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豪（1910—1980），字傑人，后改杰人；生于杭州，自以杭县为籍贯。
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随坚船利炮而至，教会于中国世俗社会的影响，远过于今日所能想像。故民国前后，有基督教背景的学人亦不在少，如洪业、林语堂、蒋廷黻、简又文皆幼年受洗，陈垣、王治心、谢扶雅、许地山、吴经熊、方显廷、罗香林皆信徒，潘光旦、许倬云一度皈信，杨宽晚年皈依天主，杨小凯患癌症后亦信教；[1]而徐松石、李志刚为牧师（基督新教），徐宗泽、方豪为神父（天主教），尤以神职而兼学人者也。
方氏十二岁时，以家贫而入修道院，至二十六岁晋升司铎（神父）。在研修、传教之余，自习文史而终能出人头地。四十年代先后执教于浙江、复旦、辅仁大学；1949年赴台，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以后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十届人文组院士，以教士而为院士，于宗教及学术两界皆称异数。大抵其一生事功，以神父而兼任教授，虽治学而不废传道，以“史学与天主之间”一语可以概括。[2]胡适致方氏函曾谓“天主教的中国信徒之中，你是最有研究成绩的学人”，[3]牟润孙亦称“民国以来，公教司铎治中国史，主讲成均，誉满中外者，杰人为第一人焉”，信非虚语。[4]
方氏为学，始以明清时期的天主教史及中外交通史鸣世，成就亦以此最为杰出。所作如《拉丁文传入中国考》、《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伽利略与科学输入我国之关系》、《明末清初旅华西人与士大夫之晋接》、《明清间西洋机械工程学物理学与火器入华考略》等，皆题目重大，引证丰赡，且多以其教史知识及外文素养为凭藉，故能为他人之所不能。[5]其于红学，有《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长文，亦出其所长而独辟蹊径。[6]以后复综贯上下，著《中西交通史》，乃至今为止这一领域最为详博的通史。
按：陈垣为教徒中的学术先进，于中外交通史及宗教史学，尤为一代开山；方氏治史，即以私淑陈垣起步，无论研究取向或著述风格，皆可见陈氏旨趣。[7]仅以宗教史研究而论，陈垣以基督教入华史为开端，进而遍考一赐乐业教（犹太教）、火祆教、摩尼教、回回教等西来宗教，再转治本土化的佛教、道教；而方氏的学术处女作即《浙江天主教小史》，第一篇在教外刊物发表的论文《浙江外来宗教史》，亦旁及景教（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晚年又研讨宋代佛教。又，陈氏治史，最重史料，善作专题；而方氏亦始终标举“历史专题研究”的旗帜，论学随文献而转移，为史料学派的正宗。[8]故方氏虽非陈垣正式门徒，但陈门高弟牟润孙却称许他得陈氏真传，以为“新会学案中，当列方司铎为第一传人”。[9]陈、方二氏，皆以教会中人而治教会史，今拟方氏为地勇星，期与天勇星陈垣相呼应耳。
方氏迁台以后，以时过境迁，治学重心转向宋史及台湾史。于前者，有通论性的《宋史》，而以宋代佛教史领域最有成绩；于后者，则在早期台湾史料的挖掘及整理方面用力最多，尤对台湾商业史上“郊”（同业工会）的系列研究最具开拓性。惜于中外交通史渐无以为继，他本人也有“斯学反觉寂寞，每念故人，不胜欷歔”之叹。[10]
其平生所撰，专著不少，而论文尤多，亦最可观。早年汇编为《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第一辑、《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方豪文录》，晚年扩充为《方豪六十自定稿》、《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及《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选待定稿》，诚洋洋大观；其撰作之勤，题材之广，史料之丰，气魄之大，实近世学林所罕见。较之陈垣，精密或有不及，而气象固无逊色也。
其治学尚有一特色，即随自身所处环境而就近取题，所谓“近身之学”。其弟子章群总结：“……先生治史则自近身始。身为教士，则治教士来华传教史；身在台湾，则治台湾史；先生数世居杭，余敢必言，先生治宋史，自南宋临安始。循此三途，遂造绝峰。”[11]则取材本地，以寄托情怀，不亦为学之一径欤？
方氏晚年，喜言“人要死得其所”，并于傅斯年死在台湾省参议会、胡适死在中研院院士会议、姚从吾死在研究室，屡有钦羡之辞。而方氏终在台北基督教青年会台湾史研讨会中昏倒，延至一周后去世，亦死得其所矣。[12]
诗曰：中华归主自东南，佚史明清仔细探。教会论才谁健者，杰人气象继援庵。
注 释：
[1]蒋廷黻、罗香林、潘光旦、杨宽、许倬云入教事较少为人知，见张玉龙《蒋廷黻社会政治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30）、罗桂祥《罗香林教授传略》（《兴宁文史》第十三辑“罗香林教授专辑”，广东省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1989年编）、潘乃穆《回忆父亲潘光旦先生》（《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再版后记（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许倬云《我的学思历程》（《许倬云问学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www.xing528.com)
[2]李东华《史学与天主之间：方豪的志业与平生》，《方豪先生年谱》代序，台湾“国史馆”2001年版。按：基督教神学，本有信仰与学问二途；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即以学问而见重于中国士大夫阶级。此外，中国佛门僧侣，亦素有重视“外学”（教外学问）的传统。则方氏即内承耶稣会修士的角色，外续佛教学问僧的风气，其学即耶门之“外学”也（参牟润孙《方杰人司铎六十寿序》，《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1969年台湾自刊本；又见《海遗丛稿[二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另，李敖曾指方氏为“政治和尚”，“他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固然有学术基础，但也不乏马屁之功。他显然是在中央研究院有意减少北大势力的政风下当选的”（《方神父的惊人秘密》，《李敖论人物》，香港望乡出版社1983年版）。
[3]此据《方豪先生年谱》，页99；手迹见书前扉页（此函不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适书信集》）。按：此语或系针对当时台湾语境而言，故概括并不周到，陈垣、洪业自不在方氏下也。
[4]《方杰人司铎六十寿序》。
[5]方氏通拉丁文，亦精法文，而向达两皆束手，因此曾对他表示：“十六七世纪这一段历史交给您了。”（方豪《回首二十年》，《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盖向氏本专注于中西交通史的中古时代也。又，傅斯年致方氏函亦有谓：“伏念今日治近代中西交通者不一家，各有所成，而先生以司铎为此，其拉丁文之根柢，迥异众人，即此一端已着先鞭，此所谓扼管钥、据形势者也。前程可畏哉！”（据方豪《回首二十年》）
[6]严敦杰谓方著（初稿）“研讨书中外国物品之传入时代，与书中人物可能接触之外国人，以推知红楼梦故事发生之年代及故事之背景，颇为详尽，实中国小说史及中西交通史上年来不可多得之作”；“从小说中汲取科学史料，实以方氏为第一人”（《跋红楼梦新考内西洋时刻与中国时刻之比较》、《论红楼梦及其他小说中之科学史料》，据方豪《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引，《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1969年台湾自刊本）。
[7]参李东华《怀援庵与亮尘，念觉明与杰人——略论民国以来国人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方豪先生年谱》附录。
[8]方氏尝谓：“新中国通史之不易完成，史料之整理，要为一先待解决之问题。……今人之痛诋‘历史专题研究’者多矣，（近人多喜以考据二字称历史专题研究，实为不当，兹改为今称。）或讥为玩物丧志，或誉为破碎支离；实则学术研究皆各有其兴趣，惟真沉浸于其学者，始能领略其兴趣，沉浸既深，自然乐此不疲，乐之至极，乃近于‘玩’，但玩物不必丧志……”（《略论张荫麟先生在史学上之成就》，据李东华《方豪与现代中国史学研究的转变》引，《方豪先生年谱》附录）另参李东华《史学与天主之间：方豪的志业与平生》。按：陈垣为述史之学，重题目的选择、史料的采辑；而陈寅恪为考史之学，重结论的发覆、史料的辨证。方氏于“二陈”之间，显然近于陈垣。方氏所称的“历史专题研究”，亦即述史的方法，故其成绩能如此丰硕；若如陈寅恪之考史，取窄而深的尖端路线，则不可能以数量取胜矣。
[9]《敬悼先师陈援庵先生》，《海遗丛稿（二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按：方氏十七岁在修道院学习时，即违反教会禁令，开始私下向陈垣通信请益（参《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278-310）；陈氏1945年12月致方氏函有言：“公教论文，学人久不置目，足下孤军深入，一鸣惊人，天学中兴，舍君莫属矣。”（《陈垣来往书信集》，页306）可见陈氏对他的推许。
[10]见李东华《史学与天主之间：方豪的志业与平生》。
[11]《方豪先生〈六十自定稿〉读后感言》，原载《方杰人院士蒙席哀思录》，据李东华《方豪与现代中国史学研究的转变》引。方氏又曾对学生表示：研究历史要由自己家乡的历史研究起（许雪姬《方杰人教授对台湾史研究的贡献》，《方豪先生年谱》附录），亦可见其宗旨；而方氏抗战时转徙西南，有《康熙间测绘滇黔舆图考》、《清初宦游滇闽鄂之犹太人》、《徐霞客与西洋教士关系之探索》等文，亦“近身”之作（李东华《史学与天主之间：方豪的志业与平生》）。按：朱启钤为官多涉及市政工程，故知重视建筑史；商衍鎏作为末代探花，则研究清代科举；孙金铭、李则芬皆出身行伍，各治兵制史、战争史；王贵忱曾司职银行，乃从事钱币史；马明达出身回族武术世家，自幼习武，而治古代兵器史、武学史，兼作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此亦如方氏身在教会而治天主教史，皆由自身际遇以求学问，亦“近身之学”也。
[12]见李东华《敬悼先师方杰人神父》，《方豪先生年谱》附录。按：吴相湘此前曾言：姚从吾死于台湾大学历史系研究室，“和适之先生死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傅孟真先生死在省议会议场，鼎足而三：为中国近代学术界留下鞠躬尽瘁的珍贵典型。”（《姚从吾教授尽瘁史学》，《近代人和事》，台湾三民书局197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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