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武：地魁星神机军师，现代学林点将录

余英时（1930—），安徽潜山人。

余氏曾称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1]而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每一时期各有其“中心人物”：清末为梁启超，民国为胡适，五十年代以后大陆为郭沫若。而余氏本人，则可谓近二十年的“中心人物”。大抵梁身处舆论政治的现场，胡、郭则转向思想文化的舞台，余氏更退居专业学术的幕后，故自梁、胡、郭而余，知识分子的“中心人物”在学问上渐趋于专门，对政治社会的作用则渐趋于萎缩，此亦余氏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也。[2]

尽管如此，余氏在学院著述之外，于思想文化及舆论政治，皆理念明澈，时有灼见谠言，犹不失梁、胡余风，近乎雷蒙·阿隆所谓“介入的旁观者”的角色。综合而言，其于海内外知识界的影响，可称当代第一人，故拟为神机军师，居地煞之首。

五十年代前期，余氏在香港新亚书院师从钱穆，遂奠定他在中国历史及思想史方面的基础及方向。而在此之前，余氏流徙于内地，在思想上已有新文化及自由主义的底色，故能祛除钱氏文化观的保守偏执；在此之后，他又赴哈佛大学接受严格的西式学术训练，并得到杨联陞的指导，复能修正钱氏思想史方法的粗疏泛滥。[3]他早年的英文论著，有《东汉生死观》、《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论题属于中古以前的观念与社会，偏重分析及概括，遵循西方著述规范，亦较近于杨联陞的制度史思路；[4]七十年代以来，转以中文写作为主，专著有《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论文集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等，论题则多属中古以后的思想与人物，重视对原始文本的辨析及阐释，融入本土的学术传统，实即回归钱穆的思想史格局。[5]

余氏论学，不专骛于一门，不以单纯的史料积累取胜，甚至在方法创新、领域开拓、考证深入方面亦未远过群侪；其胜处在于视野开张，眼光透辟，善分析，具通识，论述周到而绵密。于西方理论思潮亦自具手眼，有裁断，有去取，援之以解释中土文献多能切合语境，如盐入水，而不显生硬。[6]尝谓“实证与诠释殆如两束芦苇之相倚不倒……治思想史仍守知人论世之旧义而不欲堕于一偏。论世必尚外在之客观，故实证之法为不可废；知人必重内在之主观，故诠释之法亦不可少”，[7]可见他趋新法而不弃旧义，重诠释而不离实证，能折衷中西学术传统于一炉。

余氏治学术思想史，本以古代为主业，而出其余力，对上一代的学界胜流亦多有论列：于其师钱穆，有《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为钱氏的学术身份定位，与新儒家划清界线；于陈寅恪，有《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以陈先生之法还读陈先生之诗文”，指出陈氏在国共易代之际欲走还留，始发陈氏“晚年心境”一大公案；[8]于胡适有《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确定胡氏在现代学术谱系中的枢纽地位；于顾颉刚有《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钩稽顾氏前所未知的心灵史。凡此皆由个人而时世，由学术而内心，已臻余氏自我期冀的“知人论世”之境，为学术史研究的典范。

按：民国学术史为近年显学，余氏无心以此为专业，而自成此学宗师。盖余氏论民国学术史，亦如梁启超、胡适、钱穆论清代学术史，皆有广博的旧学素养以作凭藉，故能出古入今，游刃有余。台湾王汎森得其嫡传，自外部的思想史立场着眼，而又能贴近内部的学术脉络，为中年一代的佼佼者。大陆诸家，如桑兵（中国近代史）、罗志田（现代中美关系史）、陈平原（现代中国文学史）则相对缺乏古典学问的背景，山外看山，海边测海，即所谓“对塔说相轮”，[9]虽提倡总结有功，而论说终隔一层。

在天地玄黄的1949年秋，余氏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未打算离开大陆。稍后余氏父母从台北移居香港，余氏赴港探亲，也仍拟北返燕大继续学业；但北行列车在东莞石龙滞留四五小时，余氏当时心念忽转，“‘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终于战胜了‘爱国主义’”，才决定等列车到达广州即折回香港，是为余氏“个人生命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10]若非他一念之间，岂有今日的余英时？然则当日无缘南下而湮没无闻的芸芸学子亦多矣，其中本应有多少余英时耶？[11]

诗曰：剑桥新亚学兼修，二十年来踞上游。莫道故园归不得，依然海外有神州。

按：美国小说家沃尔夫著有《无处还乡》（又译《你不能再回家》），谓人事全非，故乡已无处可寻耳。而余氏自1979年以后即未返大陆，近年乃借用德人托马斯·曼的名言，傲然曰：“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

注　释：

[1]《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www.xing528.com)

[2]《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3]余氏后来回忆：“坦白地说，我最初听他（按：钱穆）的讲课，在思想上是有隔阂的，因为我毕竟受‘五四’的影响较深。……我对于钱先生的文化观点有距离，也有同情。……我的运气很好，在香港遇到了钱先生，在哈佛大学又得到杨联升教授的指导。杨先生特别富于批评的能力，又以考证谨严著称于世。他和钱先生的气魄宏大和擅长总合不同，他的特色是眼光锐利、分析精到和评论深刻。这是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学者典型。”（余英时《我走过的路》，《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又谓“杨先生既渊博又谨严，我每立一说，杨先生必能从四面八方来攻我的隙漏，使我受益无穷。因此我逐渐养成了不敢妄语的习惯，偶有论述，自己一定尽可能地先挑毛病”（《从“反智论”谈起》）。

[4]杨氏治学以经济史为重心，故《汉代贸易与扩张》最接近杨氏的步调；但此后余氏即再未回到纯粹的经济史领域，虽有《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表现》、《商业文化与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商人文化演变研究》等作，但皆以经济观念问题为中心，已属广义的思想史范畴。按：除杨联陞外，留美华裔学人如何炳棣、黄仁宇亦以经济史为主要取径，或与美国学界重社会科学、重经济史的语境有关。

[5]余氏对钱穆的继承，不仅在整体格局上，亦在具体观察上：如《中国近世宗教伦理》指禅宗为西方新教式的宗教革命，钱氏《国史大纲·引论》、《再论禅宗与理学》已发之；《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强调清代学术思想（考据学）与宋儒的关联性，亦发扬钱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余绪。按：余氏谓梁启超、胡适皆以清代朴学为宋明理学的反动，至少对于胡适并不准确，胡氏三十年代已明确指出“考证方法，不用来自西洋，实系地道的国货，三百年来的考证学，可追溯至宋”（1934年在辅仁大学的演讲《考证学方法之来历》），晚年又谓“我国自十七世纪初期其后凡三百年的学术研究，实在并不是反对朱熹和宋学，相反的，近三百年来的学者实是承继了朱子治学的精神”（《胡适口述自传》第十二章），恰与余氏自身的“内在理路”说趋同。另，关于宋学与清学的连续性，论者实甚多，尤非钱、余师徒的特见：如清末皮锡瑞已谓“国朝治汉学者，考据一家，校勘一家，目录一家，金石一家，辑搜古书一家，皆由宋儒启之”（据张舜徽《学林脞录》卷九《皮锡瑞论学语》，见《爱晚庐随笔》，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冯煦亦谓“今之学者多自名为汉学，其实宋学也。何则？今所称汉学者，其略有四：曰说文，曰考据，曰金石，曰校勘……所学皆宋学，而攻宋不遗余力”（《蒿盦随笔》卷三），唐晏（震钧）云“本朝诸儒自名汉学，而夷考其学，则仍两宋之支派也”（《两汉三国学案·凡例》），姚永概云“国朝诸家所治之业，号曰汉学，自今思之，一一皆原于宋人，不过就其遗绪发皇张大之耳。即谓之宋学，亦无不可也”（《慎宜轩笔记》卷十）；又民国以来，如叶德辉指顾炎武、江永之学皆承朱熹（《经学通诂》卷一），王国维谓“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代之金石学》，《静庵文集续编》），汪辟疆称清学出于宋学（《读常见书斋小记·清学出于宋学》，《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顾颉刚晚年亦承认“清学的根本却是从宋学中产生出来”（《彻底批判“帮史学”，努力作出新贡献》，《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复刊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张舜徽更再三申论宋学及朱熹对于清代学术的重大影响（《学林脞录》卷七《宋代学术之广博成就》、《朱子之朴学》，卷十一《朱子之学之影响》，卷十三《徽州诸儒之朴学》），皆其例。

[6]如以帕森思“哲学的突破”及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学说理解先秦诸子的兴起（《士与中国文化·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以基督教传统中“信仰”（faith）与“学问”（scholarship）的对立阐发宋明理学的分歧与转向（《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以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比照章学诚的史论（《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以库恩的“范式”概念描述胡适及新红学的崛起（《〈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多甚妥帖，并能加强其理论性及解释力；惟以韦伯“新教伦理”假说发掘前近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虽颇具启发性，局部上亦有新义，但终不能摆脱韦伯模式的先天缺陷，不免中西比附的毛病，较之大陆唯物派史学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似有五十步笑一百步之嫌。

[7]《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按：余氏自谓《晚节考》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两书在方法上“实有内在之一贯性”（《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盖皆诗史互释，而“溶实证与诠释于一炉”也；此亦如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与《柳如是别传》，在方法上亦一以贯之。不仅如此，《晚节考》钩沉明遗民的心事，《晚年诗文释证》发掘当代文化遗民的心事，其旨趣亦属一贯。

[8]翟志成有《长悬天壤论孤心——熊十力在广州（一九四八—一九五○）》长文，辨析熊氏“去留之间摇摆不定”的心境甚为细致，与余著用意略同（《熊十力全集》附卷下，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而郭齐勇的驳文《为熊十力先生辨诬——评〈长悬天壤论孤心〉》（《熊十力全集》附卷下），亦有类于冯衣北（刘斯奋）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也。

[9]相轮，佛塔之轮，“对塔说相轮”出宋儒程颢评王安石语：“介甫谈道，正如对塔说相轮。某则直入塔中，辛勤登攀，虽然未见相轮，能如公之言，然却实在塔中，去相轮渐近。”余氏论西方哲学，曾自谦为“对塔说相轮”（《“对塔说相轮”——谈现代西方的思想动态》）。

[10]《“弦箭文章”那日休？》，《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另参《我走过的路》。

[11]1949年饶宗颐得富商方继仁资助，从此寓港不归，以后他追忆：“我觉得在我的整个生命中他是很关键的一个人。我如果不出来，可能人都没有了……这是最大的转折，连我个人也想象不到的，重新做一个饶宗颐。”（胡晓明《饶宗颐学记》，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版，页25-26）又，金庸1948年被《大公报》派驻香港，他后来也说：“《大公报》原来是派另外一个翻译来香港的，但那个人当时刚结婚就决定不来香港，于是报社就临时改派我来。如果我不来，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会继续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就给斗掉了……”（金庸谈话录，见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皆与余氏类似。按：饶父为潮州富商，金（查）父为海宁地主；土改期间，金父竟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被处决（参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页116-118）。则饶、金若非南下居港，其命运可以想见。另，旅美的陈荣捷晚年谈及广东开平老家亦云：“有一件真实的事发生在1951年，我们七个村子里有十个人被当作地主给枪毙了。……我同他们当中的几个共过事，为了村里的学校和其它一些事。我想如果我在中国的话，我将是第十一个，我想会的。”（华霭仁整理《陈荣捷[1901-1994]：一份口述自传的选录》，《中国文化》1997年第15-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