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煞星镇三山黄信杨联陞

杨联陞（1914—1990），原名莲生，后以莲生为字；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

四十年代初，在哈佛习文史哲的中国留学生中，任华（西方哲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吴于廑（世界史）、杨联陞（中国史）四人皆风华正茂，而意气相投；[1]周、杨二氏尤为英敏特出，当时胡适已有意延揽他们到北大以为己用。[2]其后任、周、吴三人皆返国任教，三十年间运动相乘，政治逼人，周氏虽于劫后重拾旧业，终未臻大成；惟杨氏自有因缘，得以留在哈佛远东语文系执教，墙外开花，海外称雄，乃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3]

杨氏论学，以广义的中国经济史为中心，而旁及中国历史的各个角落。专著以1952年完成的《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最为重要，号为简史，篇幅确亦无多，但实有深广的学术根基，为高度浓缩的综括；与稍后大陆出版的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相比，虽于规模宏大、史料详赡方面皆不能企及，但以简驭繁，亦足以自立。论文如《晋代经济史释论》概述断代经济面貌，《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会子形状考》辨析经济制度的细节，《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钩沉经济思想的潜流，《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观察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运作，《原商贾——余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追溯商人社会角色的源流；其他方面，政治史有《国史诸朝兴衰刍论》、《国史上的女主》、《明代地方行政》，宗教史有《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及《补论》、《〈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社会史有《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4]皆自具手眼之作。

杨氏论著的精华多收入《中国制度史研究》（英文）、《汉学散策》（英文）、《国学探微》及《杨联陞论文集》。大都选题新颖，辨析细微，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总体视野，又具历史考证的微观基础，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5]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曾选修陶希圣中国社会史、陈寅恪隋唐史课程，深受陶氏所编《食货》杂志的影响，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法》又得陈氏指导；故其为学，在领域及取向上实追随陶希圣，而在方法及风格上则借鉴陈寅恪，即“大处”如陶氏“着眼”，而“小处”如陈氏“着手”也。他于经济史，能进复能出，与治中国经济史的其他名家相较，如梁方仲、全汉昇、傅衣凌、彭信威皆专家之学，而杨氏可谓通人之学矣。其学又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以博杂多端著称，亦不无零碎之弊，故他不自称史学家，而以“开杂货铺”的汉学家自居，虽身处北美汉学界，作风实更接近于欧洲汉学家。[6]

美国汉学家因为语言隔阂而想像丰富，容易发生“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的毛病，[7]故杨氏特别强调对文献原义的理解，倡导“训诂治史”，以为“研究中国史的人必须具有起码的训诂学素养。够不上这种要求的研究者，只能算是玩票性质，而不会成为一个全健的汉学家”。[8]而他本人也身体力行，不仅随处寓训诂于史学，更有《“龙宿郊民”解》、《汉语否定词杂谈》、《禅宗语录中之“聻”》之类语文层面的专门考辨。

此外，杨氏还特别以学术书评闻名，收录于《汉学论评集》（英文）的计四十余篇，除去其专长的领域之外，更遍及考古、地理、科技、官制、文学、哲学、书画等方面，并能祛疑纠误、鞭辟入里，其价值实不在正规论文之下。刘子健甚至说“他最精彩的学问，多半见于他写的书评”。[9]

按：法国汉学巨擘伯希和亦以书评驰誉于世，而每每目无余子，出语严苛，以“汉学警察”自许。时流多指杨氏以博学贯注于评论，可上比伯希和；[10]而杨氏虽不满意伯氏性格刻薄，雅不愿与伯氏并举；[11]但亦曾表示“中国需要很多像伯希和一类的‘汉学界的警察’”，[12]并自嘲为“汉学的看门狗，看到人家胡说，必高叫一声”。[13]故就整肃学术纪律的作用而言，他确可作“汉学警察”之续，拟之为地煞星，不亦宜乎？

杨氏学养深邃，惜四十多岁后患抑郁症，每一二年即发作一次，故虽寿至高年，论者仍有千古文章未尽才之叹。[14]

诗曰：剑桥岁月未蹉跎，铁幕周郎可奈何。汉学西洋称警察，如公堪继伯希和。

注　释：

[1]周一良《纪念杨联升教授》，《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又，胡适1943年10月14日记：“晚上在周一良家吃晚饭。同坐的杨联陞、吴保安（按：即吴于廑）、任华，都是此间最深于中国文字历史的人。……此间人颇多，少年人之中颇多可与大谈中国文史之学的。”（《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七册页541；参余英时《论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另，周一良出于自谦，在四人中排除自己，称任、吴、杨三氏为四十年代的“哈佛三杰”（《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三杰”》，《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按：周一良五十年代曾去函杨氏及王伊同、邓嗣禹，作学术统战，动员他们回国（杨联陞1956年5月致胡适函，《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页290）

[2]胡适1944年6月29日记：“‘……虽然不是家园柳，一样风流系我思。’戏改杨联陞的‘柳’诗，却寄杨君及周一良君。（我上周去信，约杨、周两君去北大教书，他们都有宿约，不能即来。）”（《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页559；参余英时《论学谈诗二十年》）所谓“不是家园柳”，盖指杨、周二人原非出身胡氏门下耳。

[3]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又，法国戴密微曾视杨氏为“少年辈第一人”（《杨联陞自传》，《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周法高列举他为欧美汉学界的代表人物，与台湾的胡适、香港的钱穆及大陆的陈寅恪并列（《论汉学界的代表人物》，《汉学论集》，台湾正中书局1965年版）；何炳棣亦指他在汉学界有博学无双之誉（《读史阅世六十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页375）。(www.xing528.com)

[4]以后杨氏又有《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的讲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即《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一文的延伸。

[5]参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周一良《纪念杨联升教授》。

[6]杨氏五十年代在日本、台湾时就自嘲：“九流十家之中，如果有我一家，就是杂家。也可以说是开杂货铺的。”（《中国文化中之媒介人物》，《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六十年代又曾对何炳棣说：“你是历史家，我是汉学家。甚么是汉学家，是开杂货铺的。”何答：“可是你这杂货铺主人的货源确实充足，连像我这样‘傲慢’的历史家有时还非向你买货不可。”（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349）杨对周法高亦表示：“我因在外国教书关系，只能开杂货铺。”（《与周法高先生论汉学人物书》，《论汉学界的代表人物》附）“杂货铺”之喻又见其打油诗（《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结语》）按：周一良、何炳棣皆认为杨氏宜称汉学家，而非历史家之称可以概括（《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三杰”》；《读史阅世六十年》，页343）

[7]这本是傅斯年批评拉铁摩尔语，后来杨氏借用此语，并为萧公权所称引（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参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页70、页225-226）。

[8]《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后来他又向往“考据而兼义理的训诂创见。大书如傅斯年先生的《性命古训辨证》。单篇文章如沈兼士先生《‘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引言》）按：陈寅恪喜言：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杨步伟、赵元任《忆寅恪》，收入《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正与杨氏用意相近。

[9]《斯学传斯风——忆杨联升先生》（据周一良《纪念杨联升教授》引）。另参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

[10]见周法高《论汉学界的代表人物》；周一良《纪念杨联升教授》、《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三杰”》。

[11]杨氏著文称伯希和“主编《通报》，常写书评，对被评者往往失于刻薄，不留余地，自称汉学界之警犬。……有人以我的书评比伯希和，实是称许过实，万不敢当。我的书评很少火气，作风与伯希和大不相同”（《书评经验谈》，《哈佛遗墨》）；私下亦谓“伯公晚年以汉学界之警犬自命，不可向迩。其书评不留余地，非弟所从”（1982年8月致周一良函，据周一良《纪念杨联升教授》引）

[12]杨氏1945年9月致胡适函（《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页57）。

[13]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283。

[14]周一良《〈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质疑》（《哈佛遗墨》）、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