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孙楷第解读《现代学林点将录》双尾蝎解宝

孙楷第解读《现代学林点将录》双尾蝎解宝

时间:2023-11-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孙楷第,字子书;河北沧州人。登高一呼,激扬风气,树立白话小说的经典地位,使小说史研究成为近古文学史的正宗,自以胡适为始;[1]而实际建构规模、指引门径,真正将小说史打造为现代学术的独立王国,则以孙楷第为始。若孙氏为哥伦布,则马氏可谓郑和矣。孙氏为此痛心疾首,直到临终前,文研所所长刘再复前去探望,孙氏已不能言语,犹在手心写一“书”字,以表白其终身恨事。[15]以其结局可悲,故拟为天哭星焉。

孙楷第解读《现代学林点将录》双尾蝎解宝

孙楷第(1898—1986),字子书;河北沧州人。

登高一呼,激扬风气,树立白话小说的经典地位,使小说史研究成为近古文学史的正宗,自以胡适为始;[1]而实际建构规模、指引门径,真正将小说史打造为现代学术的独立王国,则以孙楷第为始。

孙氏早岁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从杨树达治训诂校勘,著《刘子新论校释》、《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极受杨氏推重,已得窥清代朴学的殿堂。[2]但他宁愿为新学问的鸡口,不甘作旧学问的牛后,故逐渐转向新兴的小说考证。随后因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需要,博涉中日小说馆藏,编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更进而完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遂一举为古典小说研究奠定版本目录学的基础。[3]胡适称道他“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他的成绩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做基础而已。……所以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专为了看小说而渡海出洋,孙先生真可算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哥仑布了”。[4]

按:在孙氏以前,治小说史的前驱尚有鲁迅、马廉二氏。鲁迅以《中国小说史略》享名,但他偏重文言小说方面,实不与现代小说史的主流,他的成就实由于其文化政治地位而被放大;相反,马廉收藏小说珍本甚富,研治小说史亦极勤,[5]英年早逝,著述未成,故其学术史地位长期都被低估。孙氏早期《三言二拍源流考》一文,实多受马廉启发而作;[6]《通俗小说书目》之作,更以马、孙合编的《近代小说书目提要》为蓝本,尤有赖于马氏的指点及其小说庋藏。[7]故孙氏于此道,实遥奉胡适,而追步马廉。若孙氏为哥伦布,则马氏可谓郑和矣。

又,孙氏之于小说史,类乎谢国桢之于明末清初史;谢氏著有《清开国史料考》、《晚明史籍考》,亦以专题目录而作学科指南也。

孙氏治小说,文本源流方面,《三国志》、《水浒传》、《今古奇观》、《包公案》、《醒世姻缘传》、《儿女英雄传》等皆有考辨;传播方式方面,有《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说话考》、《词话考》;本事出处方面,有《小说旁证》。于戏曲史用力亦勤,成就亦多:如《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叙录戏曲文献三百余种,[8]《也是园古今杂剧考》述元曲版本,《元曲家考略》辨人物事迹,《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傀儡戏考原》追溯近世戏曲渊源,《元曲新考》补订王国维、吴梅的缺失,《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指证盐谷温的疏误,其成绩亦不在小说史之下。此外,于楚辞、汉晋乐府、唐代变文、元代俗语,亦多有发明。[9]其中散篇论著,汇辑为《沧州集》、《沧州后集》。

大抵孙氏以严谨的朴学方法及作风考证下里巴人的小说戏曲,以目录学为基础,比勘版本,考镜源流,[10]在材料上必求博赡,在结论上务能新颖,故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誉。[11]

孙氏著作多成于三四十年代,早已确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元老地位,但五十年代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之后,却深受排挤。[12]至八十年代,文学所推举“十大学者”,结果仅选出七人,而孙氏竟不与其列。[13]故他晚年作《口述自传》及《业务自传》,颇援引师友对他的评语以自重;甚至托名将《业务自传》改写为《孙楷弟先生学术研究五十年》,欲藉此作自我表彰(后未发表)。[14]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孙氏不得其平,不过欲求名副其实耳。

孙氏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原居北大镜春园,“文革”时被迫搬离,不久又下放干校,藏书无处可存,据说为家人贱价售予中国书店。及至七十年代回城,欲赎回藏书,而书店索价甚巨,力不能致;复向总理办公厅去函求助,书店闻之,乃抢先将其书拆售。孙氏为此痛心疾首,直到临终前,文研所所长刘再复前去探望,孙氏已不能言语,犹在手心写一“书”字,以表白其终身恨事。[15]以其结局可悲,故拟为天哭星焉。然而当日此类遭际固甚多,[16]孙氏之痛,亦知识分子之痛也。

诗曰:目录编成竭泽渔,沧州二集戒空疏。多藏却令终遗恨,谁散平生万卷书。

注 释:

[1]钱穆指“当时学术界凡主张开新风气者,于文学则偏重元明以下,史学则偏重先秦以上”(《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169),前者指白话小说,后者指古史,皆胡适提倡之功也。

[2]王重民以孙著《刘子新论校释》与敦煌本《刘子新论》对勘,“与此卷合者十得八九。益叹此卷子本之善,与子书校书之精。”(《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186)参孙楷第《我的〈口述自传〉与〈业务自传〉》(《学林漫录》第十六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

[3]孙目出版以后,郑振铎、赵景深、谭正璧、阿英、周越然、齐如山、杨世骥、柳存仁皆有继踵之作,其中阿英《晚清小说目》在年代上正与孙目衔接,尤可视作孙目的续编(参程毅中《20世纪通俗小说研究回顾》,《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www.xing528.com)

[4]《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另,孙氏《三言二拍源流考》、《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等文,都得到胡适称赏(孙楷弟《我的〈口述自传〉与〈业务自传〉》)。

[5]参潘建国《马廉不登大雅堂藏书及其小说研究》,《古代小说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

[6]孙氏自谓:“马先生为斯学专家,收藏极富,于《三言》、《二拍》之学尤为研究有素。余工作之暇,辄就款谈,聆其议论,有所启发,默而识之,因得细心校理,识其途径。……其中板刻及诸本同异,皆夙昔闻之马先生相与讲求讨论者,此所谓《三言》、《二拍》学仍当属之先生,余不得掠美也。”(《三言二拍源流考》题记)

[7]潘建国《马廉不登大雅堂藏书及其小说研究》。又,今存马氏《中国通俗小说考略》手稿,考述小说百余种,虽未完备,但较之孙著《通俗小说书目》,实已先拔头筹(见《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

[8]孙氏早年有《读曲记》,综录明清戏曲近千种(孙楷弟《我的〈口述自传〉与〈业务自传〉》);他在《通俗小说书目》及《读曲记》的基础上,又为日本“东方文化协会”主持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编写戏曲、小说类提要,此即《书录解题》的来历(参田杉《孙楷弟与〈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学境——二十世纪学术大家名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9]孙氏将其著述分为诸子、小说史、戏曲史、变文、楚辞及乐府歌词五类(孙楷弟《我的〈口述自传〉与〈业务自传〉》)。

[10]胡适云:“我和马隅卿、孙子书诸人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只是用校勘考证的方法去读小说书。读小说要考证校勘,然后感觉古本精本的需要。”(1943年5月致王重民函,见《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上册页74)胡适又谓:“我对《红楼梦》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前用校勘、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以用在小说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增订版,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十册页3652)用意亦同。

[11]杨镰《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孙楷第》,《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2]杨树达1955年2月日记载:“孙楷第十余年不通书问,忽来书诉受人排斥之苦,长十五纸。此人颇褊,当有以慰之。”(《积微居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396)杨氏以毛泽东老乡兼老师的身份,当时在学界正当红得令,孙氏去函诉苦,盖期望杨氏或能援手欤?

[13]黄克《孙楷第先生其人其事》,《学林漫录》第十六集。

[14]何炳棣亦好引据学界同行的恭维以自壮(见《读史阅世六十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又,王国维亦屡假借友人樊志厚(抗父)、罗振玉、蒋汝藻之名作自夸语(胡文辉《王国维的逸文及其自我表扬》,《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5月6日;收入《辫子,还是辫子》,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15]参杨镰《怀念孙楷第先生》(《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五十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学泰《〈闲话藏书〉的闲话》(据徐雁《中国旧书业百年》引,科学出版社2005年,页667)。另,关于孙氏下放前居住及藏书的情形,刘乃和有第一手的回忆(《我所认识的孙楷第先生》,《学境——二十世纪学术大家名家研究》);关于藏书贱卖一事,谢国桢称以七分钱一斤计价(《我的治学经历》,《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中行回忆是四百六十元(《孙楷第》,《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陆永品甚至说是四十元(《缅怀几位师长和学长》,《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五十年记事》)。按:孙氏一生,惟以书为侣,无所用世,但他在“文革”期间有咏史一律云:“若非暗斗即明争,历史相传是砍经。元祐诸贤号奸党,东林名士受奇刑。细思往事糊涂了,亦有男儿气不平。试听匣中三尺剑,夜深长响是何灵。”(杨镰《怀念孙楷第先生》)颇借古非今,以销胸中块垒,则亦不仅书呆而已。

[16]梁思成当时被迫移居单间住房,部分建筑类珍本寄存于清华建筑系资料室,以后大都损毁;其他图书只得当作废品售予收购站,共运输四十五车次,价三十五元(林洙《最后的岁月》,《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又,范祥雍藏书二万余册,包括善本、批校本、旧钞本,皆毁于一旦(《范祥雍自传》,《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四],上海文史研究馆1993年编印);谢兴尧畏惧藏书成为“四旧”的罪证,乃暗中烧书,烧之不尽,复作为废品卖尽,以七分钱一公斤计,共得八元(《我与书》,《堪隐斋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商鸿逵全家被逐出原住宅,藏书只得以两辆马车送住废品站(王曾瑜《缅怀邓广铭师》,《丝毫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杨宽藏书的精华近两千册为其长子盗卖,杨氏因此与之断绝父子关系(《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页363-364)。至于其他被抄家者,更不在话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