯而论，似亦可谓清代音韵学在整体上近于考古派，而现代语言学在整体上近于审音派。
[2]《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71。
[3]严学宭《八十自述》，据鲁国尧《“啊，门——”——缅怀周祖谟师》引，《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周祖谟《自传》，《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5]近人唐晏（震钧）有《洛阳伽蓝记钩沉》，张宗祥有《洛阳伽蓝记合校》，范祥雍有《洛阳伽蓝记校注》，徐高阮有《重刊洛阳伽蓝记》。王伊同称周著为“孟坚之师古，学海之杰魁……鸠集传记，增广异闻，功在士林，诚必传之作”（《〈洛阳伽蓝记〉札记兼评周祖谟〈校释〉》，《王伊同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黄永年推崇周著能“理出头绪”，远过于范著（《周祖谟先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学苑零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又，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后出，于各家皆少所许可，指周著“所定条例较密，雠校亦精；但割裂旧文，往往不顾文理文势之所安，辄有改删之嫌”（《洛阳伽蓝记校笺·自序》，中华书局2006年版）。
[6]《切韵的综合性质》，《汉语音韵史论文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按：对于《切韵》的音系性质，大体而言，陈寅恪主单一音系说，而周祖谟则主综合音系说（参龙庄伟《切韵研究史稿》第四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周氏曾表示：“我写《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目的就是追踪陈先生，也纠正了陈先生的一些错误。”又，周氏弟子鲁国尧有《“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于南北朝语音问题亦有创获，或誉为“可以追随陈、周二位先生之后”云（鲁国尧《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第二序）。
[7]周祖谟《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收入《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参周祖谟《往事自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十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周祖谟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此一掌故的详情及其学术背景，可参王震邦《陈寅恪论学的四个面向》第四章（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8]白化文《仰望周燕孙（祖谟）先生》，《人海栖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按：顾颉刚多次向胡适表彰谭其骧，但谭始终未拜见过胡，晚年弟子问其缘由，谭答：“不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什么事要见他。”谭又与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纲系好友，陈曾向俞问起谭的情形，但谭也未去拜谒陈（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90）。又，钱基博与章士钊为旧交，曾去函命钱锺书就近拜访，而钱氏未从；以后钱氏鄙薄章氏《柳文指要》一书，表示“当年遵先君命，今日必后悔”（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据范旭仑《容安馆品藻录·章士钊》，《万象》第六卷第十期）。
[9]《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11。参周祖谟《怀念一代宗师援庵先生》，《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来新夏《忆念青峰师——纪念柴德赓先生百年》，《邃谷师友》，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版；陈智超《千古师生情》，《学林漫录》十七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按：四十年代后期胡适任北大校长，毛子水常去胡家，陪胡太太打牌，旁人戏称为“胡宅行走”、“胡公馆行走”（邓广铭《胡适在北京大学》，《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张守常《怀念郑天挺先生》，《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又，五十年代初钱锺书奉调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有旧识专程恭贺，钱乃谓：“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页124；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2008年版，页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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